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为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时期一种现象，即对于统治者抑或尊长之名讳表示尊重，故而避免在各种情况下使用。该制度起源于周代，且古语早已有之，《公羊传·闵公元年》有言：“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为其条纲。而论其避讳之法，则有“改字法”、“改称法、“空字法”、“缺笔法”等，可谓名目众多。
随时代之发展，避讳制度亦日趋完善，至于明代，更是缜密。不仅在公文上奏以及日常生活中得到严格执行，在举子出仕之途——科举考场之中，亦得到展现。从考试拟题之步骤开始，便有规定，试题必须避皇家名讳，若犯则严加治罪。这便首先给主考官们出了难题，因为明代皇家名讳虽因五行之排系而有生僻字眼，然而大多数仍为常用字，即使多加注意，亦难免有疏漏。
明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科试考》及《大明英宗皇帝睿实录》均有记载，明代宗景泰年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读刘俨典顺天府试，在出试题时，“累有凶恶犯讳之字，如《四书》题‘人欲自绝，伤于日月’等语，《易》题故犯‘宣宗章皇帝御讳策题，则言正统有无等’词。”而被弹劾。明人沈德符曾于《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明世宗时事：“世宗朝……至中年，而乡、会试录，尤多讳忌……嘉靖十六年丁酉，顺天乡试，次题为：‘天地之道博厚也’一节则触犯御名上一字。”更有甚者，因出题犯讳被举报而遭祸，嘉靖朝官员叶经“按山东监乡试。试录上，嵩指发策语为诽谤，激帝怒。廷杖经八十，斥为民。创重，卒。”下场极惨。
至于考生，因出于下势，对于避讳之说小心之极，然而对于其群体之犯讳，朝廷亦有规定。在乡会试之中就十分严格，订立考规，若在答题之中并未对尊上避讳，最终该举子之试卷将会被贴出，其人按例除名并不准参加考试。同时，使贴出试卷单列一榜。
生于古代之考官、举子都是不易做，除饱览诗书，对于朝廷中之规定亦需铭记于心，稍不小心就会受到处分，甚至是杀身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