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初步建立与东亚周边国家的封贡关系，成为往后（东亚世界）的雏型后，历来多就此议题展开汉唐、宋明清为主的东亚国际秩序研究，然而位处十至十二世纪的辽朝却乏人问津，高丽对辽朝外交关系的变化，在中原宋辽两国对峙之际，为何弃宋而认辽为宗主国？
辽朝与高丽间的使者往来自天赞元年（公元922年）开始，终于保大三年（1123）辽朝灭亡前夕，二百多年间，根据辽丽使者往来的自身特点，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平等往来期（公元922年至公元994年2月）、非制度化遣使期（公元994年2月至1038年8月）、制度化遣使期（1038年8月至1116年4月）、衰落消亡期（1116年4月至1123年8月）。 辽丽使者往来在经历了平等往来时期的试探与非制度化遣使时期的磨合后，使者往来日益频繁，使者名目、职官品级日益规范，最终于重熙七年后各项遣使制度成为定制，双方遣使步入制度化遣使时期，直到辽王朝在女真人的打击下崩溃瓦解才走向衰落消亡。
重熙七年（1038）后，辽丽使者往来中出现的两个新特点亦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辽朝册封高丽国王实现制度化。 重熙七年以前，高丽成宗即位时，高丽尚未成为辽朝的藩属国; 显宗即位后不久即与辽朝进入大规模交战阶段; 德宗即位后，更是由于辽丽关系的恶化导致双方使者往来中断五年之久（德宗仅在位四年便病逝）而没有得到辽朝册封。 重熙七年以后，随着辽丽使者往来实现制度化，辽朝对高丽国王的册封亦随之制度化，一般来说，高丽新国王即位后，首先须遣使至辽朝（告哀）、（告嗣位），其次，辽朝在得知高丽国王去世后，遣使（赙赠）、（祭奠）、（吊慰）、（起复）等，这一过程须时13个月至28个月不等，再次，辽朝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派遣百人以上规模的册封使团前往高丽，如重熙十二年（1043），辽朝遣（册封使萧慎微、使副韩绍文、都部署利川管内观察留后刘日行、押册使殿中监马至柔、读册将作少监徐化洽、传宣检校左散骑常侍韩贻孙等一百三十三人来（册封高丽国王）），最后高丽国王率百官接受辽朝册封，并接受辽朝所赐冠服、车辂等物， 有时辽朝册封高丽国王后，亦会对高丽王太子进行册封，重熙七年（1038）后，仅有高丽顺宗因在位三个月病逝，献宗在辽朝正式册封前下制退位，而未能得到辽朝册封。
辽朝时期亚洲地图
第二，辽丽间在交往礼仪方面实现制度化，不仅出现了《高丽使入见仪》、《曲宴高丽使仪》、《高丽使朝辞仪》等礼仪制度，双方更是在具有鲜明封贡体系特征的（岁贡）与（回赐）上实现了制度化，重熙七年（1038）以前，高丽存在连续多年不进贡的情况，且贡物品种颇杂，见于记载的除主要贡物（纳币）外，还包括妓乐、鹰、地里图、龙须草席等，同时多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如前文所述贡本国地里图是臣服示弱的表现），直到重熙七年（1038）四月，高丽遣尚书左丞金元冲赴辽，七月，金元冲使辽还，并带回辽兴宗给高丽靖宗的诏书：（省所上表谢恩令朝贡，并进捧金吸瓶、银药瓶、幞头、纱绀布、贡平布、脑原茶、大纸、细墨、龙须簦席等事具悉），由诏书内容可知，金元冲此次进贡的物品有金吸瓶、银药瓶、幞头等，而据《契丹国志》记载，高丽每年的常贡物品有：金器二百两，金抱肚一条五十两，金钞锣五十两，金鞍辔马一匹五十两，紫花绵结一百匹，白绵绐 五百匹，细布一千匹，麄布五千匹，铜器一千斤，法清酒醋共一百瓶，脑元茶十斤，藤造器物五十事，成形人参不定数，无灰木刀摆十个，细纸墨不定数目， 虽然金元冲所贡物品没有《契丹国志》记载的那样齐全，但如果我们将金吸瓶归入金器二百两之中的话，金元冲贡物中仅有龙须簦席、帜头、银药瓶不见《契丹国志》记载。 考虑到1038年是高丽重新恢复向辽朝朝贡的第一年，进贡物品的种类和数量较《契丹国志》记载有所出入也在情理之中。 因而卷心贡物品种应于重熙七年（1038）以后实现制度化。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高丽之前的新罗，对唐的朝贡关系虽然超过前代，但仍未达到制度化的层面，然而，至辽兴宗重熙七年以后，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交往礼仪等方面都已经步入了制度化阶段，那么可以断定，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已经由简单的封贡关系步入到制度化的封贡体系之内。