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舟求剑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其实与之相似的成语还有荆人循表、引婴投江。前者说的是，楚国军队想要偷袭宋国，派人先在澭河中测量深浅并做标记。但发起攻击时，澭河水突然上涨，楚国人不知道，在夜里沿着原来做的标记徒步过河，结果淹死了一千多人，士兵惊恐的声音如同房屋倒塌一样。
后者说的是有个人从江边经过，看到有人正要把一个婴儿投入江中，婴儿在哇哇大哭。这个人赶忙上前劝阻，问怎么回事。回答让人啼笑皆非：“他爸爸擅长游泳。”
这3个故事，都是出自《吕氏春秋》，用以说明的道理是治国者不能固守旧法，不要因循，应该根据时势随时变法，与时俱进。正确对待旧法的态度，应该是取其立法精神，舍弃不适合今天的具体条文。这样的观点，到现在都不过时。
吕不韦其人，在历史上的评价不高，但不影响他主持编纂的这部《吕氏春秋》的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较诸子之言更为醇正大气，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这书怎么来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国丞相吕不韦仿效“战国四公子”的做法，招养门客三千。在秦国一统天下的前夕，他组织这些门客编写了这部书。
该书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20多万字。历代分类，都把它归于“杂家”，多认为是糅合各家学说而成，没什么创新。其实不然，《吕氏春秋》是一部为秦国统一全国后制定的治国大纲。当时，吕不韦大权在握、被尊称为“亚父”，在推进统一战争的同时，势必要为统一之后的国家擘画蓝图。
在书中，吕不韦对著述动机做了说明：其一是为了“纪治乱存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其二是提出了“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政治准则；其三是强调治国必须“行其理也”，与秦国一向尊奉的“法治”有所区别。
为了扩大该书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吕氏春秋》撰成之后，吕不韦将该书挂在都城咸阳的城门上，同时悬千金于其上，声言不管谁，能加减一个字，就给千金。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由来，用以形容文章好得不可修改、价值很高。
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归功于《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思想来了一次大总结，特点就是“杂”。这个杂，不是杂乱无章，不是思想拼盘，而是超越门派之见、集众家之长。何为众家之长？对诸子百家学说的特点，《吕氏春秋》进行了精准的概括：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
在此基础之上，该书对诸家学说来了一次“掐尖”式融合：对道家，取道法自然的思想，弃消极避世的倾向；对墨家，肯定兼爱、尚贤等主张，摒弃鬼神之论；对儒家，重视纲常伦理与尊师重教；对名家，借鉴其循名责实理论；对阴阳家，融合了五德终始学说；对法家，学习变法主张与贵势思想，反对专恃法术势治国的思想……
融合之后的学术思想，反映在政治主张上，主要是推崇无为而治。《吕氏春秋》全书洋溢着浓厚的法天地、重无为的道家思想倾向。
比如在《察贤》篇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孔子的弟子宓子贱治理单父这个地方时，每天弹琴作乐，悠然自在，很少出公堂，却把单父治理得很好。而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巫马期治理单父时，每天星星还高挂在天上时就出门工作，直到星星又高挂天上时才回家，夙兴夜寐，事事亲力亲为，这才把单父治理好。
巫马期向宓子贱询问不过劳也能治理好单父的缘故。宓子贱说：“我的办法是凭借众人的力量，你的办法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劳苦，依靠众人的力量当然安逸。”
不过，《吕氏春秋》推崇的无为而治思想与秦始皇的法治思想实难相容。因此，《吕氏春秋》在统一后的秦朝并未发挥作用。但秦朝的飞速灭亡，又从反面证明了《吕氏春秋》的价值。到了汉初，几代皇帝都推行黄老政治，与民休息，“文景之治”就是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取得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吕氏春秋》确实是一部合格的治国大纲，只不过没有用在娘家而是应在了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