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湖熟，天下足。－宋代时谚（《吴郡志》记）
人们常称宋朝“积贫积弱”，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就是所谓“积贫”的两宋，又怎么能承担得起巨额的官员俸禄开支、巨额的军费开支？又怎么能在“澶渊之盟”后，每年拿出“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以及后来对西夏每年的“岁赐”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呢？还有宋金“绍兴和议”后每年的“岁贡”25万两白银、25万匹绢，“嘉定和议”后每年“岁币”银50万两、绢50万匹，再加一次性的“犒军钱”银300万两？
至于宋代历朝皇帝的挥霍，如大兴土木建造宫观寺庙等等，姑且不论。以上这个问题，仅仅用一句“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话来解释，恐怕是难以完全令人信服的。
我们发现，当年的宋朝，在军事上虽然是一个弱国，但在经济上却是个当之无愧的强国、富国。
说到宋代经济的发达，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一下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转移这个问题。
我国古代的经济重心，早期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后期则转移到了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而其转折的关键时期，就发生在从五代到北宋这一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在全国可谓遥遥领先。当时农业已普遍推行了牛耕，土地基本上也得到了开发。在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中，把当时全国土地利用的情况分为九等，其中第一到第六等即雍、徐、青、豫、冀、兖六州，都集中在这一地区，特别是秦国所在的关中地区和齐国所在的山东半岛一带，经济相当发达。
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记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二，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而“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
据统计，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共有户1200多万，人口5900多万，垦田800多万顷，其中绝大多数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粮食生产也有明显的增长，汉初政府自黄河下游漕运至关中的粮食不过10万石，至元狩元年（前122年），已经增加到了600万石。反观当时的南方，除四川盆地西部之外，大多是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产技术原始粗放，如司马迁说：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经济发达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两汉的三公九卿、儒林文苑人物，几乎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南方则近乎空白。
但自魏晋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开始逐渐呈现衰退趋势，而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却日渐得到开发。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一与自然条件有关。黄河流域地处温带，四季分明，平原广阔，土质疏松；南方地区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地多丘陵，土质坚实。
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种植在黄河流域比起南方来不仅容易，而且更为必要，再加上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相对集中，所以这一地区首先成了我国古代的经济重心。
然而我国南方的自然条件实际上要优于北方，南方的土地虽没有北方平坦，但丰富的水、热资源十分有利于发展种植业，在同样的生产力水平、同样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情况下，南方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
而且，由于雨量丰沛，农作物很少会大面积歉收，灾荒的出现率也明显少于北方。
二与人口的迁徙有关。
北方是我国古代的政治中心，无论是统治者内部的战争，还是农民战争，北方大多是主要战场。更重要的是，北方地区与我国西北地区接近，又成为骑马民族南侵、中原王朝抵抗的主战场。
魏晋以降，黄河流域连年战乱不断，这一方面造成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迫使大量中原地区的百姓向东南逃难。大量人口的南迁，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再加上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所以南方的经济自魏晋开始出现飞跃。
而中国封建时代三次大的人口南迁浪潮－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和两宋之际的“靖康之难”－成为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从开始到完成的三个重要里程碑。
宋朝国内的政治统一，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而“守内”政策又为进一步优化这个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
