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李世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检括户口行动，同年，唐太宗又下达了“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的制书。唐太宗此举，被部分历史研究者（以及相当一部分网民）作为贞观年间户口凋敝、民不聊生的证据加以批判和攻击。那么，当时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唐太宗又为什么会有上述举动呢？结合相关史料，我尝试分析如下。
唐太宗李世民
一、贞观十六年（642）括户及禁自伤残
贞观十六年（642）正月，唐太宗下令检括天下浮游户， “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资治通鉴》）。意思就是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检括户口，查找没有户籍的人，并要求他们在第二年年末附籍完毕。
同年七月，唐太宗下达禁自伤残的制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资治通鉴》）。意思是从今往后，如有自伤残的人，要依据唐律予以惩罚，并且仍然要继续承担赋役。
检括户口，一般是在人口出现比较严重的浮逃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而禁止自伤残，按照《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编者的解释，也是为了防止有人通过自伤残的方式逃避赋役。
那么，贞观十六年（642）时，百姓真的因为无法承担赋役而大规模逃亡和自残吗？
二、百姓自残以躲避赋役现象的整体分析
在分析贞观年间的情况之前，我想先用一点篇幅详细说说自残以躲避赋役的问题。
《唐会要》、《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的编者，在写到贞观十六年（642）太宗的这道制书时，用了很类似的注解，那就是这一现象自隋末出现，至唐朝贞观年间仍然存在：
《唐会要》卷39：自隋季政乱，征役繁多，人不聊生，又自折生体，称为福手福足，以避征戍，无赖之徒，尚习未除，故立此例。
《册府元龟》卷159：初自隋季政乱，徵役繁多，人不聊生，支体以避征戍，无赖之辈尚习俗未除，故立此制。
《资治通鉴》：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
对于上述注解，我国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有一番论述：
自隋亡至是（指的是至贞观十六年）亦既二十五年，即自平王世充、刘黑闼亦已二十年，其适龄壮丁皆生于唐初，人莫不爱其身，何至毁折肢体以避二十年前之役，自是史臣掩饰之辞，不足信也。考太宗于十四年平高昌为郡县，十五年讨薛延陀，然则民之所以自残者乃为避当时之兵役，不能远推之隋代也。（《唐长孺文集》）
唐长孺
我没有对唐长孺先生不敬的意思，但说实话我没看懂他的逻辑。无论是《唐会要》还是《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的编者，哪一位说贞观十六年（642）时的百姓在避隋末的赋役？他们说的是自折肢体以避赋役这种现象，因隋末赋役繁重而起，延续到贞观十六年仍然存在。贞观十六年时自伤残的人，其所避的当然是贞观年间的赋役。至于“史臣掩饰之辞”更是无从谈起，仅就上述注解而言，未见宋代的史官们、亦即史书编者们在为唐太宗掩饰什么。
但是，宋代编者们的上述注解确实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我不确定编者们这么说有什么考虑，但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自残以避赋役，至少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出现了，一直延续到清朝仍然存在，可以说是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顽疾，下面我们具体看看：
1、西汉
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记载：贼伤人，及自贼伤以避事者，皆黥为城旦舂。
这里的“二年”，指的是西汉吕后二年（前186年），根据这条律令规定，伤人或自残以躲避征役的，先施以黥刑（在脸上刺字并涂墨），然后服劳役（城旦舂）。可见，自残以避赋役的现象至迟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出现，所以才在律令中规定刑罚。而且，刑罚是比较重的，城旦舂在秦汉的刑罚体系中是劳役刑（徒刑）中最重的一等，且在汉文帝刑罚改革前是无期的。
2、两晋南北朝
（1）东晋
据《宋书·武帝本纪下》记载，永初元年（420），“又制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实由政刑烦苛，民不堪命，可除此条”。
可见，在永初元年以前，存在一条律令，“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意思是无故自残的，罚作矿山冶炼铸造的刑徒。
永初元年（420）刘裕建立南朝宋政权，永初元年以前的律条，应该是东晋时期的。
刘裕
（2）南朝宋
据《宋书·良吏传·徐豁》记载，由于田课太重，“或乃断截支体，产子不养，户口岁减，实此之由”。
（3）南朝齐
据《南齐书·武十七王列传》记载，由于赋役繁重，“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
3、隋唐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八年（644）太宗说，“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
隋炀帝
据《旧唐书·刘仁轨传》（列传34）记载，刘仁轨评价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征百济之役时说，“发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独海外始逃”。
唐高宗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元二年（786）李泌指出，“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浸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
武则天
此外，《唐律疏议》对自伤残也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据《唐律疏议·诈伪》记载，“诸诈疾病，有所避者，杖一百。若故自伤残者，徒一年半”。
唐律疏议
据此，故意自残的，处1年半的徒刑。
