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42度—大明王朝的生死线》 第30节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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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春，时年三十五岁的广东人袁崇焕得中进士。每三年一次科举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在二月举行的三场会试，将决定举子们是否高中进士。倘若登科，三月便可进入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殿试并不会淘汰任何人，只是决定候选进士们的名次，包括给他们一个“天子门生”的殊荣。每次开科大约会取三百名左右的进士，前三名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状员、榜眼、探花为一甲；一般4至150名为二甲；150名以后则为三甲。
袁崇焕的名次是三甲第四十名，虽然在这一届进士中的成绩属于中等偏下，但已经是妥妥的人中龙凤。终明朝一世总共录取了约25000名进士，平均下来一年还不到100人。明末中国的人口大约能有一个亿，能高中进士者万中无一。
一甲进士直接入翰林院；二甲进士大多留在京师做京官；三甲的话则外放做地方官。这倒是正合了袁崇焕的意。在他等待殿试的时候，明军在萨尔浒惨败的消息刚好传到京师。此后在他等待外放之后，后金军又乘热打铁的攻灭了叶赫部，拿下了开原、铁岭等城。
袁崇焕从来没想过靠脸加分，一心想的是到边塞建功立业。史书记载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
这并非不可能。明朝前期武将地位尊贵，能配享太庙的基本都是武将，只有姚广孝和刘基先后享受过这个殊荣。到了中后期，文官的地位明显提高。明英宗以后征伐基本都是以文臣作为主帅，总督、巡抚、经略、督师等职位也都由文官担任。文官的地位也压倒武将。
朱元璋把开国武将灭得差不多，想用藩王统兵；朱棣又怕后世子孙有样学样，发展成以文臣为帅统兵，再派出身边的太监做监军也是必然。
虽然文官统兵是惯例，但袁崇焕的资历还是太浅了。按照规矩，袁崇焕初授的是福建邵武县的知县，离到边塞建功立业的机会差着很远。
机会来得很快。公元1622年，天启二年正月，上一年刚拿下沈阳、辽阳的努尔哈赤兵发广宁，一举攻克了这座辽西重镇。熊廷弼、王化贞被迫退向山海关，刚稳住的阵线和积蓄的反攻力量毁之一旦。
一定程度上说，明军这么快的从一场失败走向另一场失败，跟毛文龙半年前在敌后的奇袭有关。这场李云龙式的胜利，以及他一路自做主张的招抚工作，让天启皇帝和朝臣们认定，只要王师反攻就能在河东一呼百应。于是朝廷下令，按照熊廷弼的“三方建置”策略海陆并进。由天津、登莱水军前去支援毛文龙拿下辽南，王化贞则与林丹汗合兵，进据辽河建立防线。
结果非但没有反攻成功，反而让后金乘势集结了六万主力一举攻下了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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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失败并不让人意外，“经抚不和”是主因。毛文龙是王化贞的人，熊廷弼又一心想全面主导辽东战事，毛文龙这份奇功反而是拆了后者的台。有鉴于此，熊廷弼反而上书说毛文龙这是在打草惊蛇，在他还没有聚合三方力量时，就让后金警觉，大量屠杀和内迁辽南军民。
于是在王化贞带着辽东的军队向辽河推进时，受熊廷弼节制的两镇海军却按兵不动。在熊廷弼看来王化贞不懂军事和人心，所谓“辽人不可用，西部（蒙古）不可恃”，无论是他收拢的那些辽东败军，还是用赏银诱惑来的蒙古盟军都不可信。
熊廷弼心底的想法，是让王化贞碰壁后黯然退出辽东。事实也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最后暗投后金打开广宁城门的，正是王化贞视为心腹的辽东军将领。至于蒙古人那边，王化贞以为身为蒙古大汗的林丹汗能够调动数十万铁骑。然而林丹汗的影响力，却并没有他声称的那么大，他想统一的那些蒙古部落，多已暗自与努尔哈赤交好。
