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在为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或多或少卷入政治纷争中去，部分官员会选择以致仕的方式，或是更好地进取，或是退出政坛、保全自身。一般情况下，致仕是官员的退身之路。但在部分颇有心机、深谙权术之道官员的眼中，进与退都是政治上的一种相对运动，进取往往是为了更好地退身，求退往往是为了更好地进取。于是倚仗着皇帝的信任，致仕在他们的运作下，就成了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段。
一、以退为进，谋取权位
唐朝将致仕作为政治智慧加以运用，而得以保身的官员有则天朝左御史中丞宋碾。宋瑕为人刚正不阿，由于看不惯武则天宠臣二张的做派，对其“独不为礼，二张衔之，屡欲中伤之”。宋璩则聪明地“先向武后乞休致”，以退为进，并向皇帝表明心迹，博得了则天的同情和理解。之后“二张虽屡言骡短，欲中伤之，后皆笑置不理”。
将致仕作为固宠保禄、升官进爵手段的亦有人在。高祖朝张后胤，曾为身为秦王的李世民讲授《春秋左氏传》，有师傅之恩。太宗登极后，张后胤以先前所言“李姓必得天下”之言上奏皇帝，得太宗赐宴接见。席问又不露声色地夸赞君王，“太宗甚悦，赐良马五匹，拜燕王府司马”。可见此人政治上颇有心机，且善于迎合帝王心理。后张后胤因事“出为睦州刺史”，虽连升四阶，但毕竟远离政治中心，无法随时知晓朝廷动态、受到皇帝召见。在职官方面重内轻外的唐代前期，其政治前途未卜。
于是张后胤凭借其与皇帝的密切关系，面见太宗主动乞骸骨，希望能得到皇帝特别照顾。“帝见其强力，问欲何官”，太宗亦知其心思，于是主动点破。张后胤假装谦虚，“因陈谢不敢”。倒是太宗为人直爽豁达，直言日：“朕从卿受经，卿从朕求官，何所疑?”张后胤如愿得到国子祭酒的职位。于是通过以退为进的“致仕”，张后胤既升了官，又重新回到了朝廷，继续受到太宗宠信。一个政治上善于投机钻营、八面玲珑的形象跃然纸上。
玄宗朝萧嵩，因战吐蕃有功，受到玄宗重用，晋位中书令。因与同为宰相的韩休不协，“互于玄宗前论曲直”，主动向玄宗乞骸骨，要求保全首领、得以自遂，言语间乃至“流涕”。皇帝好言安慰之，因“眷嵩厚，乃许嵩授尚书右丞相(右仆射)，令罢相，以休为工部尚书”。@萧嵩的一席政治表演不仅打动了玄宗，自身升官进爵，也达到了排挤韩休的目的。可见此人精通权术之道，又洞悉皇帝心思。不仅如此，“是日，荆州进黄甘，帝以紫吩包赐之”，又“擢子华给事中”。萧嵩的一番请致仕可以说获益颇丰，胡三省亦对此评价日：“萧嵩为乞怜之态，既以自保宠禄，亦所以倾韩休”。
二、主动致仕。
在政治环境险恶，或政治形势于己不利的情形下，部分官员出于规避风险、以免祸患及身的考虑，选择主动请求致仕。
避免受皇帝惩治。部分官员在仕宦过程中，因自己行为疏忽，无意间得罪了皇帝，或是在与皇帝争夺权力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形势。为避免皇帝进一步的政治打击，这些官员往往选择以主动致仕的方式逃避可能发生的政治灾难。高宗朝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因“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旧茔。高宗闻而怒曰：‘岂以身在枢要，凌蔑外家，此人不可更知政事。’义琰闻而不自安”，托以足疾，自请致仕，得到批准。
宋人范祖禹在《唐鉴》中评论此事日：“高宗责义琰为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当矣。然己以防杀元舅而不自知恶，何以责臣下之薄于母党乎?”说得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认为，高宗对“以防杀元舅”一事并非“不自知恶”。先前高宗与武后合力打击、清除关陇贵族集团势力时，武后指使许敬宗诬陷长孙无忌谋反，高宗于半推半就之间认可了许敬宗的诬告，“上以为然，竟不引问无忌”，并直接将其流放，后逼其自缢。
