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派，也称浙东史学派，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并提出“六经皆史”等命题，倡导一种注重研究史料和经世致用的风气，是我国学术史上最具光彩的地域性学术流派，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管江岸的白云庄原为明末户部主事万泰的庄园，黄宗羲先生甬上讲学时间最长，并产生重要传播与影响力的场所，培养了“十八高弟”，使学派发扬光大，不仅在浙东、而且在国内外影响深远。黄宗羲墓位于余姚市陆埠镇化安山东南麓。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梨洲先生。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万斯同墓位于奉化市莼湖镇乌阳观山南麓。万斯同（1638－1702）号石园，字季野，以布衣身份撰修《明史》。
全祖望墓原位于宁波南郊王家桥苗圃南端。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著有《鲒埼亭集》等。
打破宁波地区文化落后的局面，是在魏晋之后，两晋时期出现的“永嘉之乱”，唐末的“安史之乱”，与北宋的“靖康之难”。这三次战乱，迫使中原人口大量南迁，中国经济重心迅速南移。这一特大波澜，极大地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不但输入了最能决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大量劳动力，而且移来了一大群足以改造当地民风习俗，构筑先进文化体系的文化精英，这些南迁的王公贵族和文学名士，让中原文化渗透到长江流域。而恰逢这一时期建城的宁波，幸运地成为吸纳中原人才的重要窗口。通过吸纳和消化，迅速切入到了中原儒家文化的精髓。时朝廷重视教育，书院便充当了文化传承的“桥梁”。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书院分别为岳麓书院、贵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睢阳书院等，大多建于宋代。浙东地区两宋时期最著名的当推“桃源书院”，不仅历史早，规模大，而且培养的人才也最多。书院创始人为王致，北宋大中祥府年间(1008-1016)，他隐居在鄞西桃源乡的庄家溪，将旧宅“酌古堂”改建为书院，用于教授学子，并与其侄子王说和当时的著名学者杨适、杜醇、楼郁(史称“庆历五先生”)，共同主持该书院，开启了浙东地区最早的私学教育。北宋庆历年间，书院改称为“桃源书院”。1076年获宋神宗皇帝御赐“桃源书院”，为宁波地区最早获得的皇帝御题。随着教育的深入和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从此地涌现，走出浙东，走向全国。这就是为后人称道的浙东学派的前序。
千年学府桃源书院
自中国设立科举以来，唐时明州地区考中进士者寥若晨星，由“庆历五先生”担纲的桃源书院，让文化种子得以播撒，读书的重要性被不断强化，使这里的人们茅塞顿开，读书成为人们改变命运的重要选择。这种观念使浙东大地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北宋时期，明州已出现一百多位进士。南宋时期，明州籍进士有六百多位，为全国之最，以至于宋朝廷出现“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景象。到了明朝，宁波产生的进士数量仍高居全国榜首，令世人瞩目。王阳明、黄宗羲等一大批人才相继涌现，其学术思想影响近三百年之久，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东北亚、东南亚之影响都至为深远。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三座高峰，以往在唐诗无所建树的宁波人，在宋词、元曲竟站到了台前。宁波词人吴文英，在南宋词坛趋于沉寂期间，卓然独立，成为风雅词派的领军人物，得以与著名词人辛弃疾、姜夔鼎足而立。词作数量列两宋词人之第四位，今存世尚有350首。
宁波籍元曲圣手张可久，与马致远、乔吉并称元散曲的代表作家，其成就在二人之上，是散曲成就最高水平的大家，元曲今存4250首作品，而张可久一人达到886首，占了散曲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是散曲的一代宗师。
到了当代，宁波以120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数量位列全国之最(苏州以102位名列第二)。宁波人才突然大量涌现，以“井喷”来形容实不为过，这在中国同类城市中，实为罕见。全祖望先生曾评“数十年之后，吾乡遂称邹鲁”(邹鲁者，孔孟的家乡，即著名教育之乡)。“教行于一时，而泽被于百世”，浙东文化的孕育和发展，也应证了王应麟先生的这句话。