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宋代都有长足的发展。从唐代开始，我国南方的经济发展已领先于北方；到了宋代，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就远远地超越了北方。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东南，即长江三角洲、宁绍平原，那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到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形势的地步。
北宋初年，流民四徙、土地荒芜，不要说边远地区，就是京畿四周方圆几千里范围内的土地，被开垦利用的也只占二三成。
南方的情况较好，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流民和抛荒地。为了稳定统治，增加税收，宋政府采取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解决流民和荒地，是这些措施的核心。太祖、太宗两朝多次下诏，劝阻流徙、招集流民、奖励垦荒。
宋初，地方州县按传统做法，经常派人到乡村检查登记农民所开荒地，然后马上就对所垦荒地征收赋税，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垦荒积极性，致使许多很容易开垦的荒地也长期无人开垦。
宋太祖发现这个问题后，于乾德四年（966年）颁发了《劝栽植开垦诏》：“
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
”宣布对农民只征收熟耕地的赋税，垦荒地永远不检查登记征税，激发了农民的垦荒积极性。
但国家财政法则决定了“永不通检”只能是有期限的奖励性政策，迟早总是要“通检”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永不通检”是一个骗局，将损害国家信用。宋仁宗时，广西转运使李师中在岭南号召开垦荒地，并根据诏令，宣布“永不通检”，结果受到朝廷的处罚，其罪名是“擅除税”。
宋太宗于淳化五年（994年）颁布诏令，规定“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这里所说的“请佃”，是报官后开垦耕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租佃，垦荒地成为农民的“永业”，既享有其所有权，并且可以免缴三年赋税。虽然只是免税三年，但比“永不通检”更可行，于政府于农民都比较实际。“许民请佃为永业”的规定一直沿用到南宋。
战争结束后，不但要召集流民，还要防止产生新的流民。灾荒是和平环境中产生流民的一个主要原因。为防止因灾荒而产生新的流民，乾德五年（967年）宋太祖颁诏：“夏秋以来水旱为薸，深虑民庶至于流离，宜令诸州长吏，告民无转徙，被灾者蠲其租。”用免除赋税的办法使灾民留在家乡。国家不是“均田制”式地分配荒地，而是鼓励开垦荒地，多开垦多占有，允许土地私有。流民通过垦荒成为小土地所有者，既减少了流民，又增加了耕地。
从宋初到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100多年间，居民从300多万户增加到2000万户，以平均每户3人计算，总人口达6000万。流民人数减少，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减少，居民人口增加，就是农民生产劳动力的增加。
农业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高低，是影响农业生产能否迅速恢复、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开荒农民成为独立的自耕农，其生产积极性不但高于均田制下的附庸农民，也高于向地主租田耕种的佃农。宋代总体上不限制土地买卖，“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虽然宋仁宗曾经颁布“限田”诏令，宋徽宗、宋钦宗时推行过粗暴剥夺私有土地的“公田法”，宋代的土地私有权还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阴影，但与前代相比，“不立田制”（允许土地私有，国家不分配土地）、“不抑兼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毕竟更有利于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宋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耕地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如果说，北方耕地的增加主要体现为垦荒，那么，南方主要就是开发圩田。圩田就是围田，是在江南滩涂上围出来的农田，宋朝之前就已出现。最初是江南无地农民在无奈之中采用的垦殖方法，后来成为江南平原地区增加农田的主要途径，连国家也参与其中了（官圩）。
宋代耕地的数量，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最高额是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的524万多顷，但这只是纳税耕地的数量，加上逃税耕地（70％），就是1700多万顷。
耕地质量提高的标志，是水田、灌溉地的增加。
宋代是一个农田灌溉水利工程大发展的时代，无论是渠堰的数量和规模，还是农田灌溉的面积，都远远超过前代王朝。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宋代统治集团有较清醒的认识。
在水田建设方面，北方的自然条件没有南方好，但在认识到水田优越性的基础上，宋人还是努力地进行了尝试。宋初，河北水涝成灾，沧州节度副使何承矩上书建议“因其势，大兴屯田，种稻以足食”，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宋太宗表示支持，于淳化四年（993年）任命其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让他带1800名镇兵到河北各州建设水田。
第一年， 水田建成了，种的水稻却因河北霜早而颗粒无收；