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高丽遣使辽朝的名目中窥知辽丽两国的关系与地位。 如重熙七年以前，与问候使同时期派遣的其他高丽使者，皆有其具体的任务，因而重熙七年以前应是问候使体现辽丽两国关系的性质，而高丽不定期遣使赴辽问候，又能反映出重熙七年以前，高丽虽然奉辽正朔，但辽丽宗藩关系尚不稳定的特点，重熙七年以后，制度化的岁贡使显然是高丽纳入以辽朝为中心的封贡体系的最好体现， 再如辽与北宋之间虽然也存在着贺生辰使与贺正旦使的往来，但北宋在遣使贺辽国主生辰（正旦）、贺辽国母生辰后，作为回应，辽朝皇帝及太后皆需分别遣使贺北宋皇帝生辰，而辽朝派遣的贺高丽国王生辰使不仅仅是对高丽遣使贺生辰的回应，因为辽朝在对高丽国王即位合法性持怀疑态度时，会通过贺生辰使抵达高丽的时间与高丽国王生日不相符的方式来表达对其继位的怀疑，如宣宗、肃宗; 对高丽国王的行为表示不满时，会直接不派遣贺生辰使，如穆宗，故辽朝遣使贺高丽国王生辰与册封一样，是辽朝承认高丽国王的标志，同时高丽在辽朝遣使贺高丽国王生辰后，以及辽朝遣使册封高丽国王、王子、落起复、横宣等，需遣使谢恩; 辽朝国内举行重大庆典，如新皇帝登极、上尊号、改年号等，需遣使朝贺， 而辽朝对于高丽遣使贺正旦、献方物等，皆没有回应之使，由此可知，高丽使者名目体现的是在封贡体系下辽丽两国地位的不对等，而有些学者认为的辽丽在使者往来中（除了维持宗主国的名义关系外，另发展出一种平行对等的关系，这种平行对等的相互关系，已经极为接近近代国际社会中，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了），以及（在不平等朝贡体制的规范下，仍存在一些国际交往中的平等因素），显然都是不正确的。
关于辽丽制度化封贡体系背后的心态与观念，由于高丽早期以中原汉族政权为宗主国，为（正统），虽一度迫于圣宗征伐而奉辽正朔，但仍心向北宋，后期才以辽朝为正统，因此，高丽人辽朝观的转变应在辽丽朝贡关系最终确立之前，即只有高丽真正接受辽朝的正统地位，高丽对辽朝的朝贡关系才会最终确立。
韩国学者徐荣洙曾对朝贡关系的确立标志有明确界定，以政治臣属为前提，见于历法或年号的使用，以象征和表示从属关系。 高丽于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二月，（始行契丹统和年号），标志着在政治上臣属辽朝。 但在历法和年号的使用上，却直到太平二年（1022）四月（复行契丹年号）后才最终稳定下来，期间高丽曾于开泰三年（1014）十二月、开泰四年（1015）十一月遣使北宋时，请求北宋（降皇帝尊号、正朔）以及（表求赐历日及尊号），同时又分别于开泰五年（1016）复行宋大中祥符年号，开泰七年（1018）（行宋天禧年号），但是太平二年（1022）后，上述情况不再出现。 景福元年（1031），当辽朝拒绝高丽提出的从保州城撤军、拆毁鸭绿江浮桥、归还扣留使者等要求后，高丽于同年十一月停贺正使，仍用圣宗大（太）平年号。 从仍使用辽朝年号，依然承认是辽朝属国，仅以不使用新皇帝（辽兴宗）的年号来表示对辽朝的抗议，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来看，此时高丽人的辽朝观已由此前对抗辽朝转变为接受辽朝作为宗主国的现实。
高丽自太平二年（1022）四月「复行契丹年号」后，严格遵行辽朝年号，奉辽正朔，即使是给北宋的文书，也一概不使用宋朝年号，而只使用甲子纪年。 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安元年（1085）宋朝礼部报告：（高丽国奉慰使与州郡书不称年号，惟书乙丑年）。 甚至出现了高丽宰相监校李子威（入宋表奏，误书辽年号，宋朝却其表）的外交事件。
由此可知，高丽人的辽朝观最迟在景福元年（1031）发生转变，这应该也是太平十年（1030）高丽遣使北宋贡方物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及重熙七年（1038）八月，辽丽封贡体系得以最终确立的心态因素。 使得高丽人辽朝观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高丽人由来已久的保邦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