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四等人制”的概念影响很大。历来治元史者多把“四等人制”看作元代政治、制度、社会的特征，认为元朝把治下民众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他们在仕宦、刑法、禁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各不相同。这一说法不仅影响着治元史者，而且还曾进入中学历史教材，几成民众常识性历史知识。然而，这一概念近年受到不少学者质疑，一些新说法也相继被提出。
“四等人制”说。这是传统说法，自清末民国逐步形成。清末民国时期，由于《元史》编纂粗糙，不少人致力于重编。魏源《元史新编》、屠寄《蒙兀儿史记》即是其中两部。两部著作中虽未明确使用“四等人制”的说法，然而文字表述中“分内外三等”“大别人类为四等”等语句，透露出种族等级观念。
同时期，在日本有“三阶级”“四阶级”的提法。箭内亘对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所载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汉人八种进行了考证，进而以“三阶级之差别”为标题，论述蒙古、色目、汉人在任官、科举、荫叙、刑法等方面的待遇差异，并得出元朝优待色目、冷遇汉人的结论（《元代社会の三阶级（色目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3册，1916年）。箭内亘的论述成为“四等人制”概念形成的基础。尔后，倡导蒙古至上主义的羽田亨指出，元代以蒙古至上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分为四个阶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世界文化史大系》第9册，东京新光社1935年版）。
1938年，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出版，第二章标题“元代法定之种族四级制”，基本确立了“四等人制”的概念。1985年，丁国范发表《元代的四等人制》（《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一文，参照蒙思明提法，使用“四等人制”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同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四等人制”条目的内容与丁国范观点大致相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权威性使得“四等人制”说法几成定论，在学界影响很大。直至今日，采用此说法者仍大有人在。
“四等人制”虚构说。20世纪末以来，不少学者对“四等人制”说法提出质疑。船田善之发表一系列论文，提出了否认“四等人制”存在的观点。他首先从“色目人”这一概念入手，指出“色目人”是汉语词汇，源于“诸色目人”，意为各种各样的人，大约至忽必烈时期成为一种制度术语而指蒙古人、汉人、南人以外的人。但是，在同时代的蒙古语或波斯语等文献里找不到相当于“色目人”的词汇或概念。他认为“色目人”是汉族认知世界的产物，所谓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人制”，是汉族人虚构出来的。其次，他又从“根脚”“参用”等角度，指出地方志户籍上注明的民族或部族中，并未见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种简单划分；元代高级官吏多由蒙古、色目人充当，其实是元代政权重视“根脚”的反映，并不是基于“民族四等人制”；汉人与色目人“参用”的用人原则，也不是为了牵制汉人和南人。总之，“四等人制”不是元代统治制度的基础（《元朝治下の色目人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108编第9号，1999年；《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元史论丛》第9辑，2004年版）。最近，船田善之又撰文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总结扩展（《元代“四阶级制”说のその后：“モンゴル人第一主义”と色目人をめぐって》，《アジア游学》第256号，2021年）。
对“四等人制”持有疑义的，还有杉山正明、刘晓、杜冠颖等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在统治阶层——蒙古人以外，并未特别设置身份差别或阶级制度，元代社会四阶级几乎是一个极端误解，元朝几乎未对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的差异有过什么限制（《クビライの挑战》，朝日新闻社1995年版）。刘晓认为，将元代人口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并规定其差别待遇的“四等人制”，从未见诸任何元代官方文件。所谓“四等人制”，只是后人将元朝相关零散规定加以概括总结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假设。蒙古统治者对被统治民族的防范始终是存在的，但这种政策是否已经完善到严密的“四等人制”，还存在许多疑问（《元代司法审判中种族因素的影响》，柳立言主编：《性别、宗教、种族、阶级与中国传统司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版）。杜冠颖认为，元代族群分类形式多样，并不都按“四等人制”分类，且族群分类的形式、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存在一个从一而终的分类体系（《元代族群分类的演变》，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20年）。
“二等人制”说。关于“色目人”一词的来源，胡小鹏撰文对船田善之观点提出商榷，指出“色目人”一词虽然是汉语，但在用于族群划分时是相应的蒙古语词汇“合里”（qari）或“合里·亦儿坚” （qari irgen）的译语。“色目人”一词涵盖的对象在蒙古语世界与汉语世界并不完全一致，其边界是动态的，有一定的模糊性。他进而提出了“二等人制”说法：蒙元政权的多民族政策，从根本上讲，是蒙古至上主义，即蒙古（国人）与非蒙古（“合里”）的二等人制，四等人制是细化的说法，汉文化意识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元代“色目人”与二等人制》，《西北师大学报》2013年第6期）。关于“色目人”一词在蒙古语中是否有对应的词汇，张帆也认为这个对应词汇是存在的。“蒙文直译体”是由蒙古文原稿翻译过来的，现存的“蒙文直译体”文书中，“色目”一词多次出现，这说明蒙古文原稿中一定有一个对应的词汇（《张帆谈元代的“四等人制”》，访谈录，2017年）。
“四圈人制”说。近年，张帆在演讲和访谈中，对“四等人制”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四圈人制”的说法。他指出，元朝文献中并没有“四等人制”这样明确的提法，“四等人制”是后人概括的概念，然而这一概念并不太合适。首先，不应当叫“制”。“制”容易被理解为一项正规制度，然而元朝对此并没有系统规定，只有一些因具体事例颁布的政策。其次，“四等人”的说法也不太准确。“等”字容易让人联想到印度种姓制度那样严格的等级，“四等人”让人感觉到的是高低上下的等级差别，而元朝实际状况其实是核心与边缘的内外差别，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等语句，反映的就是这种核心与边缘的差别。作者将蒙古人的七个圈层结构概念加以推衍，认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圈层式结构。因此，与其概括为“四等人制”，不如“四圈人制”更恰当一些（张帆《元代蒙古人的“圈层式”结构》，演讲提纲，北京大学伊朗文化研究所“波斯语文献与蒙元帝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张帆谈元代的“四等人制”》，访谈录，2017年）。
“族群内外制”说。黄二宁从元代族群关系的角度，指出“四等人制”的说法是学界对元代族群关系以偏概全的总结，从而提出“族群内外制”的说法。他认为，元代四大族群之间更多的是内外之别、亲疏之别，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等级之别。这种“族群内外制”的成立，既是蒙古人“圈层式”结构的延伸和对辽金制度的继承，同时与儒家文化中以“五服”制度为核心的天下观念精神相通，是人类各地域族群以自我为中心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的体现和实践（《元代族群关系再思考——以“族群内外制”为中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总之，“四等人制”概念的形成，是由于以往研究将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对不同人群的规定加以简单概括总结，缺乏动态的、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详细考察导致的。这种过度概括无法准确反映历史的复杂性。近年各种新说法从各个角度对这一概念的修正，使得元朝的族群关系、用人政策等问题更为明朗。我们期待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
（作者：蔡春娟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