《唐律疏议》本身又称为《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颁行的。那么，这一条规定，是不是太宗贞观十六年（642）新增加的呢？
显然不是。
《永徽律疏》本于《贞观律》，《贞观律》是在《武德律》基础上修订完善的，《武德律》又本于隋《开皇律》。
这几部律法，虽然在内容上有较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500条。这里啰嗦一句，现在流传下来的《唐律疏议》是502条，是因为宋代在传承过程中，把其中的2条各自一分为二，因此，唐人看到的《唐律》，自始至终都是500条。
既然都是500条，那么，《唐律疏议》中记载的这一条，必然也同时存在于隋《开皇律》、唐《武德律》、《贞观律》中，具体处罚力度可能有所不同，但这一条律令是一定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制书中才说“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这是有法可依的。
4、宋朝
《宋刑统》把上面《唐律疏议》“诸诈疾病”这一条直接抄了过来。
另据《宋史·兵志》记载，宋朝百姓为规避兵役，也有自残行为。
（1）北宋
《宋史·兵志六·保甲》（志145）：“时府界诸县乡民，或自残伤以避团结”，“又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断其指、炙其肌肤以自残废而求免者，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有委老弱于家而保丁自逃者”。
（2）南宋
《宋史·兵志七·召募之制》（志146）：“民有被执而赴水火者，有自断指臂以求免者，有与军人抗而杀伤者，无赖乘机假名为扰”。
5、明清
据《大明律例·刑律·诈伪》记载：
凡官吏人等诈称疾病，临事避难者，笞四十。事重者，杖八十。若犯罪待对故自伤残者，杖一百。诈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所避事重者，各从重论。若无避故自伤残者，杖八十。
《大清律例·刑律·诈伪》记载略同。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上所列史料可以证明，自残以避赋役的现象，不是隋唐特有的，而是整个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的。
三、贞观十六年（642）百姓自残情况的分析
说回贞观年间。
现在很多人抓住这一份制书攻击唐太宗，认为贞观中后期赋役繁重，百姓不堪忍受，因此才存在自残以躲避赋役的情况。
对此，我想说，从这道制书可以看出，贞观年间确实是存在百姓自残以躲避赋役的现象的。这也不难理解，太宗是明君，但毕竟也是封建帝王，贞观年间是治世，但毕竟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生产关系的剥削性和封建统治秩序的压迫性仍然是存在的。部分百姓自残以躲避赋役，这一现象在整个封建社会一直存在（上文已进行详述），贞观年间自然无法完全避免。但是，存在这一现象，不代表这一现象就非常严重，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二极管思维来考虑问题。那么，自残以躲避赋役在贞观年间的严重程度如何呢？
如果贞观年间百姓不堪重负，其必然会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对抗，无论是逃亡，还是自伤残，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大幅下降。课口，又称课丁，就是承担赋役的人，在唐代，男子20多岁以后（不同时期对年龄有不同规定）需承担赋役，至60岁免除。在人口自然发展的情况下，人口性别及年龄结构一般不会出现骤变，因此，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一个大致稳定的比例，一般不会出现大幅度剧烈变化。但如果朝廷的赋役压力太大，这一比例就会出现大幅下降，因为课口是赋役最直接的承担者，也是受赋役压力影响最大的人群，一旦朝廷赋役压力过大，超出百姓承受范围，必然导致课口数量因逃亡或自伤残等原因而大幅减少。
这里多解释一句，从上面引用的自伤残的史料可以看出，除了躲避一般的赋役，还有不少是在躲避兵役，而在唐代前期，服兵役的府兵是不承担其他赋役的，属于不课口，那如果是府兵为躲避兵役逃走或自伤残，是否也会对课口产生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课口与府兵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据《旧唐书·职官志》（志23）记载，选取外府府兵时，“皆取六品已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点充。凡三年一简点，成丁而入，六十而免”，这里的“白丁无职役者”，基本指的就是课口。因此，即便是有府兵为躲避兵役逃亡或自伤残，同样会有课口补入府兵而导致课口的减少。
下面我就来仔细算算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一）天宝年间课口占比
天宝年间是唐朝最为繁荣的时期，赋役压力相对较小，百姓生活比较安定，因此，天宝年间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以用来作为标杆。
查《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天宝十三年（754），全国人口为52,880,488人，其中，课口为7,662,800人，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4.5%。查《通典》食货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全国人口为52,919,309人，其中，课口为8,208,321人，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5%。
唐玄宗
（二）贞观年间课口占比测算
树好了天宝年间的标杆，现在我们来算算贞观年间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史书没有直接记载贞观年间的课口数字，但我们可以通过庸调数量进行测算。
在唐朝初年，由于唐朝从隋朝府库中得到的钱帛比较有限（《旧唐书》刘义节传：时草创之始，倾竭府藏以赐勋人，而国用不足），为维持财政正常运转，只能是奉行“量入以为出”的原则，以求维持财政收支平衡。
