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需走弱，内需显得更重要。今年1至2月，以美元计价，中国出口按年下跌6.8%，仍比预期为佳。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下行，中国出口增速今年有可能倒退，故扩内需显得非常迫切。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加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种种脱鈎举措，使中国的出口面临多重压力。在这种背景下，要更多依靠内需，主要是两项：投资和消费。中国扩内需过去主要是靠投资拉动，通常对GDP的贡献比重40%以上，而全球的投资对GDP贡献率平均只20%左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是外向型出口导向、以投资拉动为特征，虽然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但正面临多种挑战。
一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空间有限。在投资拉动中，制造业占比最高，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达到33%，再升有点难度。二是房地产已进入下行周期，房地产投资通常在基建投资中占25%左右，去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跌10%，这是非常少见。三是基建投资回报率近年持续下行，去年基建投资增长近10%，对稳增长起到关键作用，但回报率持续下降。虽然未来可以通过投资拉动扩内需，但这驾马车的动力愈来愈弱，而且债务增长比较快。
正是看到投资在拉动经济中的弊端，所以要扩大消费和内需以拉动经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但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能否愈来愈大，也要审慎考虑。因为现在看，居民部门的消费动力主要来自于收入增长。过去几年，可支配收入增长略低于名义GDP增速，虽然基本保持一致。按照这种状况，消费要发挥超预期作用，其增长明显超过GDP增长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消费扩张必须要靠收入来保障。其次，中国收入结构也存在一定问题，因为消费主体是中低收入群体，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没有明显超过GDP增速。
关键在拉动居民收入
今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消费目标加权平均计算是7.1%，2022年同样各地方对消费的预期增长是7.7%，也就是在预期今年GDP增速明显上行之下，各地对消费增长的预期并不高。各省市GDP目标明显高过2022年时，各地对消费的贡献增长率反而比2022年低，是否反映居民对消费预期不高？
消费预期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收入，另方面取决于居民的杠杆水平。目前中国居民平均杠杆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居民在房贷方面的支出比较大，在消费上通过消费贷进行提前透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方面取决于收入，另一方面取决于居民债务水平，中国居民部门存在杠杆率水平偏高的问题。如果要把消费放在扩内需的优先位置，需要多举措、多渠道来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提供便利性的消费场景来刺激消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1年和2022年都提到“三重压力”，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说明消费一方面受到需求收缩的压力，另方面也受到预期转弱、信心偏弱的影响。
改变需求收缩、预期转弱的局面，需要在政策层面作更加长远规划，一是高就业，二是低通胀。高就业是经济增长目标，短期需要获得动态平衡，但同时要追求长期结构合理。把消费放在优先位置，改变目前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投资拉动转到消费拉动，这不是短期能实现的目标，需要长时间努力。出口和投资拉动这种模式在前期优势非常明显，因为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但今后的转型过程比较漫长。但短期经济仍面临压力，靠投资拉动这样的逆周期政策，也是合理的。
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维持高增长，肯定会降至中高速增长。十九大以后提出目标，要实现高质量增长，所以经济增速下行是客观存在的压力。但是，如果过度看重稳增长的目标，就可能采取更多逆周期的政策来平滑经济周期，其短期稳增长效果非常明显，但也会带来长期结构失衡问题。过去30年，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过两次以上的负增长，而中国的GDP增长曲线非常完美，没有出现过负增长。而实现这种完美，更多的还是靠投资的作用，也就是逆周期政策的加力，但相应地用在消费方面的力度就不够，使得经济结构扭曲问题长期得不到稳妥解决。
未来在实施扩内需战略，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措并举下，除了要关注短期目标，更要关注长期目标。如果为了稳增长而采取逆周期政策，使得长期的改革目标被延后，后面将承担更大的成本。要坚持推进结构调整，确保长期目标的实现。2035年中国要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在共同富裕上要有显著效果，需要在税制改革、促消费、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更加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