广宁之战时，已经有唇亡齿寒感的林丹汗倒是派出了一万骑兵前来助阵，却并没有发挥作用，甚至还有两万蒙古骑兵没有赶到战场，城就已经破了。
说到底，明军自己这边都不能形成合力，又怎能指望外人能帮到自己呢？
最终局势的恶化程度，远超熊廷弼的预料。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下，逃亡的辽西军民一股脑的涌向山海关。熊廷弼和王化贞也一起因为广宁之战的惨败而下狱论罪，几年后被处斩。
这场大败却让一心想去边塞建功的袁崇焕得到了机会。大明正面临空前的危机，无论是热衷党争的朝臣，还是皇帝本人都在寻找能到做事的人。像袁崇焕这种两榜进士出身，又热衷兵事者是再合适不过的。
当年五月，袁崇焕在进京面圣后被破格提拔入兵部任职主事。就在在朝中一片慌乱，商讨该派谁去做新的辽东经略时，袁崇焕却一声不吭单枪匹马的跑到关外去调研。以至于同僚、家人都以为他失踪了。
回朝之后，袁崇焕便上书把关外的形势说得头头是道，并且言道“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入职兵部足以证明袁崇焕在兵事上的才学已经得到了皇帝的认可；现下一个人去前线搞调研，更是证明了他的胆识。
打仗这事，文官可以去，武将可以去，匹夫庶民也可以去，最基本的要求你得不怕死。虽然是个基本要求，却不是谁都做得到。既然袁崇焕有胆有识有才，便是那些心存疑虑者也不好说什么了，否则一句“你行你上”，便能把反对者逼到墙角。
不管这位日后的袁督师再怎么出挑，步入官场仅仅三年的资历也是担不起辽东经略之职的。于是袁崇焕被升任正五品的“兵备佥事”，奔赴山海关帮着督监关外诸军。至于辽东经略一职则由兵部左侍郎王在晋接任。
辽东的事情太大了，熊廷弼被任命为辽东经略时，为了让他能够节制那些军镇，天启帝同时给了他兵部尚书的任命。他这一下台，相当于兵部第一副部长的王在晋便自然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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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王在晋还是很倚重袁崇焕的。不过在具体如何构筑新防线的问题上，双方出现了分歧。在王在晋看来，辽东的危机经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败于萨尔浒，让努尔哈赤得以突破抚顺关；第二阶段是丢失开原、铁岭，辽东的北方门户大开；第三阶段是失守沈阳、辽阳，让整个河东之地沦陷后金；第四个阶段则是广宁之败。
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并没有问题，争议点在于现下要做的选择是应该退守辽西走廊，在这条背山靠海的通道上梯次建立防线，还是干脆一下子退到山海关，把整个关外之地让给努尔哈赤。
王在晋的意见是干脆集中力量加固山海关，袁崇焕的想法山海关要修，防线也必须前推，最起码要推进到辽西走廊中部的宁远城。简单点说，王在晋的意见是搞“山海关防线”，袁崇焕的意见是搞“关宁防线”。
怎么做都取决于明朝怎么决定。努尔哈赤在攻下广宁后，并没有据守辽西，而是大肆抄掠一番就退回了河东。这与努尔哈赤一贯秉持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方针有关。之前刚拿下的河东之地还没有消化完，要是再分散兵力据守河西各城堡，很容易再上演毛文龙夜袭镇江堡的一幕。
有鉴于此，当时山海关至辽河一带的真空地带，除了散布着大量流散的明朝官民以外，顺势填补空间的主要是乐得来抢点人马物资的蒙古诸部。
客观说，双方的意见各有各的道理吧，一如李成梁当日决定放弃宽甸六堡收缩防线一样。在李成梁和王在晋看来，收缩防线相当于坚壁清野，避免那些陷于危地的军民，成为后金的战利品。
然而先且不论主动收缩防线这事，在战略上是否更现实，是否更有利于集中力量，在政治上都会发出一个不好的信号，那就是大明已经默认整个辽东为后金之地，不再寄希望于光复辽东了。这种信号很可能会造成负面连锁反应。相比之下，前推防线的方案，则更容易在朝堂占据道德制高点。
