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到江都巡视，在这里，隋炀帝生活更加荒淫糜烂，江都宫中一百多间房，每间房中都极尽豪华，内住美女，每天以一房美女做主人。这真是作死的节奏啊！江山马上都丢了，还这样？
其实当初隋炀帝也是一个聪明有能力的孩子，结果竟变得如此下作。
见江山岌岌可危，隋炀帝也就破罐子破摔了，每天酒杯不离口，用买醉来麻痹自己。
不过隋炀帝看到天下大乱，心情忧虑不安，处理完朝中事后，就头戴幅巾，身穿短衣，拄杖散步，走在行宫的楼台馆舍，不到晚上不停下，不停地观赏四周景色，唯恐再也看不到。
杨广也愁啊！
因为当初杨广曾经被封晋王，对江都有感情，这也是他现在来这里的原因。
炀帝也是一个才子，曾自己作词作曲，编写出军的军歌。
杨广曾经拿着镜子照相自怜，回头对萧皇后说：“好一个头颅，该由谁斩下来呢？”
萧皇后惊异地问杨广为什么这么说，隋炀帝笑着说：“贵贱苦乐循环更替，又有什么值得伤感的呢？”
这一句倒是实话，你享受太过，自然会被惩罚。
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人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右候尉大将军李才极力说明此举万万不可，请隋炀帝御驾回长安，并与虞世基争论得面红耳赤而拂袖而去。
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说：“江东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环境恶劣，地域狭小，对内要奉养朝廷，对外要供应三军，百姓受不了，恐怕最终要起来造反的。”
御史便弹劾李桐客诽谤朝政。
这个时候隋炀帝还蒙在鼓里，自欺欺人地以为天下太平呢！于是隋炀帝下令修造丹阳宫，准备迁都丹阳。
当时江都的粮食都吃完了，隋炀帝的“骁果”(骁勇果敢）禁卫军大多数是关中人，长期在外，思念故乡，见隋炀帝没有回长安的打算，大都谋划叛逃回乡。
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很得杨广信任，杨广就让他统领骁果军，驻扎在东城。
司马德戡与另一位要好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商量，说：“现在骁果军人人想逃跑，我想把这件事告诉皇帝，又怕说早了被杀头；不说，事情要真发生了，也逃不了灭祖，怎么办？”
大臣和皇上之间怀着这样的心，怎么还能干好工作。
司马德戡说道：“如果骁果军逃亡，我们不如和他们一起逃跑。”
元、裴二人都说：“这样最好！”
事情都到这地步了，杨广还能有好吗？
于是相互转告联络，连内室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以及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都参与同谋。
这是组团忽悠隋炀帝杨广了，可见此时人心的向背了。
有一位宫女听到了他们的计划，就告诉了萧皇后，说：“外面有人想造反。要赶紧告诉皇上才行。”
萧皇后：“那你亲自去报告吧。”
宫女高兴，以为可以邀功，就跑去给隋炀帝报告。
谁知道杨广大怒，认为这不是宫女该过问的事，就直接把这个宫女给杀了。
萧皇后太“坑了”，多年的夫妻 她当然知道杨广的脾气，可你不应该坑别人啊！
改变计划，由逃亡变成“造反”
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交情深厚，杨士览又是宇文智及的外甥，赵行枢和杨士览便把他们的计划告诉给了宇文智及，宇文智及很高兴，当时司马德戡等人定下三月月圆之夜，结伴西逃。
宇文智及说：“皇上虽然无道，可是他的威令还在，你们逃跑，就是和以前的窦贤一样，自寻思路。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司马德戡等人赞成他的意见。
众人经过商议决定公推宇文智及的哥哥右屯位将军宇文化及为首领，宇文化及性格怯懦，听说后，吓得脸色都变了。后来又听从了众人的安排。
司马德戡召集全体骁果军，宣布了起义计划，军吏们都说：“愿意听从将军的调遣！”
当天便实施了行动计划，到三更时分，司马德戡在东城集结数万骁果军，点火与城外相呼应。
裴虔通回答：“草坊发生了火灾，外面的人正在救火呢。”
早先，隋炀帝特意挑选了几百名勇猛矫健的官奴，类似于皇帝的贴身保镖，把这些人安置在玄武门，称为“给使”，以防突然之变，这些人的待遇相当优厚，杨广甚至把宫女赐给给使们享用。
宇文化及为了防止这些给使带来麻烦，在行动之前，就勾结司宫(宫中女官)魏氏，假传圣旨放了全体给使们的假。
裴虔通和元礼领兵进了永巷寻找杨广，有宫女出来将隋炀帝躲藏的地方指出来。
校尉令狐行达拔刀冲上去，隋炀帝躲在窗后对令狐行达说：“你想杀我吗？”
令狐行达回答：“臣不敢，不过想让陛下西还长安罢了。”说完收起刀扶着杨广下阁。
天明后，众人将隋炀帝带回寝殿。
参加起事的马文举说：
“陛下抛弃宗庙而不顾，不停地巡游，对外频频作战，对内极尽奢侈荒淫，致使强壮的男人都死于刀兵之下，妇女弱者死于沟壑之中，民不聊生，盗贼蜂起；一意任用奸佞，文过饰非，拒不纳谏，什么叫没罪！”
这应该是对隋炀帝的“盖棺论定”，对他一生的总结。
这样的皇帝可以说死有余辜。
原来，深谙占卜相术的隋炀帝料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就经常用罂装毒酒带在身边，对宠幸的美女们说：“如果贼人到了，你们要先喝，然后我再喝。”
可等到真的出现乱事，找毒酒时，左右都跑掉了，竟然找不到。
唉，众叛亲离，不都是自己招致而来的吗？
杨广只好解下身上的练巾交给校尉令狐行达，令狐行达勒死了杨广。
一代暴君就这样魂归乡里。
史料出自于司马光《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