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贞自从决定举兵造反后，所以在其造反期间，契丹并没有派遣军队配合，原因就在于此。李守贞的这些举动首先为关中地区藩镇所觉察，乾枯元年三月，为了抵御官军，李守贞派其将王继勋抢先占据撞关，被擅州节度使郭从义攻克。同州距河中最近，为了防止被其攻占，匡国军节度使张彦威奏请朝廷早加防备，于是命滑州马军都指挥使罗金山将部兵戍同州，由于这两处要地被朝廷控制，李守贞在军事上已经失去了先机。
赵思绾本为赵匡赞部下亲信，赵匡赞与父赵延寿勾结契丹，为朝廷所不容。赵匡赞从河中调任京兆尹后，为了活命主动赴汁梁请罪，留赵思绾等数百人在长安。朝廷命赵思绾也随后赴汁，赵思馆以为赵匡赞己被处死，自己也难逃一死，遂占据长安造反，并派使表示愿意投到李守贞麾下，守贞遂任命其为晋昌节度使。
王景崇在汉初任右卫大将军，被汉高祖任为凤翔巡检使，与节度使侯益不睦。侯益入京后，厚贿权贵，中伤王景崇。王景崇不愿回京，遂鼓动军士拥戴自己主持府事，朝廷遂任其为邻州留后，另任赵晖为凤翔节度使。于是其举兵造反，与赵思绾共推李守贞为秦王，加入到这一叛乱集团中去。
面对这种情况，朝廷遂任命陕州节度使白文坷为河中府城下一行都部署，以潞州节度使常思为河中一行副都部署，即讨伐李守贞的正副统帅。从这年四月至七月，诸军大集，然白、常二人却不敢进军。
郭威八月六日从汁梁出发，至二十日抵达河中。进军如此顺利，主要就是幢关、同州皆为官军据守，李守贞无力阻止其进军。当时在讨论进军方略时，从史籍记载看，官军还是分别命将进攻赵思结、王景崇的，只是以郭威所率主力专攻河中而已。
大军进抵河中后，当时立有三寨，以筑垒相连，打算长期围困河中。李守贞自然不能束手待毙，多次出兵攻击官军之连垒，郭威则是坏则补之，李守贞又派其将王继勋率精兵千人，王继勋袭击的是河西碧。为什么要循河而南呢?郭威为什么担忧河西碧呢，原因就在于他以白文坷为主将，此人老迈无能，故担忧其为敌乘。李守贞连战连败，城中粮食也不多了，其部下诸将见大势已去，纷纷出城投降。
乾佑二年七月，郭威督兵攻破河中外城，李守贞收兵固守子城。诸将请求急攻，郭威之所以不愿急攻，一是他料定城中粮尽，必不能持久；二是不愿多死士卒，以收买将士之心。果然数日后，李守贞外无救兵，内无粮草，遂与其妻及子李崇勋等自F而死。河中叛乱至此平定。从乾枯元年八月进兵至河中，至二年七月平定，历时十一个月。
关于长安城中的赵思绾，在其反叛之初，朝廷己派镇宁节度使郭从义为都部署、内客省使王峻为都监率军攻之，赵思绾凶暴异常，乾裕二年七月，赵思结计穷，出城投降，被郭从义斩杀。
王景崇决定反叛后，一面送其子于后蜀，作为人质，请求援兵；一面积极备战。朝廷则派新任凤翔节度使赵晖率军讨伐，赵晖深恨王景崇，故攻击甚急。由于蜀军数次出动援救王景崇，进军至陇州神前，赵晖告急于郭威，郭威亲自增援，到达华州时蜀军因粮尽而退去。于是官军包围凤翔城，四面攻打。王景崇困兽犹斗，直到乾褚二年十二月，力竭自F而死。至此三叛全部平定。
在此期间，李守贞曾派朱元间道向南唐求援，南唐中主保大六年(948)六月，实际上只是虚张声势，进至沂州而返。 赵思缩、王景崇均向后蜀送子为质，请其增援。后蜀也数次派兵援求，主要在凤翔方向作战，双方在散关、宝鸡、渭水一线都发生过激战，互有胜负，蜀军最远进至陇州神，由于道路艰险，粮草不继，无法持久，稍遇挫折，便退至凤州，然后返回兴元。 定难军李彝兴也曾出兵增援，在这些外援中，只有李彝兴所在的夏州距河中最近，但由于其并不诚心援救，使李守贞的希望终成画饼。
李守贞等三镇之所以失败，其原因除了缺乏有力的外援外，三镇各自为战，不能互相协调、相互配合作战，反而被分割包围，最终难免被各个击破。此外，李守贞阵营缺乏战略纵深，其既没有守住憧关，也没有夺占同州，致使官军直接开到河中城下，陷入了困兽犹斗的局面。这种态势远不如王重荣时期的情况，那时王氏家族据有河中、华州、陕彼三镇，可以控制撞关天险，三镇也可以互相呼应，协同作战。即使如此，当王重荣与朝廷发生盐利之争时，他仍抢先出兵攻占同州，从而使其获得了比较充分的战略纵深。李守贞叛乱以来，处处被动，而朝廷方面却处处抢占先机，缺乏谋略也是其失败的一个原因。
在这场战争中，获利最大者乃是郭威，此人虽贵为枢密使、同平章事，但在此之前，既无尊贵的身份，也无显赫的功勋，本为刘知远属下的河东蕃汉兵马都孔目官，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仍属于新进之辈。经过此战，在朝野上下获得了崇高的威望，此外，郭威还注意收买军心，借河中城内军士之口，大造天命所在的舆论了。
