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易经》，不能只将其看作是“卦书”。的确，《易》是卦书，但有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第一，有足够证据证明，《易》，是上古先民基于对“天文”的认知，从“天道”规律出发，来推断“世道”“人道”变化的占蓍方法。
第二，也可以相信，文王演周易，在商末的时候，姬昌将先民“术数”形式的“易”落于文字，成为《周易》。而文王做这件事的时候，正囚于羑里。
因此，《周易》是文王依据“天文”“天道”，对于周克商所做的各种“逻辑”推演和凶吉预测。
这是理解《周易》绝不可须臾离开的历史大背景。
正如《易·系辞》所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段话，很好地解释了文王演周易，包括其所云“大人虎变”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的真实心思。
《周易》
《周易》凡六十四卦。《上经》三十卦，不妨看作是文王对“天文”“天道”包括对世间影响的“演算”；而《下经》三十四卦，则具体到对“周克商”每个环节的“推导”。
“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等卦辞，出于《下经》之《革》卦。
《周易》之根本哲学，在于“变通”或曰“转圜”。《革》卦，无疑是这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文王心之所系。
《彖传》以“文明以说，大亨以正”来形容《革》卦之气象。就是说，通过《周易》前面关于“天文”“天道”的推演，必然导出《革》之正当和必然，并以“商汤革命”予以佐证。
《正义》曰：“革者，改变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故名‘革’也。”结论是——商汤灭夏是符合天道的正当革命；而周克商亦是如此。
还请注意，《革》卦之后，紧随其后的，是《鼎》卦。《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所谓“革故鼎新”，即由此而来。
革卦
《革》卦的这个结论，对于坚定姬昌的战略决心，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所以，《革》卦卦辞说：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变革，一定取得民众的信服，大为亨通，利于进行，丢掉悔恨吧。
然而，文王并不盲目乐观，而是谨慎地继续推演。于是，《九五》爻辞说：“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上六》爻辞又说：“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周易》中多次说到“大人”和“君子”。
这里的“大人”，一般应该指“商王”；“君子”，则是文王自称。文王拘羑里的时候，商纣王才是“天子”，而文王只是“西伯”。
不少人脱离《周易》成文的历史背景，将“大人”空洞解释为“大人物”，这显然不对。或认为，“大人”泛指“君王”，也不精确。
周文王
不要忘了，拘于羑里是姬昌最落魄之时，不过他并未丧失信念，因而以“君子”代称自己，谋划更深远庞大的计划。
《乾》卦中之“利见大人”，很多人解释为是“利于有道德的大人物出现”。“见龙在田”之“见”，可以理解为“现”，是说当“龙星”星宿出现于东方地平线的时候。而“利见大人”的“见”，就是“见”，是说文王自己在这个时刻，有可能被商王释放。
所以，才有了下面的《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如此，《革》卦《九五》爻辞便不能理解了。
“九五”，是帝王之尊。“大人”自然是“天子”，这里无疑指商王。《革》卦上面是“兑卦”，“兑”为“虎”。“虎变”，就是如猛虎般剧烈的“错变”，这种“变”，不属于正常的“易变”，因而“未占有孚”，占蓍不出“虎变”可以得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的征兆。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炳”，色彩斑斓。这里不妨理解为“其文虽华，其质难实”。魏征奉敕所撰《九成宫醴泉铭》，称赞唐太宗“人玩其华，我取其实”，大概是对此最好的解读。
周文王与《周易》
《上六》爻辞云：“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九五”为阳，属天子之位。“上六”为阴，次于天子，恰与此时文王地位相当，所以他自称为“君子”。
爻辞说，君子之变，不同于“大人”，变革如“豹纹”一样柔和但顺应“天道”，因而，即便“小人”们不理解，只是表面顺从，尽管变革不会很顺利，但也居于吉祥之地。
有人问，为何《周易》第六十三卦是《既济》，而第六十四卦是《未济》。这也是与文王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既济》指商王，虽有天下而危机四伏；《未济》指自己，大业未成但前途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