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书写，是有三个阶段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记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里面就是一堆刘邦的黑历史，他为了逃命将老婆孩子踹下车等。并在《刑法志》中明确指出汉文帝、汉景帝用刑过重，汉武帝重用酷吏导致诸多恶果等。反而，作为失败者的项羽，却有许多的传奇流传。
▲司马迁
甚至，司马迁还为封建统治者恨之入骨的农民起义领袖立传，例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危险与反动的言论，那个封建统治者能够容忍，怎么能为这些“反贼立传”呢，他们的事迹怎么能流传后世呢，这不是鼓励百姓造反吗？这样的书，必须禁止。
就连《汉书·司马迁传》中也曾指责《史记》是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于是，司马迁的《史记》曾一度被官方列为禁书，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开始逐渐传播流行。只不过，该书最初的书名不是《史记》，而是称《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简称《太史公》，而《史记》之名则出自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
▲李世民
因此，在两汉时期，《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反而当时的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
再到后来的“前四史”中的另外“三史”《汉书》、《后汉书》以及《三国志》，同样也都是由史官书写的，皇帝几乎不会插手，更不会亲自审阅。
例如：大家较熟悉的《三国志》，里面说过曹操“奸雄”，曹魏的“魏讽案”；刘备逼死义子刘封；东吴的“二宫之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
但是，到了李世民时期，他却对自己在青史中的形象颇为看重，并开始逐步干涉史官的史书书写。他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阅读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起初褚遂良不许，还因此出现了一个典故“小鸟依人”。
但是，后来李世民却要求房玄龄去办。最终，房玄龄与许敬宗根据李世民的意图，对《起居注》进行了删修，并改名为《高祖实录》、《今上实录》。可惜，李世民还没来得及审阅终稿就不幸驾崩了。
▲朱元璋
后来，有学者以《实录》对比《大唐创业起居注》、《旧唐书》、《资治通鉴考异》、物证以及稗官野史等考据，发现有三处不同：
这三方面，都是围绕“玄武门之变”为中心展开的，而其余初唐历史事件，居然都保持了高度一致。也就是说除“玄武门之变” 的内容，李世民可能“审核”过外，其它的初唐历史事件，李世民应该并未参与删改或杜撰。
不过，李世民却为后代帝王审阅史书开了个头，而这也是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一个诟病。自此，历史的真实性，也将大打折扣。
甚至，到了明代，朱元璋对《水浒传》的结局都要干预，更不要说其他的史料了。最初，施耐庵写《水浒传》时，梁山众好汉的结局都比较幸福，但朱元璋看后不干了，作为反贼结局只能悲惨，怎么能幸福呢，这不是教导百姓造反吗？
尤其是清朝，对历史的干预更是过分，为了修订“好”《明史》（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居然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才定稿，历四帝，跨度长达近一个世纪。虽被《剑桥中国史》评为“编纂得最仔细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书之一”，却也引起了人们的诸多质疑。
▲陈胜、吴广
因为，在《明史》中，除朱元璋、朱棣二帝外，其他明代皇帝在《明史》中几乎都成了不务正业、无所作为的昏庸人物，而在《清史》中的皇帝，却没有一个是昏君，真是这样吗？答案不言自明，这也太“双标”了吧。
再如，《史记》中提到陈胜、吴广，会直接说陈胜、吴广怎么怎么样，而在《明史》中同为农民起义军头领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却在立传中成了“流贼”。
还有《明史》中说郑成功将鲁王朱以海沉入海中杀死，而事实上郑成功却早于鲁王朱以海去世；《明史·卓敬传》说姚广孝与卓敬有隙，广孝进言劝成祖杀之，而事实上并无其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