贞观年间，唐朝的财政收支整体处于平衡状态，戴胄在贞观二年（628）指出，“今丧乱已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禀。随即出给，才供当年”（《旧唐书》戴胄传），在这里，戴胄突出强调的是“租”，未提及“调”（因为戴胄上疏的目的是建议设立义仓），但租调均为唐初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朝廷会进行统筹使用，据此可以认为，在贞观时期，朝廷的整个财政收支基本维持平衡。马周在贞观十一年（637）指出，“（隋朝）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旧唐书》马周传），隋朝的西京府库在李渊赏赐有功将士之后，基本就没剩什么东西了，“倾竭府藏”，但就是这点可怜的期初结余，硬是到了贞观十一年（637）还没用完，这说明武德、贞观年间是长期保持着财政收支平衡的。
那么，贞观年间的财政收支的具体金额是多少呢？
戴胄在贞观五年（631）指出，“加以军国所须，皆资府库，布绢所出，岁过百万”（《旧唐书》戴胄传），可见，贞观前期朝廷的财政支出中布绢的支出超过100万匹，相应的，布绢的收入也应在100万匹以上。
戴胄
而在整个贞观年间，虽然朝廷的财政支出一直是比较少的，但整体来看，贞观前期相对更少，贞观中后期有所增加，正如魏征在贞观十三年（639）指出的那样，“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贞观政要》卷十）。据此看，贞观中后期的布绢支出及收入也必然都在100万匹以上。
魏征
而唐朝前期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租调，这里要纠正一个说法，很多人说唐朝前期财政收入是租庸调，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唐朝前期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租调，另要求百姓服役，合称租调役，以《唐会要》为例，《唐会要》卷83记载，“旧制，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
至于“庸”，开始时只是役的替代，如果不需要部分百姓服役，那么，不服役的那些百姓，需要交纳“庸”，“若不役，则收其佣（庸），每日三尺”（《唐会要》卷83）。在唐玄宗开元之前，庸始终只是役的替代，特别是初唐时期，百废待兴，需要百姓服役的地方很多，因此，庸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很少。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庸才最终制度化、普遍化，成为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贞观年间，唐朝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租和调，“每丁岁入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唐会要》卷83）。
租是每丁（课丁、课口）每年缴纳2石粟，调是每丁每年缴纳2丈绫绢絁（4丈=1匹，因此，2丈=0.5匹），如果纳布，则需要缴纳2.4丈布。
我们假设缴纳的都是绢，那么，要取得100万匹绢，至少需要200万丁（课口），而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统计，贞观十三年（639）唐朝约有304万户、1235万口，据此计算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6.2%。
请注意，计算这一比例时用的课口数量，是通过调绢数量倒算出来的，是实打实的数字，是真正能承担赋役的人口，是肯定不包含逃亡的人和自伤残的人的。因为对于这些人，即便强行要求他们继续承担赋役，他们实际上也是无法承担的。
这一比例与唐朝极盛时期的天宝年间的比例（14.5%、15.5%）相差不多、甚至还略高一些。这就说明，贞观年间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正常的，并未出现严重的逃亡或者自伤残现象。
而且，课口这一比例也得到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证实。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1份阿斯塔那103号墓出土的《唐贞观十八年（644）西州高昌县武城等乡户口帐》，该文书显示，该乡共有1200余口，其中，课口287口，占比约24%。另同墓出土了1份《唐西州某乡户口帐（草）》，文书整理组认为年代应该也是贞观十八年（644），该文书显示，该乡共有2064口，其中，课口273口，占比约13%。上面测算的16.2%正好落在2者之间。
（三）对比测算：唐中宗时期课口占比
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看中宗时期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韦嗣立上疏称：
臣窃见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略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两匹，即是一百二十万已上。臣顷在太府，知每年庸调绢数，多不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已来，比诸封家，所入全少。（《旧唐书》韦嗣立传）
据此看，中宗时期，课口分为2大部分，一部分供应私门、也就是食实封家族，有60万口；另一部分供应公家，每年缴纳庸调绢数70-100万匹，当时庸尚未普遍化、制度化，仍然以调为主，按每丁每年缴纳2丈（0.5匹）、每年庸调总数100万匹计算，计有200万口，二者合计，实际承担赋役的课口为260万口。
而当时唐朝的总人口有多少呢？
据《资治通鉴》记载，神龙元年（705），“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畸”。
260万实际课口，除以总人口3714万口，占比仅为7%，也就是太宗贞观年间（16.2%）、玄宗天宝年间（14.5%、15.5%）的一半左右。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唐中宗时期的课口大幅减少了呀，差不多得有半数左右的课口消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人的说法。圣历二年（699），韦嗣立上疏说“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旧唐书》韦嗣立传），唐代诗人王梵志在武则天时期作《天下浮逃人》一诗，说“天下浮逃人，不啻多一半”。可见所言非虚呀！
综上所述，贞观年间的赋役压力是百姓完全能够承担的，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处于合理水平，并不存在严重的户口逃亡和自伤残的情况。既然如此，太宗为什么要在贞观十六年（642）进行括户、并下达禁自伤残的制书呢？我会在下一篇文章继续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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