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被称为国之栋梁的老将岳钟琪，突然被革职削爵，投入了牢房，被判斩监侯。
何谓斩监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死刑缓期执行。岳钟琪功劳可不小，在此之前，他统领大军，转战疆场，平定了西藏、青海叛乱，屡建战功，雍正更是多次点名嘉奖，说他是朝廷之柱石，怎么一下就被判斩监侯了呢？
难道帝王翻脸都比翻书还快，一点不念旧情吗？此事当然事出有因，这事儿要先从雍正的疑心病说起。
雍正疑心重，这事儿是学者们所公认的。但他也有自己的难处，九子夺嫡如履薄冰，好不容易登上大宝，依旧危机重重，政敌们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搅乱视听，播散流言，这些都使雍正的疑心加重，以致于在工作中形成一种职业病。
雍正有着伟大的政治抱负，在用人上尤其小心，所以他十分注重对官员的明察暗访。
曾经他也一度轻信于人，在年羹尧、隆科多事件后，一度又过于怀疑人，大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势。
比如他曾怀疑河南河北总兵官纪成斌与年羹尧有染，多次加以试探，对方表白不信，在纪成斌拿出实据后，雍正才表示：“览此奏，朕心释然矣”。
后来虽然他自己也有所悔悟，得出“过疑则失人，过信则自失”的至理名言，但疑心病的毛病一生未改，为此不是还加强完善了“密折制度”吗？
那么岳钟琪有什么让雍正不放心的呢？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当时成都有人造谣说岳钟琪是岳飞的第十七世孙。岳飞是抗金名将，而满人是金人后裔，这么说来，岳氏与清朝那是有着世仇之恨啊！
流言一出，雍正就坐不住了，立马叫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去查，最后查到一个四川人身上，此人系造谣惑众，最后被判死刑。
此事虽然过去了，但雍正对岳钟琪已有芥蒂之心。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让雍正更加不安了，此事就是吕留良案。
吕留良自称明朝遗老，不肯屈志归清，长期隐居山林，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在他的著作中记载了大量清朝事迹，下笔无所顾忌，尤其对康熙时政指斥颇多。在吕死后，其著作藏于家中。
曾静是湖南靖州人，到州城应试，偶然间看到了吕留良的诗文，顿感大受启发。之后又从吕留良后人家中得到了全部吕氏遗书，并与吕的徒弟严鸿逵及严的徒弟沈在宽等人，来往甚密。
这群人志趣相投，便以华夷之别为思想基础，打起了反清复明的主意，更何况当时雍正的名声也不好。
当时雍正正值抑制宗室，猜忌功臣，胤祀、胤禟和年羹尧先后被治罪，其党徒大造流言，攻击雍正不得人心，行将垮台。
曾静等人也认为此时正是好时机，但总得有军队吧，找谁呢？最后把主意打到了川陕总督岳钟琪身上。
他们听说岳钟琪是年羹尧的部将，曾两次要求入见雍正被拒，由此忌恨皇帝；又了解到他是岳飞后代，正好是满人的仇敌。于是，便产生了借岳钟琪之力反清复明。
曾静等人先派张熙带了封书信前去游说，岳钟琪收到书信后，大吃一惊，信中列举了雍正九大罪状：弑父、逼母、害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好淫、诛忠用佞，并力劝岳钟琪拥兵举义。
岳钟琪佯装赞同，随后便将曾静一党全部抓获，并送往北京让雍正亲审。雍正借此制造了雍正年间最大的文字狱案--吕留良案，此案一直延申到了乾隆时代。
对于此事，岳钟琪也牵扯其中，雍正对他的态度已经不淡定了，这为他之后的遭遇埋下了隐患。
西北边疆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大清，或者说一直困扰着中原王朝。到清朝时，西北盘踞着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一直对大清进行骚扰和挑衅。
雍正五年（1727年），噶尔丹策零继承汗位，在沙俄的支持下，不断掳掠喀尔喀诸部。在此背景下，雍正派出了傅尔丹和岳钟琪出兵进剿。
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驻军阿尔泰山，出师北路；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驻军巴里坤，出师西路，二人共同执行讨伐噶尔丹策零的任务。
但此次出兵两路军都不顺利，先说西路军。出师不久，就发生了科舍图遇袭事件。
清军大兵压境，噶尔丹策零一面积极准备迎战，一面却奏请罢兵议和。于是雍正下令暂请进兵，并召两路大军主帅进京商议军务。
噶尔丹策零在得知此消息后，大喜过望，派人袭击了西路军的牧场科舍图。噶尔丹策零突袭，劫走了全部驼马。岳的部下纪成斌虽全力救护，但因力量悬殊，最终大败。
幸亏总兵樊廷与张元佐及时出击，才夺回部分驮马。但是这次事件传报给雍正时却隐瞒了事实，说是只有少数被劫，大部分被追回，纪成斌写的是大捷奏报，因此，还还受了奖赏。
实际却是，在这次事件中，西路军损失的驼骡高达十二万余头，阵亡汉蒙官兵高达三千多人，这可不是轻微，这是损失惨重，直接对西路军之后的行动产生影响。