这一时期的河中镇还有一个特点，即任节帅者，多为武臣，这与唐代河中镇的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唐时文臣占60.6%；五代文臣仅占8. 7%。对比是十分鲜明的。河中镇发生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整个五代时期藩镇制的一个缩影，也是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的一个鲜明特点。五代时期的政治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结的话，那就是武人政治，整个统治阶级成份出现的这一变化不能不影响到藩镇节帅的构成，因此河中镇出现的这种变化也是整个五代藩镇节帅的缩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武人政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治的稳定性比较差，短短的五十多年的时间内，走马灯般地换了五个王朝，每个王朝的开国皇帝无一不是武人出身，十国中的开国帝王亦是如此，无一例外。最高统治者尚且如此，其下的各地藩镇节帅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们都是帝王们的部下将领，随着其主子从藩帅登上了帝王宝座，而攀龙附尾当上节度使的，于是就形成了这一历史时期节帅多为武人的局面。
关于武人政治稳定性差的深层次原因，由于教育事业的衰退，统治阶层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打折扣，伦理纲常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就大大松弛了。中国古代教育自从汉代罢默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完全以儒家思想教育为主，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准则。五代武人大都不读书，有的甚至目不识丁，自然对儒家提倡的这一套伦理观念非常生疏，君权神授的观念也非常淡漠，敢于使用暴力去争取自己的利益。
如后晋时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当时的社会现状，代表当时一大批武人的思想观念，很有典型性。由于这些因素遂造成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呈极不稳定的状态，不仅中央局面极不稳定，而且地方藩镇的统治也非常不稳定。社会因此动荡，战乱频起也就不可避免了。
前面己经论及五代时期藩镇的不同特点，即藩镇对抗中央的叛乱有所减少，但落镇内部的兵乱却大大增加了，有唐一代河中镇的兵乱就不如五代时期多。这是骄兵悍将大量出现的结果，从根子上看，也是武人政治所导致的一个后果。
关于五代时期藩镇还有一个特点，即虽有跋启者，但却极少有长期割据者，而且叛乱藩镇的总体数量也不比唐代多，还没有出现与中央长期对抗却无法平定的藩镇。以河中镇为例，真正起兵对抗中央的节帅也就是李守贞一人，且在一年之内就顺利平定了。像唐代那样的河朔型藩镇在五代时是不存在的，即使像淮西镇那样虽然最终被平定了，然对抗时间之长，出动兵力之多，花费资财之巨，可以说举全国之力才勉强平定。类似这样的藩镇在五代时期是不存在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央与地方藩镇的实力不对等。唐代中央虽然有禁军神策军，但在与叛乱藩镇作战主要依靠其他藩镇军队，神策军的出动次数并不多，换句话说，藩镇军队才是平定叛乱藩镇的主要力量。五代时期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平叛主要依靠的是中央禁军，其他藩镇的军队则起配合作用，此次平定李守贞之乱就是一个实例。
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禁军实力大大地增强了，欧阳修的这一段话错误之处甚多，比如说亲军之号起于明宗、殿前军不见其更置之始等，但是其认为五代时期方镇之兵弱，而天子禁军实力强大，却是不争之事实。由于中央具有压倒地方藩镇的军事实力，扫平任何一个跋启藩镇，对五代诸朝来说都不存在很大问题。
关于河中镇被平定的具体原因，具体作战持续了十一月时间，如果把调兵遣将等准备时间算在内，则超过了一年的时间。虽然比唐代平定叛乱藩镇的时间短得多，相对于这一时期平定其他跋息藩镇而言，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其原因并不是禁军战力不强，将士不愿用命，主要在于郭威采取了长期围困的作战方针，不愿在战争中死伤更多的将士。在此前后，凡中央平定叛乱藩镇，只要全力进攻，没有不在数月之内解决问题的。
中央与藩镇实力不对等还体现在经济与政治实力方面，由于五代藩镇大都辖区狭小，经济实力有限，因此难于维持长期的战争消耗，这也是五代藩镇叛乱持续时间较短的一个原因。至于政治因素，就比较简单了，无非是以顺讨逆，以上对下，中央始终站在政治的制高点上。
