隋唐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对外交流也处于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隋炀帝动用百万名百姓，一举将往前众多王朝修建的河道进行贯通，成就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运输作用。隋朝迁都河南洛阳，对大运河的要求更多地集中于向朝堂提供粮食支持和经济支持的作用，军事需求方面也相对较少。
江南地处长江流域，是真正有名的“鱼米之乡”富庶之地，更有当地门阀世族把控，朝堂为了进一步掌控江南地区，修建和贯通京杭大运河成为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不仅能够掌控当地门阀世族，更能将全国经济中心所具备的资源用于朝廷，进一步扩展朝廷实力进而震慑江南的门阀世族。
隋朝末年，国立衰败，大运河诸多河段皆处于堵塞状态，唐朝在对于大运河的打理基本就是处于疏通，史料记载“四疏汴渠，五浚邗沟，三治江南，二凿丹灞，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灵渠，黄河汾水道……”而这其中的数字仅仅只是约数，运河堵塞已经成为常态，需要有强大的国力支持才能实现长期维护。
而同样的经过疏通的运河，与北方朝堂间的联系也愈加紧密。公元826年，为缓解河道水浅、船只难以运行的现状，王播奏请开凿新运河便于船只运行，以利于漕运发展;到了公元712年，唐睿宗命魏景清引淮水至黄土岗，直通扬州，便捷漕运事业的发展，经济、军需、粮食运输等都得到一定的提效。
除此之外，隋唐大运河的贯通更进一步激发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早在三国时期，江南经济就有较大幅度的发展，左思《吴都赋》有言“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更有《三国志》中说吴国“其野沃，其民练，其财丰，其器利……”由此可见，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完全不逊色于长安、洛阳这些历朝古都的繁华。
并且由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商贾往来皆汇聚于运河周围。隋唐时期对外贸易往来频繁，日本、朝鲜、罗马、波斯等都与之有经济往来，尤其到了唐朝，亚非地区与唐通使交好的国家达到70多个，京杭大运河出现了千年难得一见的繁荣盛景，其所孕育的大运河文化也成为京杭大运河历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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