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他是宋仁宗为子孙选中的“太平宰相”；宋英宗器重他；宋神宗称他为“天下奇才”，读他的文章，废寝忘食；高太后屡次提拔苏轼，并特意为他执政创造条件。
但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做成宋朝的宰相，并且仕途生涯颠簸流离。为何？
他天赋异禀，文学才识在当时已是名扬天下，为何不以“文”行天下，还要在崎岖不平的仕途中屡屡受挫？
他卓然超群，视陶渊明为自己的精神老师，为何他敬仰隐居的陶渊明，而自己却做不成“陶渊明”？
让我们从浩瀚的历史文化中，却追寻苏轼不平坦、不平凡的人生密码。
公元907年，唐王朝灭亡。随之而来的是长达72年间政治上的四分五裂。
在南方出现了九国，沙陀人在北方建立了北汉，以及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五个国柞短暂的王朝，这就是唐宋之间的分裂时期——五代十国时期。
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与动荡，必然招致外部军事力量的入侵，也必然导致文化道德传承的断裂。
君臣之间，无忠诚道义可言。新主仅靠武力取得权势，而俯身便拜的臣子比比皆是。当时身负时誉的“士大夫”冯道，因效力于四朝十代君王，期间还向辽太宗称臣，被后代的欧阳修痛骂为“不知廉耻”，司马光更斥责其为“奸臣之尤”。
960年，宋太祖“黄袍加身”，宋王朝建立。在他在位的16年里，不仅统一了除北汉以外的政权，更是开创了统一王朝的制度建设，为北宋王朝的绵延长久奠定了基石。特别是他留给后世的三条诫令，成为宋朝文士安身立命的底线。
976年，宋太宗征服了北汉，彻底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政治局面。统一王朝开始力求恢复文化和学术，宋代理学开始逐步进入历史舞台，一个文艺复兴的新时代来临。
相对于唐朝，宋朝选拔人才的科举日渐完善。
唐朝的科举考试与公荐并行，而宋朝全面推行“锁院制”，为天下读书人开启了公平公正的晋升渠道。
宋代科举，以进士科为主，及第者可立即任官职。唐朝时进士科录取名额仅数十人，而宋代录取的名额远远超过了唐朝，人数多至数百人；其高第者，多能仕至公辅。
所以，这是文士最好的时代。
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年方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参加进士考试，便一举中第，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名扬京师。
1061年，苏轼、苏辙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苏轼入第三等（一、二等皆为虚设），为“百年第一”，即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连宋仁宗赵祯都欣喜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如果不出意外，苏轼拜相只是时间问题。
宋朝历史上在位最长、最仁厚的皇帝宋仁宗去世。而欣赏苏轼的宋英宗仅在位四年。
1068年腊月，当苏轼两兄弟为父亲丁忧回朝后，等待他的已非昔日的“平和”朝廷。
年轻的神宗锐意改革，之后围绕王安石变法出现的政策反复，再加上特殊的朝堂环境，让更多的朝廷大臣牵连其中。
宋朝的政治，实质上已成为士大夫的政治。
宋理又多提倡气节，士大夫自认荣誉感强，责任心更强，加上宋朝有“谏官可随时弹劾执政，并许以风闻言事”，导致谏官恣意攻击。论政之风盛行，失却理性，也渐而发展为党派的意气之争。
党争既然开始，自然有伪君子、有真小人混进去，党派之间哪还有公正、安宁之日？！
而苏轼就是其中最为不幸的一位。
二、儒、道相融的道德修养，让苏轼坚持“真我”
苏轼从1057年进士及第入仕，到1011年去世的45年间，除为父母丁忧的那几年，一直在仕途上奔波。
这段期间正是宋朝朋党之争由孕育，到升级并不断恶化的历史时期。
被视作旧党的苏轼几起几落，堪称艰辛。但“状元之才”的苏轼不是没有上位拜相的机会，曾有距离相位可以说是触手可及。
被认定为旧党的苏轼迎来了仕途上的转机。
当初因批评和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外调的苏轼已辗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九年；在调任湖州时因一篇谢恩表罹祸，史称“乌台诗案”。虽在多方营救下无罪释放，但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且不得签署公事。5年后调任“汝州团练副使”，仍不得签署公事。
在高太后的提携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苏轼从团练副使被相继提拔为知登州军州事、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直至正三品的知制诰。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因为知制诰，是皇帝的高参，是专门培养宰相接班人的位置。
元祐初年，那些曾经的改革派（新党）的贬官诏书，包括吕惠卿、李定、章淳、曾布等，均出自于苏轼之手。
这段时期，是苏轼一生仕途的鼎峰，也是他最为光鲜、辉煌的一段日子。
司马光任相后，竭尽全力排挤参与变法的新党人物，全面废止王安石新法，并将学术和政治合二为一，对王安石的学术进行禁止、损毁。
苏轼认识到这样的做法，其实与“新党”之前的极端做法不过是一丘之貉。他对司马光“尽废新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屡次向朝廷上谏议书。
也因此，苏轼引起了司马光领导的保守力量的排斥和诬告。
1086年10月，司马光去世。被暂时贬官的章淳等人意欲卷土而来，也对成为文坛核心和处于政治高位的苏轼展开了攻击。
在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的朝廷环境下，如同1071年一样，1089年3月，忍无可忍的苏轼再次请求外调。
虽然三年后，又被高太后调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乃至端明殿侍读学士等高位，但终与宰相之位失之交臂。
当真是苏轼所调侃的自己“不合时宜”？
熙宁年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他只是从任职基层的经验出发，从百姓的视角，来提出变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不同于对新法彻底反对的其他旧党大臣。
元祐年间，苏轼上书反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他也是从实际的效果出发，从施政抚民的视角，来判定新法所带来的积极效果。
说到根源——
苏轼，只是“性直放旷，喜直抒胸臆，以事物原本的是非曲直为‘是非曲直’，不屑于在党争中东倒西歪”。
苏轼，他只是在“寻找一切机会，去接近真实和真理，表达自己的理性”。
苏轼的品行修养，儒、道相容的道德规范让苏轼，只会坚守自己的内心和志向，遵循“真我”，不会为权势和名利而去改变。
参考资料：
1、《宋史》
2、 《斑斓志》张炜著
3、《宋史十讲》邓广铭著
4、《理说宋朝》朱晔著
5、《弱宋：造极之世》陈胜利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