第二，中央对地方藩镇采取了种种限制、削弱的措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北宋初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关于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削弱与铲除藩镇牙兵。众所周知，唐代藩镇军队中的中坚力量就是牙兵，其多为久战之兵，且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内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通常所说的骄兵悍将，多指牙兵。五代时期对藩镇牙兵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一种就是直接铲除，如朱全忠屠S魏博牙兵，至于在平定兵乱时屠S牙兵的事例就更多了；另一种则是收编，将藩镇牙兵收编到中央禁军中，尤其是经过周世宗的栋选，地方藩镇兵乱的根源牙兵就基本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削减藩镇支郡，分割强大的藩镇，所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一方面前面已有论述，就不重复了。(三)选练地方军队和州兵为厢军，这一过程在五代就已开始，至宋代最终完成。(四)罢“诸道作院”，使其失去军械之来源。五代诸道皆有作院，以生产军械，供给本军。采取的措施有二:一是禁止诸道作院生产军器，将其工匠调送朝廷；二是即使允许生产，但必须定期向中央进贡。在不同的王朝采取不同的方式，将这两种方式交替推行，基本抑制了诸道军器的生产，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其军队的作战能力。
(五)削除诸道军需体制，目的在于削弱其经济实力。五代时期藩帅往往派亲吏到县、场监督或主持赋税征收，五代各朝均颁布诏救，禁止这种行为。如后唐天成三年二月规定:“自今后请抵委主簿、县令勾当，不得更置监征。”其他各朝也都颁布过这样的禁令，甚至规定地方的两税、关市、征榷等收入，除少量的行政开支外，全部输运京师。这些措施的长期实施，遂使五代时期藩镇制度与唐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其实力大受削弱，无法长期与中央对抗。
因此，五代时期的藩镇实力不强，是导致其无法抗衡中央的根本原因。
武人普遍充任藩帅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使地方治理长期缺失，或者遭到很大的破坏。而亲吏代判有很多弊端，容易倚仗主帅权威而擅权，滋生腐败。这个问题终五代之世始终没有解决，直到北宋初年才有所改变。在五代作为中央而言，其在选任节帅、牧守时，诬这样不仅使武人充任节帅的现象愈演愈烈，而且使地方治理进一步颓坏，故五代时期社会动荡、生产衰退、法制不立的状况，与武人普遍充任节帅、州牧的现象密切相关。
河中镇只不过五代时期众多藩镇中的一个，通过解析其节帅身份构成，可以揭示出其背后隐藏的一些历史之迷，以小见大，能够反映当时藩镇制度存在的一些共性。
唐朝灭亡之后，五代时期的政治中心随着形势的变化，从长安转至中原地区的洛阳和汁梁，河中镇在地域上不再是近徽方镇，因此失去了拱卫京师的作用。尽管河中地区仍然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然其政治地位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
由于五代继续推行唐末以来的削藩政策，河中镇如同其他藩镇一样被分而治之，辖区不断缩小，一度只有一州之地，藩镇的实力与辖区的大小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说明五代时期河中镇的实力与唐朝时相比己经是天壤之别。
五代时期藩镇节度使的武臣化趋势，直接影响了政治的稳定性。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河中节度使的任职从朝廷重臣逐渐转变为缺乏治理能力的武人；中央在削藩的同时，通过加强中央禁军的力量使得中央具有压倒地方藩镇的军事实力，因此中央在平定为数不多的跋息藩镇中具有压倒的优势地位。
此外通过削弱和铲除牙兵、削减藩镇支郡、罢除“诸道作院”、削除诸道军需体制等措施的大力推广，使得五代时期的藩镇的实力大受削弱，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处于劣势地位的五代藩镇最终失去了与中央抗衡的资本。因此五代时期，河中镇和其他藩镇一样，在总体上与中央保持了比较和睦的关系，尽管一度出现了李守贞的叛乱，但也比较快地被平定了。五代时期藩镇体制的这些变化，为北宋时期最终消除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