著名学者、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于1047-1050年在鄞县主政三年，除了兴修水利，探索农业改革思路的同时，对教育也极为重视，不仅参与桃源书院的教学，还为兴办县学(官学)、支持各地筹办书院推波助澜。据《鄞县志》记载，宋代鄞州书院共有十四家之多，成为宁波书院文化的发祥地。今年12月恰逢王安石先生千岁华诞，宁波人向这位作出杰出贡献的先哲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北宋汪洙的《神童诗》。汪洙是鄞西桃源乡(今横街镇)人，据史书记载，汪洙九岁就善赋诗，聪慧过人。就读于桃源书院，后中进士，官拜六宗正卿，至观文殿大学士。在他撰写的《神童诗》中，把读书的重要性阐述得淋漓尽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主旨鲜明，振聋发聩。这比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早了五百多年!汪洙在《神童诗》中的大量篇幅阐述了读书的重要性：“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遗子满籯金，何如教一经……”汪洙自己身体力行，他的两位儿子和一位孙子先后成为观文殿、端明殿、敷文殿大学士，一门出了四个大学士，堪称奇迹。《神童诗》犹如吹响了宁波人读书的进军号，从此“诗书传家”、“耕读传家”之风在浙东蔚然成风，浙东大地面貌焕然一新。
南宋王应麟的《三字经》。距汪洙仅两百余年的南宋，宁波又出了一名大儒王应麟，他18岁中进士，15年之后又考中号称“进士中的进士”的博学鸿词科，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他为官清正耿直，不附权贵。晚年撰写了多部有关蒙童教育的书，尤以《三字经》最为著名。他强调教育必须从儿童抓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向全世界推广。
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鄞人程端礼，出身世官之家，幼年受到良好教育，曾在多所书院担任院长及儒学教授，为指导家族子弟学习，他与弟弟程端学潜心教育，探索规律，编写了教学程序《读书分年日程》，将青少年教育时间按年龄分为启蒙、小学、成人三个阶段，又将每天学习时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间段，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将教育目的、内容、方法、计划融为一体，成为一部较完整的教学学规。一经问世即为政府重视，被元代国子监颁行全国郡邑学校，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国家颁布的教学大纲，至明清以来，一直沿用。
蒙学教育从此牢牢扎根于浙东大地，使读书明理成为广大民众坚定的信念，读书的成效大大提高。甬籍史学家万斯同赞曰：“田家有子皆知学，仕族何人不织麻”。浙东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最发达的地方之一。“诗书传家”“耕读传家”彻底改变了宁波的社会生态环境，昔日的“文化荒漠”转变为教育发达的“小邹鲁”，浙东大地成为人杰地灵的宝地。建于明代的“天一阁”藏书楼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大放异彩，足以告诉世人，宁波是读书人最多的地方。“历史文化名城”的桂冠花落宁波，实至名归!
“桃源书院为国家、为民族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栋梁之材。”中国地方志博物馆副馆长、文史专家龚烈沸说，据文献记载，在宋以前的数百年科举考中，鄞县仅唐时有一人中过进士。而宋以后，鄞县历代进士竟达1205人，其中宋代730人，尤以南宋时最为突出，为601名，以致当时有“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之说。到了近代，鄞县文化界涌现了翁文灏、童第周、沙耆、沙孟海、马友友、朱复戡等一大批中国顶尖的学者、大师、可谓群星灿烂、名人辈出。
“桃源书院对于宁波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及浙东文化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据了解，在目前中国1100多所高校中，有宁波籍校长280多名，两院院士中有宁波籍院士100多位。”北京大学王国华教授说，宁波作为一座中等城市，为国家贡献了这样多的优秀人才，其与桃源书院的文化传承和因果关系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