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景德元年闰九月，辽承天后和辽圣宗再度领兵大举入侵宋境，途经保、定二州，直抵澶州，大有进逼北宋国都东京（今河南开封）之势。
北宋整个朝廷皆震惊恐惧，副宰相王钦若等人看见敌人跟遇见老虎一样，张皇失措，极力主张迁都南逃。
新任宰相寇准却极力阻止这种逃跑的提议，主张宋真宗北上澶州，指挥部队抵御敌人的入侵。
宋真宗迫于内外的压力，接受了寇准的建议，于当年十一月以御驾亲征的名义，率军离京，向河北进发。
而副宰相王钦若，则被派到大名守城。
宋、辽在澶州大战，未有分出胜负。十二月，两国在澶州城下的黄河岸边签定了和约：两国停兵讲和，辽帝以兄弟之礼事宋主，而宋则要向契丹交纳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史称此次盟约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虽非寇准所愿，但毕竟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所以，他为此“颇自矜”（非常自负）。
而真宗对这个结果甚为满意，对劳苦功高的寇准也特别厚爱。
王钦若见此状况，嫉恨难平，不甘心寇准所获得的成功及其声望、地位的提高，于是想方设法对寇准横加诽谤，以离间真宗和寇准的关系。
一天，群臣会朝，当寇准先行退下时，真宗久久地对他以目相送，流露出敬重的感情。
站在一旁的王钦若忽然阴阳怪气地向真宗发问：“陛下敬寇准，因为他有社稷功劳吗？”
真宗答曰：“正是。”
王钦若做出大惑不解的样子又问，澶渊一战，陛下不以为耻，反而把它当成寇准的不世之功，这是为什么呢？
真宗对此话感到惊讶，反问王钦若此言怎讲。
王钦若回答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
真宗听了这话，颇受震动，“愀然（脸色一变）为之不悦”。
王钦若见此情境，又进一步火上浇油地挑拨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赌棍在他的钱快要输光时，往往要把剩下的钱全部押上，这就叫做“孤注”，“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王钦若的这些话，正好戳到了真宗北上澶渊时畏敌如虎、屡欲退缩的痛处。
他回想起寇准督迫自己北渡黄河的情景，越想越觉得后怕，对寇准的感情一下子由敬重转为怨恨，从此以后便逐渐开始疏远他。
景德三年，真宗干脆罢去了寇准的宰相职务，把他打发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当知州去了。
尽管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个屈辱的条约，它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但它也有积极的一面——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开启了以后一百多年来辽宋和平相处的新局面。
像寇准这样有才干之人，依然会在政治斗争中被人陷害，以致于晚年孤苦伶仃地在大宋边疆小城去世。
我们现代人遇到的人际方面的问题，其实一点也不比古人少。
寇准的遭遇是历史的遗憾与教训，它能给我们以启迪，让我们明白，很多问题只要尽了一己之力就够了，剩下的评判就交给其他人和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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