有鉴于此，天启帝在派出自己的恩师万历三十二年的榜眼孙承宗到前线考察过之后，决定罢免王在晋。孙承宗自请至关宁前线，为袁崇焕站台。为此天启帝还特设了一个比辽东经略还大的官职——蓟辽督师给自己的老师。这个职位跟前者的区别，再于还可以节制北京（顺天）、保定的巡抚。为了便于调动河北的资源，修筑关宁防线。
有了孙承宗的支持，袁崇焕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天启四年（1624年），关宁城修筑完毕。不过袁崇焕的野心并不止是修一条“关宁防线”，而是修成一条“关宁锦防线”。
“关”是山海关，“宁”是宁远城，“锦”则是锦州城。两条防线的区域在于，“关宁防线”只覆盖了半条辽西走廊，而“关宁锦防线”则覆盖了整条辽西走廊，可以直接面对辽河下游平原。山海关的位置大家都比较清楚，是燕山东南角与渤海的交汇点，过了这个关口那后金铁骑面对的就是再无屏障的河北平原了。那么宁远城和锦州城又有什么独特的位置优势呢？
先来说说锦州城，说起这座城就必须提到辽西走廊北端的两条天然边界：大凌河与它南边的小凌河。由于辽西走廊实在是太窄了，发源于燕山东麓的大小凌河并没有能够向东延伸至与辽河合流，而是各自独流入海，成为了辽西走廊的天然门户。
锦州城的位置是在小凌河北岸，事实上后来袁崇焕在大小凌河并不仅仅加固了锦州城，还修复了小凌河之南的“松山堡”、大凌河之北的“右屯卫城”，以及大凌河之南“大凌河堡”。这四个互成犄角之势的城堡，彼此间相距不过十公里左右，原本是广宁卫防区的最南点，现在成了“关宁锦防线”的北大门。
再来说说位置居中的宁远城有什么优势吧。
宁远城的优势在于它的旁边有座名为“觉华岛”（现名桃花岛）的岛屿，这座岛屿也是整个辽东湾唯一的大型岛屿。其与海岸线的距离不过7公里多，离宁远城也不过13公里。这样的话，明军就可以把觉华岛打造成关宁锦防线的海军基地，与宁远城互成犄角之势，把前线物资包括运送补给的船只堆放在觉华岛上。
天启五年夏（1625年），在孙承宗的主持和袁崇焕的严格监工之下，整个关宁锦防线完工。总计修了九座大城，四十五座堡垒，训练兵马十一万。位置最前突的右屯卫城和觉华岛上，也囤积了大量军粮，只待朝廷下令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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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当孙承宗向朝廷请响准备复辽时，朝堂之上却起了罢免他的声音。原因是修建关宁锦防线真的太花钱了。按弹劾孙承宗的奏章所说，一年在关宁锦防线修城养军就得耗费六百万两白银（岁费六百万）。照这样算的话，几年下来的开销再打次万历三大征都有富余。
反对者的意见是，如果以后的战略是守，那就老老实实的花钱修城守着。要是觉得能反攻成功，那就把军费花在进攻准备上，不应该花那么多钱修城。你不能“战固未能，守亦羞称”。让你攻，攻不出去，自己又不好意思说只能防守，还再用反攻的名义要钱。
话说到这份上，那怀疑孙承宗是不是错着复辽的名义中饱私囊的猜忌就难免了。事实上所有在边疆战事上被弹劾的官员，从当初的曾铣、李成梁到后来的袁崇焕、毛文龙，都免不了这条罪名。毕竟消耗了帝国大量的白银，不管有没有抽水都是瓜前李下惹人嫌。
帝师最重的是名声，怎么可能受这盆污水，一气之下孙承宗就自己辞了职，怎么留也留不住。
孙承宗主政辽东的这四年中，辽东整体是很太平的。除了毛文龙在后方牵制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后金在消化河东地区时，遇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时间来消化。至于这个问题是什么，下一节会具体展开。
接任孙承宗经略辽东的是新任兵部尚书高第，纯属赶鸭子上架。既然现在的风向是觉得关宁锦防线花了那么多钱，劳而无功，那么想自保的话反向操作就行了。说直接点还是退回山海关防御。
先不说搞“山海关防线”和“关宁锦防线”谁对谁错，在这种战略性问题上搞180度大转弯，那这四年时间和上千万两白银就全都白花了。后撤的命令一下，整个关宁锦防线乱成一团。
