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以降，文字狱之风渐盛。至明朝洪武年间，是文字狱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天下，皇位坐稳后，便屡兴文字狱，自洪武十七年（1384年）始至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止，历时13年之久，欲究其兴文字狱的缘由，窃以为应从明太祖主观世界和当时客观历史背景两方面来探析。
从客观上来看，明朝建国初，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对新建明朝持依靠态度，主观上比较合作，愿意为明朝出力，有官便作的文人；其二则是对明朝国民自卫队——红巾军有刻骨仇恨，于是在态度上体现出与政府（朝廷）不合作和对抗；还有一类介于这两者之间，既不依靠也不仇恨，是属于“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到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到反革命派” ，这理论对于新建的明王朝应该也是适用的。朱元璋当时也应该是对其进行了认真详细地分析，因为“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于是乎，他走出了第一步，由为了巩固政权被迫没有办法杀文化人的施政措施。使用各种特殊法律、监狱、死刑甚至于满门抄斩、灭门九族等强硬手段，来逼这些不合作者出来为朝廷做官，毕竟还是有相当部分“又臭又硬”的文化人，“便死”亦不做官的大有人在，于是，太祖只好屠戮；还是不做，“便九族”也不做，于是太祖只好再屠戮。由是循环，以至于对立形势愈发显著。这从客观上使得朱元璋对文人异常警惕，于是便愈加留意文人们的奏折与文章，所以因文字获祸的人也便逐渐多了起来。
从朱元璋主观方面探析，朱元璋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在那个讲出身、讲正统、讲龙种的年代，他深以自己出身不合正统为耻辱，深以当过乞丐、和尚和土匪（贼军）为耻辱，在他内心深处，这是一个不能触及的心灵伤痛和自卑情结，朱元璋对与自己出身完全不同的士大夫们既工作上依靠、心理上羡慕，但内心又想压制他们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加之朱元璋生性猜疑，亘古少有。凡此种种，使得他冷酷、嗜杀，有虐待狂倾向。而贵为“天子”，又使得这种屠杀和伤害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有史书之述为佐证：“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朱杀徐的理由自述得很清楚，生与僧同音，光就是秃头，则同贼音，讽刺朱元璋当过和尚，剃过光头，还当过土匪，罪该当诛，于是乎，拖出去，一刀把脑袋砍掉了，真是谈笑间，文人身死魂灭。
朱元璋
朱元璋幼时没读过多少书，这确是事实；但他虚心好学，好结交文士也是事实。及长，以自修和面授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学了不少知识，读了很多的书，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修养，因此在研究分析人家的文章时也颇有一套，比之如今的国语教师，可以说是自成风格。史书言其“深文纳周”，常常能从别人文章的细微处得些许收获，微言大义。
从《皇明记略》中就可以看到明太祖在治学训诂方面的功绩。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则”与“贼”同，被朱元璋视为骂太祖起兵当过贼，斩。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帝扉”被视为“帝非”，立斩。祥符县教谕贾翥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取法”同“取发”，太祖以为其讽刺当过和尚的那一段经历，斩之。台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太祖分析出“法坤”与“发髡”同，“藻饰”与“早失”同，斩。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太祖经过泛读就得出“道”与“盗”同，立斩吴。状元张信训导王子，引用杜甫诗“舍下荀穿壁”出题，太祖精读中发现实为讥讽大明天朝，张被腰斩，从腰部砍断，施刑难度大于斩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