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由严嵩提出来时，在嘉靖看来，这项国策若是顺利地执行下去定能利国利民，但是该方略推行到浙江到了四月份却还没什么进展，当地的农民怕“失了自己田地”，基本都不乐意去执行，更别提浙江官府为了赶进程还在暴力推行。
胡宗宪虽然没有进入内阁，但是因为在地方上多年的历练，这项国策一被提出来，他就看透了“改稻为桑”方略的最大弊病，就像他对谭纶说的那样：“那么多人想利用这个机会兼并田地，浙江立刻就会有将近一半的人没了田地。那么多没田地的百姓聚在这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今年不反，明年不反，后年，再后年必反！”也就是这国策若是按照严世蕃等人的改法，必定会使浙江大乱，进而造成大明朝局的不稳。
胡宗宪不愧是个能臣干将，他能看透弊病，却也有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就是把“改稻为桑”的进程放慢，给浙江农民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可以慢慢做，比方把今年将一半的稻田改种桑苗的方案，改成分三年做完。事缓则圆，大势尚有转圜的余地。”
胡宗宪虽是严嵩的人，但他认为自己还是对得起朝廷、对得起浙江的百姓、对得起家乡父老的。奈何严党这方面频繁写信催促他尽快改；裕王一派的清流为了倒严竭力阻止“改稻为桑”的进行；给皇上所上的筹粮的奏疏又被原样驳了回来，他想做“好人”真的好难！
嘉靖当初点名让胡宗宪主管“改稻为桑”，但他为啥在知晓胡宗宪上急奏“诉苦”后，却不表示支持，反而对透露信息的吕芳说“诉苦的话朕就不看了，叫他有苦向内阁诉去”？
其实嘉靖什么都清楚，但他却不想为这些麻烦事背锅，因为他有一套自己的“太极政治”真谛：政不由己出，都交给下面的人去办、去争。下面的臣子做对了，他就会认可；如果他们做错了，他拒绝背锅，那样责任就永远都是臣子的。
可以说嘉靖聪明绝顶，但他这种“总叫下面的人猜自己想法”的为政方式，在满足自己私欲的同时，也大大纵容了司礼监、严党对老百姓的搜刮压榨。
先不说杨金水作为江南织造局织造兼浙江市舶司的主管太监在杭州的生活如何奢华，只说司礼监秉笔太监吕方远在紫禁城，却仍能享受浙江首富的供奉。
端看杭州的第一茬顶尖上品狮峰龙井，沈一石是如何分配的：“产得少，给吕公公和阁老、小阁老各准备了两斤，各位大人（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委屈点，每人准备了一斤。”
这里也暗示了“改稻为桑”也就是土地兼并后所得利益的分配比例（也就是分赃）。吕方、严嵩、严世蕃占大头，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占小头。他们实在太黑了！
再看杨金水嘴里所说的沈一石的重要性：“我敢踹你，严阁老和吕公公还不把我给杀了？”
所以如果“改稻为桑”受阻，浙江首富的利益受损，吕方是和严党一样“吃亏”，若司礼监和吕方真的不忍浙江百姓受苦，又怎会纵容杨金水参与沈一石和郑泌昌何茂才等人的毁堤淹田和土地兼并呢？
嘉靖把胡宗宪的奏疏退回内阁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严嵩那里，由于年事已高的严嵩已经习惯让严世蕃和罗龙文替自己办事，虽然他叮嘱了严世蕃要谨慎办理胡宗宪奏疏这事，但严世蕃却认为这是自己可以甩开膀子干的信号。
严世蕃让罗龙文去信，告诉郑泌昌何茂才撇开胡宗宪去毁堤淹田“按我们原来议的那个方案放开手去干”，“然后让那些丝绸大户准备好粮食买田”，可见在胡宗宪向朝廷上奏疏申请邻省借粮之前，严世蕃等人就已经计划好了借“毁堤淹田”进行土地兼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