之前熊廷弼认为“辽人不可用”。这也不能怪他，毕竟从李永芳开始太多人做带路党了。但你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毛文龙的经历更证明大部分辽人不愿意屈从后金统治。这种情况下，孙承宗提出了“ 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的策略，简化的说就是“以辽守辽”。
这一策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不光收拢了大批败退的辽东边军在关宁锦防线，辽东百姓、商户也视关宁锦防线为可以安居的乐土。事实上，耗费巨资修筑这条防线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在军事上留一个防守的B方案，更是为了在政治上给辽人吃一颗定心丸，让他们知道朝廷不会放弃辽东。
这一切很显然都是出自袁崇焕的谋划，因此对于后撤山海关的命令，他是坚决不同意的。认为就算是后撤，最起码也得守住整条防线的核心宁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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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这边换帅，还搞战略大后撤，如果你作为他的对手会怎么做呢？当然不会等你有序后撤，而是必定会在撤退的时候乘虚掩杀了。于是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六万直奔关宁锦防线。
高第是上一年十月刚接手辽东防务的，努尔哈赤杀来的时候不过两月时间，根本还来不及把前线的人员、物资尽数撤入关内。如果孙承恩还在的话，那么大小凌河防线自然将成为最先恶战之地。现在的话，就像4年前的广宁之战一泄千里了。囤积在大凌河之北右囤卫城的三十多万石军粮，转瞬间成为了后金的战利品。
至于在掩杀过程中的军民人口损失更是无法计算。回想一下当年刘备带着荆州百姓南撤，被曹操虎豹骑掩杀时的场景，你就能想象这副场景有多么惨了。
如果没有袁崇焕守在宁远城，后金军这次毫无疑问的会直接杀到山海关。从接到后金军大军压境的消息，到努尔哈赤兵临宁远城下仅仅用了六天时间
事实证明，关宁防线在防御战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利用坚固的城堡阻断狭窄的山海通道，同时在城墙上架设火炮，史书记载明军的火炮“城内架西洋大炮十一门，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
除了利用火炮远程攻击来犯之敌以外，城内守军还集中生智发明了名为“万人敌”的近战武器。具体做法是把火药均匀的筛在芦花、被褥、床单上，然后卷起来丢到城墙之下。这东西威力有多大呢？这么说吧，想出这法子的是袁崇焕手下的一个通判，他在点火试验时离得太近，不小心一个火星飞到胡须上把自己给烧死了。
时值正月，而且是几十年来最冷的冬天。杀至城下的后金官兵看到城下居然零乱丢弃着那么多被褥，自然是喜出望外争抢战利品。城上的明军乘机抛射火把、火箭，宁远城下顿成一片火海。非常危险的是，等到后金撤军时，城内的火药其实已经消耗殆尽。
人是没有不怕死的，当时大多数人其实是想撤的，甚至埋怨袁崇焕是为了个人的声名，置全城百姓性命于不顾。为了坚定意志，袁崇焕下令宁远城背后的城堡，如果看到敢于后撤的明军格杀勿论。
依靠坚城、火药以及誓死不退的意志，宁远城被艰难的守住了，世称“宁远大捷”。在后金军撤回河东，袁崇焕与同样为孙承宗任上提拔的总兵赵率教、副总兵满桂一起，重新把防线推进到了锦州一线，加紧修复被后金军破坏的城堡。
毛文龙在敌后的那场小规模奇袭都能弄到朝野振动，宁远之战可是跟后金主力硬碰硬取得的胜利。朝堂上下那些再怀疑关宁锦防线乱花钱的人也都只能禁声了。包括高第也识时务的两次上书请辞。
战后论功，死守宁远城的将士都得到的封赏，袁崇焕则升任辽东巡抚。次年五月，不甘心失败的后金主力再攻锦州、宁远，又被袁崇焕他们顶了回去，时称“宁锦大捷”。
连续两场胜利，坐实了关宁锦防线的成色。日后不管再风云变换，更替辽东战场的主官，这条防线都不会再被轻易放弃了。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