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恰逢甲申年）3月19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地攻克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仅一个多月后，李自成在山海关被满汉联军击败返京，匆匆在武英殿登上皇帝宝座，旋即被迫撤离北京。我们怎能忘记36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这场甲申巨变！已经夺取了政权的李自成为什么会迅速败亡，丧失了政权？我们不妨从军事战略角度对其中的奥秘作一些新的探析。
李自成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他既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又有卓越的指挥艺术，曾领导百万农民起义大军，打过许多有声有色的漂亮胜仗，歼灭了明军大量有生力量，推翻了明王朝近300年的封建统治。但是，他率军与满汉联军在山海关大战失利之后，从此形势逆转，一蹶不振，致使已经到手的政权，被清统治者夺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仅就军事战略而言，则是由于李自成在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上犯下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导致进京后不久，迅速溃败，死于通山，遗恨千古。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嗟尔陕北农家子，轻取皇冠葬九宫。”
第一，李自成在1644年农历正月初一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正式登基当上皇帝。他本应使西安成为大顺政权的首都，使西安成为号令天下的政治中心和经济后盾，他本人应坐镇首都，运筹帷幄，指挥千军荡灭明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却倾巢出动，自当领队，事必躬亲，包揽战事，却忽视了统筹全局和尽量发挥手下众将的积极性，山海关失败后，他匆匆回京在武英殿再登基接受百官朝贺，在西安当了皇帝到北京又再当皇帝，完全是自打嘴巴、自乱阵脚，丢掉了真正的政治中心和战略目标，错误地配置了战略力量。这是李自成兵败甲申的首要原因。
第二，李自成在起义之初提出“三年免征”的口号，这对民众当然有很大的号召力，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口号不作恰当的调整就不妥了，因为不征赋，就断绝了大顺军的后勤保障资源。在进军河南后，李自成更让士兵叫响“迎闯王，不纳粮”，“吃他粮，穿他粮，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种极端平均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只能进一步逼使大顺军用拷掠追饷来维持军费开支，以致在进军北京途中，特别是在进入北京以后，全军上下大肆对明朝的官绅富商搜刮抢掠、严刑勒索，扩大了打击面，从而把富裕阶层全部推向敌对方面，造成社会动荡、人心浮动，大顺军日益陷于自我孤立的险境。吴三桂对李自成所以降而复叛，倒向清军，成为大顺军的死敌，其直接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李自成攻打北京，仅带8万人马，这充分反映出他在胜利后开始骄傲和盲目轻敌的思想。对关外磨刀霍霍、野心勃勃的清军，他尤其缺乏警觉和“知彼”之功。清廷曾派人携带国书给大顺军领导人，相约联合推翻明朝而“共享富贵”，李自成不予理睬，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但他对清廷企图侵略中原的野心却熟视无睹，在军事上没有预作抗击清军的部署，对清军勾结吴三桂等汉奸力量搞突然袭击更是“毫无准备”。山海关之战，李自成又是躬亲前沿，只带了6万人马，而吴三桂原有兵力就超过5万人，加上乡勇3万人，以及约10万以上转到大顺军背后发动偷袭的清军，在决战总兵力上，是大顺军的将近4倍之多。兵力如此悬殊，而且远程进击的大顺军与以逸待劳的清军是首次遭遇，猝不及防，难怪大顺军会一战即溃，一败涂地，从此走上了败亡之路。李自成何以如此轻敌？这时由于李自成起义在整个战略进攻阶段的军事发展因明王朝的极端腐朽而特别顺利，除榆林、宁武两地明军作过一些据城顽抗外，其余各地明军大都望风而降，因而李自成和他的将领都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误以为“大局已定”，其余明军也将必然“传檄可定”，没想到残余明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没想到满人会与汉奸“合流”反攻。面对突然出现的危机，李自成没有在军事上及时果断地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于是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第四，李自成军事上的错误处置是与他政治上的狭隘短浅分不开的。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曾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宫，与崇祯皇帝谈判，当时李提出的条件竟然是“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联系到李自成曾说“陕，我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以及把在京中拷饷追赃得来的大量金钱，不停地运往西安等事，可以充分说明，李自成的目光是多么短浅！他进京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掠走钱财，在明宫里过一把皇帝瘾。如果把李自成进京比作一次赶考，那他压根就考了一个不及格。说到底，农民意识的天然的局限性，决定了李自成兵败甲申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未解之谜大揭秘》 主编 王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