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御容最少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可惜，今存的只有24幅小型画像。台北故宫博物院有23幅，保存在《元朝帝像》《元后像》两本册页里，其中，帝像8幅，后像15幅。它们原为南薰殿的旧藏，清乾隆时两本像册被重新装裱。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1幅，它本是蒙古王公礼赠陈宦的《太祖皇帝》，陈宦曾为袁世凯的智囊，太祖皇帝即成吉思汗。
大型御容尺幅惊人，装裱之前，就“高九尺五寸，阔八尺”，元代的一尺大约折合今日的40厘米，即其幅面在380厘米x 320厘米左右。它们主要供奉在大都(今北京)的神御殿。从忽必烈时代开始，蒙古族宗奉藏传佛教，以后的多数帝王在大都建造了各自专属的寺院，神御殿就在其中，帝后驾崩之后，其御容就供奉那里。个别大型御容则供奉在中央官署或外地寺庙，如大都翰林院有太祖、太宗、睿宗御容，真定(今河北正定)玉华宫的孝思殿供睿宗夫妇御容。
元顺宗
《元代画塑记》是当年政书《经世大典》的遗文，它记录了御容的像主、制作的时间、使用的物料等等。书中，有“小影”“小影神”的名词，它们常被当代学者误认为小型御容。依据《元代画塑记》登录的物料分析，它们应当高六尺，阔四尺，即幅面在240厘米x 160厘米上下，是中型的御容。它们制作不多，供奉于用毛毡搭建的帐殿中。 台北和北京的藏品属于小型御容，大多高约60厘米，幅阔近50厘米。大型和中型御容制作于帝后亡故不久，小型御容不同，制作能够于像主生前，还可以在其逝后，主要用作日后制作更大御容的相貌粉本。
元顺宗后像
蒙元时代，宫廷争斗惨烈，帝位传承混乱，新皇帝未必是老皇帝的子嗣，这样的新帝一定要把他没有当过皇帝、皇后的父母追尊为帝后。如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并未做过大汗，但其子蒙哥、忽必烈是蒙古的第四、第五位大汗。蒙哥时代，拖雷被追尊为睿宗，他们夫妇的肖像也自然成了御容。在台北像册里，还有顺宗皇后像，她本为忽必烈孙媳，儿子海山当上皇帝，她才被尊为太后，在元代最后的九位皇帝里，竟有七位是她的直系后代。一些重要的皇室成员肖像也被称为御容，如1307年武宗海山即位不久，就为忽必烈第四子“南木罕太子”夫妇和忽必烈长孙晋王甘麻剌夫妇制作过御容。不过，这位晋王以后也贵为显宗，这得益于其子靠“南坡之变”当上了皇帝。
《元史.祭祀志四》说:“神御殿，旧称能堂。所奉祖宗御容，皆纹绮局织锦为之。”然而，《元代画塑记》却多次记录了绘画的御容。《元史》编撰粗莽，靠不谙元朝史事幽微的山林隐逸之士两次修成，夙为史家诟病，上引文又 是粗莽的证据。
绘制的御容不必一一织出， 但为保证相貌的写实，织造的御容都有绘制的粉本。绘御容的作坊是工部诸色人匠总管府的梵像提举司，织御容的工役则由将作院承当。仁宗时代，在将作院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属下，设置了织佛像提举司，此后的织御容应当就是它的作品，采用的工艺则是刻丝。
织御容耗时费工，1294年由将作院使唐仁祖督工的世祖御容，“越三年告成”; 1325年完成的英宗御容，耗时23个月。织造耗时费工是因为尺幅巨大，还因为要高度写实。古人总在赞扬刻丝的精妙胜过书画，道理说来简单: 丝线细过笔锋，只要耐心足够高手匠师就能逼真地织出各种物象。比如在那幅1329年初完成的刻丝织佛像的下端，就织出了元明宗、文宗夫妇做供养人，虽然高20厘米上下，但文宗的相貌与台北的文宗御容惊人地一致。
制作御容的颇有名人。绘制的名家是李肖岩，他是中山(今河北定州)人，为元代最重要的宫廷肖像画家，也享有士林盛誉。在1320年到1330年之间，他至少三次被皇帝提名参与御容绘制。绘制中，他的地位还步步提升，甚至排到了工部诸色人匠总管府主官之前。现存的元朝御容或许就出自李肖岩的笔端。