因此，科舍图事件对西路军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后来雍正得知真相后，气得差点吐血，又鉴于岳钟琪之前那些捕风捉影的不忠之事，逐渐对他失去了信任。
雍正九年（1731年）春，岳钟琪向雍正上奏了军机事宜十六条，建议击敌后方，之后在吐鲁番屯田，并在哈密、吐鲁番之间设置哨所。
雍正说十六条没一条可以采用，还拿科舍图其部下纪成斌大败一事羞辱他，很显然，雍正对他已失去信心。
此后，岳钟琪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被皇帝怀疑谎报军情，雍正又任命都统伊礼布为西路副将军，率两千八旗兵前去赴任。
并且伊礼布的权力很大，雍正指示他，凡岳钟琪统兵所到之处，他都可带满洲兵一同前往，这分明就是在监视岳钟琪。
岳钟琪在十六条被否后，又提出了坚壁防守的战略，这下雍正又不高兴了，说之前是因为你军队少，朕同意你持重坚守，如今统兵两万九千人，还说众寡莫敌，何懦怯至此？不能御敌，是筹度无方。
之后，雍正又任命了一位西路副将军，派石倬云去分了岳钟琪的统兵之权。而实际上，早在岳钟琪出兵西北时，他的川陕总督一职就被大臣查郎阿接手了。
雍正的用意也很明显，就是在警告岳钟琪，如果你不卖力，我随时可以撤换你。
实际上，岳钟琪走到这一步，也不能全怪雍正。在未出师之前，他把话也说得过满了，豪言“指日荡平，献俘奏凯”，可能与当时曾静、吕留良案未正式结案有关，总之，岳钟琪在雍正面前大言有十胜把握。
而现实却是先吃了噶尔丹的败仗，作为主帅的岳钟琪，也免不了骄纵之罪。由于科舍图的失利，导致雍正认为西路军已难有作为，继而将希望转向北路军。
再说北路军基本都是满洲兵，此前准军多为满洲兵所败，这也是雍正倚重北路军的原因之一。但没想到的是，北路军之败比西路军之败要惨上百倍。
1931年7月底，傅尔丹在和通泊一战中遭遇了惨败，八旗精锐尽失，清军18名将领中有14名将领阵亡，彻底打破了京都八旗兵“破万不可敌”的神话，可以说是清军19世纪以前遭遇的最大、最耻辱的一次败仗。
按理说，傅尔丹遭此一战，本应赴死，但在他上疏请死之后，雍正反而安慰他说：此乃中了奸计，你没自杀，全力应战，还带着残兵回来，还是知道轻重的。
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清史稿》
实际上雍正的话只能信一半，他不生气不怪罪是还没到时候。一旦时辰到，哪个都跑不了。
傅尔丹遭遇围攻时，岳钟琪当然也没闲着，他忙着出兵救援，率主力直捣准噶尔的乌鲁木齐，采取围魏救赵之策，以减轻傅尔丹重兵被围的压力。
岳钟琪虽然拿下了乌鲁木齐，但对战局并没有多大帮助，不过雍正对此还是给予了正面评价。
西路军的战线拉得很长，粮队和牧场频频受袭，使得大营经常发生缺粮草现象，数万清军在饥饿中作战，军心也不稳，即使有战机出现，也很难抓住。
1732年1月，六千准军从乌鲁木齐进发扰掠哈密，岳钟琪派副将石云倬到无克克岭待敌。
石云倬到达指定地点后，岳钟琪又令他迅速进占梯子泉，以切断敌军归路。可是，石云倬却晚出发了一天，导致在他到达时，敌军已逃出设伏点，并停止了追击敌军，最终造成此次出战一无所获。
事后，岳钟琪将责任全部推到石云倬身上， 以贻误军机的罪名，下令撤了他的职务，以张广泗代为副将，并将其押送京师治罪。
实际此时，岳钟琪本人也已身负重罪。在哈密事件之前，还发生了马顺事件。副将马顺派兵远出巡哨，突遭敌军，被杀死两人，抓走一人。
马顺事件发生后，岳钟琪上奏朝廷，建议以马顺不遵军令之罪，加以严惩。不料得到一个意外的答复，雍正下令将岳钟琪和马顺一并交兵部审讯。
再加之发生哈密事件，岳钟琪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了。
朝廷大臣见岳钟琪失宠，于是不断有奏折对岳钟琪发起弹劾，其中尤以大学士鄂尔泰的弹劾分量最重，指斥他“既不能料敌于先，也不能歼敌于后”。
鄂尔泰一出手，雍正当即下令削去了岳钟琪宁远大将军的名号，不久又以“办理军务未协”为由将其召回北京，改由张广泗护大将军印，总理西路军一切军务。
而张广泗是由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在他到任后，又不断上疏，指斥岳钟琪在战略战术上的种种失策，总之就是落井下石。
雍正看到奏疏后，下令罢免了岳钟琪的官爵，交由兵部拘禁，其亲信部将纪成斌、曹勷也分别因谎报军情和打败仗，于军前处斩。
本来内阁的奏议也要将岳钟琪处死，但雍正念其之前所立下的功劳，令判为斩监侯，就这样，岳钟琪被关进了大牢里。
这一关，一直到乾隆上台才得以恢复自由，并再次受职，再立新功。再说北路军傅尔丹也一样，之后被雍正追责，但还没来得及处罚，雍正就驾崩了，之后与岳钟琪一同被乾隆释放。
从岳钟琪的遭遇来看，他本人也有一定的问题，比如战前把话得太满，再如他本身是一个典型的攻强守弱的战将，进攻时往往能出奇制胜，到防守时却难以做到无懈可击。
再者，从鄂尔泰，以及雍正对北路军的倚重，也可看出，对岳钟琪的处理夹杂着满汉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矛盾与斗争。雍正没有处斩岳钟琪，也是出于局势考量，害怕引发朝堂震动。
第三，岳钟琪的确是一位良将，他本身立有战功已是证明，不能因为一次失利就斩了大将，这也不利于帝国培养军事人才。
综上所述，雍正尽管对岳钟琪有猜忌，有不满，但最终没有将他问斩，这是多方面考虑的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