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去世之后，幼子成王继位，周公辅政。被封于殷商故地的商纣王之子武庚，与周武王的三个弟弟散布流言，说周公想要对成王不利，从而发动叛乱。
一时间，谣言满天飞，周王室内部也有很多人对周公产生了怀疑。
在此时，姜子牙请命出征，征讨叛逆，周公却拒绝了姜子牙的请征，而是决定亲自去讨还自己的公道。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与姜太公率军攻入朝歌，商军战败，血流漂橹。
眼见大势已去，商纣王帝辛逃到鹿台，穿着他的宝玉衣，自焚而亡。
周武王入城之后，砍下商纣王的头颅，并挂在旗杆上示众，又亲自处死了祸国殃民的妲己。
商纣王虽死，但是殷商遗民依存，按照“灭国不绝祀”的原则，周武王决定保留殷人的祭祀。
为了收买人心，安抚殷商遗民，展示周人的宽容仁义，周武王便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商故地。
但是，此时的周人虽然打败了商人，却也没有后来的那么强大，周武王对武庚也不放心，担心他起事作乱，于是便将自己的三个弟弟派来监管武庚。
周武王将三弟管叔封于朝歌以东的卫地，建立卫国；五弟蔡叔封于朝歌以南的鄘国；八弟霍叔封于朝歌以北的邶国，这就是“三监”。
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去世，周成王继位。
此时，离周武王克殷建周才刚刚过去2年，天下初定，周武王的四弟周公唯恐诸侯叛乱，于是亲自摄政，代行王事。
周公的摄政很快引起了其他兄弟的不满，尤其是周公制定礼制，严格限制了诸侯的权力，让其他兄弟都对他产生了猜忌。
尤其是卫国国君管叔，他是周武王的三弟，也是现存中最年长的兄弟，按照当时“兄终弟及”的惯例，周武王死后，管叔应该是最有资格摄政，于是他便认为是周公篡改了周武王的临终遗诏。
管叔当即联络蔡叔、霍叔等人，开始炮制流言，说周公欲要对王位上的孺子（周成王）不利，想要取而代之。
在三位诸侯的大力支持，以及武王其他兄弟的推波助澜下，流言很快散布到了全国，就连周成王，以及时任太保的召公奭（shì）也不禁对周公旦生起了一丝疑心。
一时间内忧外患，眼见着刚刚建立的周王朝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周公决定首先要安抚周成王与召公奭。
召公奭也是宗室大臣，与周公同辈，此时位居太保，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周公。
为了安抚召公奭，周公写了一篇《君奭》，大意是先谈守业的艰难，强调辅政大臣对王朝兴衰的作用，然后全面召公与自己同心协力。
听了《君奭》中的话后，召公这才高兴起来，开始辅佐周公，共同应对此时的艰难局面。
随着流言的散布，三监又与早有复国野心的武庚勾结在一起，并与殷商旧地东夷的徐、奄、薄姑等方国串通，发动叛乱。
周公团结了召公奭之后，又召回刚刚在营丘建立齐国的太师姜子牙。
姜子牙听说殷商遗民再次发动叛乱，当即勃然大怒，主动请求出征，征讨叛乱的武庚以及三监。
周公旦却拒绝了姜子牙的请征，他说：“当初，是我在武王面前推举武庚，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并向管叔他们问个清楚。”
听到这里，姜子牙也反应过来，这是公室兄弟间的关系，他一个外人的确不好插手，于是便向周公保证，待周公出征，他一定坐镇都城，保证无人敢前来作乱。
周公稳定了后方，这才领兵出征，出征前，周公还作了一首誓师词，作为战前作动员，即《大诰》。
周公亲自率兵东征，第一个目标就是三监。
三监也没想到，周公旦能如此快就集结兵力，来到了家门口，按照他们的想法，当流言传入都城之后，定然会让周公进退失据，陷入外有强敌，内部怀疑的境地。
他们虽然联系了东夷之民，可是真的还没做好跟周朝主力作战的准备。
很快，三监以及武庚的大军在周公面前一触即溃，武庚、管叔、蔡叔、霍叔全部成为了阶下囚。
对这四个掀起叛乱的主力，周公对他们的处置也各不相同。
首先是武庚，作为殷商后裔，武王没有灭掉他们的祭祀，就已经是很仁慈了，他竟然以怨报德， 那只能送他去见先祖了。
虽然杀死了武庚，周公依旧没有灭绝殷商祭祀，以商纣王的哥哥微子继承殷祀，在宋地建国，即宋国。
其次是他的哥哥管叔，管叔是众兄弟中对周公执政最不满的一个，周文王子嗣众多，老大伯邑考早死，所以传位给老二姬发，即周武王。
而周武王死后，按照兄终弟及的传统，应该他这个老三上位了，为何会越过自己，让老四周公旦上位？
所以，管叔才是这才掀起三监之乱的幕后主谋，若非有三监的鼓动，被围困住的武庚也根本无力突破他们三兄弟的包围。
因此，周公旦将罪魁祸首管叔也杀死。
而蔡叔和霍叔都只是从犯，周公顾念兄弟之情，便只是将他们流放，并未杀死。
武庚覆灭之后，周公并没有停下东征的步伐，继续开始向东征讨，对叛乱之民穷追猛打。
在这个过程中，姜子牙父子也辅佐周公旦，或坐镇京都、运筹帷幄，或领兵东征，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周成王亲政之后，曾命姜太公曰：“东至海， 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齐国由此得到征伐之权，开始对侵吞周边小国，这才迅速崛起，成为春秋第一大诸侯国。
而周公在东征之后，便开始营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即洛邑。
成周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并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宣布各种典章制度，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在周公旦摄政的第六年，他觉得周成王已经渐渐长大，便决定还政于王。
在还政前夕，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
然后，周公便退居二线，将主要精力放在制作礼乐，完善各种典章法规之上。
第二年，也就是周成王继位的第七年，同样也是洛邑建成的那一年，周公完全还政于王，北面就臣位。
周公致政三年后，在丰地养老，临终前叮嘱后人道：“一定要将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
但是，周公死后，成王也谦让，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于是将其葬在文王之侧。
自春秋以来，周公就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圣人，他也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为最近的古圣之一。
汉代思想家曾评价：“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
周公二次克殷，稳定了周朝的统治，他制作的礼乐制度，影响了后世数千年。
周公的各种丰功伟绩不说，单说他在成王年幼时期摄政，待成王成年之后没有恋栈不去，就是古代大多数权臣都难以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