已知最早织御容的人物是大名鼎鼎的阿尼哥，他来自尼泊罗(今尼泊尔)，是元代最重要的建筑家、雕塑家、工艺美术家，曾经掌管工部的诸色人匠总管府，后来当上了将作院的主官。1294年，他织忽必烈夫妇御容; 1304年，又织裕宗夫妇御容。裕宗也是追尊的庙号，他名真金，是忽必烈钦定的太子，不想老爹长寿，他还没轮上当皇帝，就已死去，忽必烈只好把帝位传给了其三子铁穆耳，即元成宗。阿尼哥织造的御容虽然不存，但他的建筑作品还有孑遗，那就是北京阜成门内白塔寺的白塔。白塔落成于1279年，在忽必烈专属的寺院大圣寿万安寺内，忽必烈以及真金夫妇的御容都供奉在寺内的影堂里。 现存的元朝御容构图单纯，都是小型的单人胸像。文献里的元朝御容多为大型单人像，可能也是胸像。不过，御容还有全身像，如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收藏宏富，1914 年法律史家程树德曾造访其流水音书屋，观赏了历代帝后像两册，其中就有“长身鹤立的成吉思汗像。大型御容还有坐像，1329 年就绘制过武宗夫妇的“共坐御影”。“共坐御影” 自然是双人像，似乎只有元朝，御容才取这种构图。元人还曾多次织造双人像，如1307年织造的成宗夫妇御影和“南木罕太子及妃、晋王及妃”。
还该说说台北故宫像册制作的时间。由于它们图像完整，构图相近，尺幅一致，所以应当是遵奉同一敕命绘制的，而遵奉不同敕命绘制的御容则至少有尺幅的差别。在中国，如国家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藏有一幅元太祖像，它们便因绘制时间不同，而尺幅也不相同。
那么，台北像册应该绘制在何时呢?因为帝册含有宁宗御容，所以应当在他故去的1332年12月14日之后。因为帝册里还有文宗御容，而顺帝的对他的复仇彻底又全面，在下诏严谴、流放家人、处死亲信、裁汰官署等之外，还包括弃毁庙主(太庙里的木牌位)，所以绘制一定在复仇的1340年7月9日之前。台北后册里又有宁宗皇后御容，她的相貌比享年六岁的宁宗成熟不少，这样，完成的时间应当去顺帝复仇不远。 御容虽然只是纪念性的肖像，但其制作还浸染着当朝帝王的真实文化倾向。绘御容是唐宋以来的传统，富有浓郁的汉族传统文明的特色，展示着皇帝对汉族传统文明的亲近。织御容却为蒙元独有，联系着蒙古统治集团对丝绸的热衷，体现了皇帝对蒙古文化的依恋。 仅官府作坊的设置，就清晰显示了蒙古上层对丝绸的热衷。《元史·百官志》记录了72所隶属于中央的官府丝绸局院，在产品性质明确的中央官府作坊里，占了将近47%。尽管72所已经远远多于以前、以后的任何朝代，却没有包括归隶地方政府的丝织作坊，而它们在江南设置了许多。蒙古族对丝绸的热衷源出于游牧民族的生活形态，因为只有贵重易携的物品，才利于在不断的迁徙中保有财产，而织御容又因特别精致而格外贵重。
几个重要的时代就足以说明御容制作方式与文化倾向的联系。世祖时代，富于帝王私家色彩的原庙御容启用了织造，官署翰林院的御容却采用绘制。忽必烈既要努力维护蒙古旧俗，又在保留中国传统文明。前者发乎天性，后者却是统一中华的明君英主的政治作为。继位的成宗是“ 忽必烈成就的守护者”，在他的时代，三次御容制作都采用了织，这也该视作“守成”的举措。
元朝帝王里，仁宗、英宗和文宗对汉族传统文明最亲近，他们在位期间，御容制作五绘一织，所织为文宗时代的武宗御容，而武宗具有“标准游牧骑士的鲁莽和朴实”，他的御容采用织造，应当出于文宗对父亲秉承草原习俗的尊重。
顺帝时代的御容二织二绘。顺帝是文宗的侄子，文宗再次登基就是因为毒杀了顺帝之父明宗。在文宗皇后的监管下，1333 年登基的顺帝对文宗维持了表面的尊敬，最早的一次御容制作也采用了绘制的方法。但他1340年复仇之后，两次御容制作都采取了织造。复仇之后，顺帝还命冷起嵒“写御容”次， 这应当是在为日后制作大型御容留下相貌的粉本。 虽然属于蒙古族，但毕竟在做中国的皇帝，既然做皇帝，经邦治国便难以率性由心，皇家制作御容却是帝王家事，不必矫情做作。因此，与时政比较，皇家御容的制作方式更能准确体现帝王的真实文化倾向。原来，元朝的御容制作隐含着“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