虽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高宗坚决铲除了长孙无忌及其政治集团。但从人情的角度而言，长孙无忌毕竟是其舅舅，对当年晋王确立太子地位起到过重要作用，如今却对亲人如此痛下杀手，高宗内心难免亦有愧疚，颇不自安。从此长孙无忌一案成了高宗的一个心结。李义琰使舅移茔的举动正触犯了皇帝的忌讳，高宗认为李义琰照搬自己先前“陵其母家”的行为，皇帝的权威被触犯，李义琰对自己大不敬，于是怒而痛斥。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政治灾难，李义琰为了躲避，才不得已致仕。另一方面，李义琰曾极力反对武后“摄知国事”，“固争，以为不可，事竟寝”，一定程度上得罪了高宗、武后二人。虽然致仕之后，李义琰又被起为怀州刺史，但“义琰自以失则天意，恐祸及，固辞不拜”，可见这种避难行为后来仍有所表现。
唐后期权宦仇士良，在文宗朝权势熏天，亦作恶多端。史称“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在侵夺皇权、与皇帝朝臣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武宗即位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帝明断，虽士良有援立功，内实嫌之，阳示尊宠。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面对着君相一体的局面，仇士良风光不再，无法像当年对待文宗那样随心所欲凌驾于皇帝之上。
他又不甘于此，于是谣言煽动左右神策军向朝廷表达不满，但亦告失败。仇士良为此“惶惑不自安”，感到随时可能受到皇帝的罢黜，为了避难，于是主动“以老病求散秩”，随后“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神道碑中描述仇士良颇知进退之道，因“每念祸伏福中，禄为身累。将持盈满，莫过退休”而致仕，显然有虚美的成分。跋扈、骄纵权宦的避难与致仕，意味着宦官专权受压制，君权重新振作，及朝廷政局逐渐好转的形势。这在唐武宗一朝均有所体现。
逃避权臣迫害。部分官员因为权臣所忌，或在与权宦之政治斗争中处于下风，为了避免受其进一步打击迫害，遂主动辞官求退，以保身家性命。有的官员因避难请致仕后得以再次升迁，处境较好。如中宗朝官员杨元琰，参与神龙政变有功，官至卫尉卿，但武三思仍在朝，担心受害，“奏请削发出家，仍辞官爵实封”。随后政变首领张柬之等受武三思迫害而死，“元琰竟以先觉获全”。文宗朝户部尚书崔从，为“裴度、李德裕所善”，而当朝宰相李宗闵与裴李二人是政治对手，因此对崔从“内不喜”。
崔从感受到李宗闵的排挤后，“求致仕，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告满百日去”。但是朝廷舆论倾向于崔从，“众哗语不平，宗闵惧，复授检校尚书左仆射、淮南节度副大使”，崔从又再次起复。可见作为权臣的李宗闵，其权力尚不足以一手遮天。
避免藩镇报复。部分官员在任时因得罪了地方上的强藩重镇，受到其威胁，为了避免随时可能到来的政治打击而不得己致仕。如昭宗朝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昭度，曾劝阻皇帝拒绝了邻宁节度使王行瑜请为尚书令的无理要求，“行瑜怨”。后又受到奸臣挑拨其与藩镇的关系，“行瑜乃与李茂贞数上书讥诋朝政”，形势对韦昭度非常不利。“昭度惧”，为了避祸自保，于是“称疾，罢为太傅，致仕”。但还是没能逃脱藩镇的追杀，后“行瑜、茂贞、韩建联兵至阙下……而行瑜收昭度于都亭驿杀之”。
藩镇势力兴起于安史之乱后，其中的叛乱型藩镇为祸区域主要在河北、河南两道，对于京畿地区则偶有威胁。但到了唐末，有问鼎之志的藩镇往往可以擅自带兵入京，将天子作为政治傀儡争来夺去，或者对不满意的官员兴师问罪，威胁其生命安全。韦昭度的避难致仕就是唐末中央集权严重衰落、藩镇肆意凌驾皇权之上的体现。
唐代前期，在李姓皇族与武氏集团争夺中枢权力的过程中，政治形势往往较为险恶。如武则天夺权成功、改朝换代时，为树立威望、打击异己力量，于是实行酷吏政治。天官员外郎杜承志，因看到则天当政后“罗织事起”，政治形势对己不利，感到“恐惧，遂称疾去官而归，卒于家”。
中宗朝太子李重俊叛乱被诛后，除了魏元忠因避武三思党致仕外，另有太子左庶子平贞奋，因为是太子李重俊的宫僚，受到政治牵连，“出为涪州刺史，未往，又转卢州司马”，与魏元忠连续遭贬的情形颇为类似。眼见政治形势不利于己，为避免接二连三的政治打击，平贞奋亦主动请退，得到批准，“致仕久之”。
三、总结
为避险恶政治形势，部分官员在任时因政治形势变坏，朝堂上无处容身，为避险恶政局的波及，于是主动请致仕，以求获得人身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