第二年， 他改种从江南引进的早稻，终于获得成功。
至道元年（995年），度支判官陈尧叟、梁鼎联名上书，指出搞好农业的关键，“必在乎修垦田之制，建用水之法”，并认为水田优于旱田，“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虫灾之害又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备”。宋太宗非常欣赏这份奏疏，迅速派出两名官员到各州考察水利建设之事。
江南、两浙水利资源丰富，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建成了一个水田灌溉网，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成了宋朝著名的粮仓。苏州的水田是当时全国建设得最好的。秀州在太湖东南，是太湖流域后起的水田农业发达地区。
宋代对水浇地（灌溉耕地）的建设也很重视。关中盆地原来有较好的灌溉系统，郑白渠在秦汉时期可灌溉农田4万顷，但唐末五代以来，年久失修，到宋仁宗景祐年间，只能灌溉3000顷了。经宋仁宗、宋神宗两朝的多次修治，恢复到灌溉3万顷。以后，在华州、泾阳、栎阳、岷州、熙州、河州、兰州、湟州，都有规模不一的灌溉工程。从关中到兰州一带，出现了堪与汉唐媲美的农田水利灌溉系统。
宋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耕作制度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经济作物地区的出现和单产的提高。
耕作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自然条件下形成的作物种植制度，耕作制度的改进，总是由少种到多种、由粗放到集约、由低产到高产、由地力衰退到地力不断提高。宋代耕作制度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一年两熟和两年三熟面积的不断扩大。
宋初，官府一方面劝谕南方各州农民扩大粟麦种植面积，并从淮北各州调入所需种子；另一方面则以免税为手段奖励北方各州农民种植粳稻，试图改变江南专种稻、江北专种谷的偏废现象，既能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口味、平抑粮价，也扩大了稻麦两熟地区，有利于粮食产量的提高。
宋初统治者改进耕作制度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向江淮地区引进占城稻。占城稻原产越南，后传入我国福建。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因江淮、两浙地区大旱，水稻歉收，宋真宗下令从福建运进耐旱的占城稻种3万斛，让农民根据耕地的实际情况选择种植。这种稻除了耐旱，还有生长期短、适应性强的特点，它的引进，对在江淮、两浙地区逐步推行一年两熟、两年三熟，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农业耕作技术方面，出现和推广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农具，如耕地用的犁刀、踏犁，插秧用的“秧马”、灌溉用的水车、筒车等等，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
与气候、交通、技术等条件紧密相关，宋代开始出现一些种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形成了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如太湖中洞庭山的农民专门种柑橘，江西营州种金橘，温州种黄柑等。另外各地还有以种花为生的花农（洛阳等地）、蔗农（泉州等地）等等。
专业户和经济作物区域的出现和形成，表明这些作物的产量和栽培技术在相关地区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农作物的单产，宋代也有提高。汴京一带每亩约收3斛，陕西的屯田每亩约收1石。尤其是太湖流域各州的单产特别高，苏州水田在中熟之年，也能亩产米二三石，以50％的出米率算，亩产稻谷四到六石，明州地区，稻谷亩产达六七石。仅太湖流域所产粮食就能供应全国所需，于是时谚有所谓“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宋代手工业也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宋代手工业的新特点是各个行业的规模扩大，分工细密，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质量都有所提高，并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著名城镇。
宋代手工业包括专业性手工业和副业性手工业。专业性手工业又因经营者的不同身份而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
官营手工业是封建国家控制的手工业作坊、院场等生产单位，如制造皇室婚娶物件的后苑造作所，制造皇室舆辇、册宝等物的文思院等。
官营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作坊中的工匠，多的可达数千人，少的也有二三百人。
官营手工业的原料来源，一是官府经营的矿场山林；二是农业税中征收的丝、麻、毛、角、皮等物；三是由官府向有关工商户派购的各种物品。
从原料、生产到消费，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在全国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专业性民营手工业又有两种，一是城乡个体手工业者，他们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有的也有店铺，带有少量的徒弟；二是手工业作坊，作坊主依靠雇工进行生产，这种作坊主被称为“富工”，与“富贾”“大农”并列。
副业性手工业，指农村家庭手工业。
这种手工业以纺织业为主，所谓男耕女织，就是指这种副业性手工业，是我国封建社会持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域最广的家庭手工业，宋代仍然是这样。与各种经济作物地区相配套的，有制茶、制糖手工业等；与当地物产有关的，有制砚、制瓷手工业等。
民营手工业作坊的雇工多数在一二十人之间，但也有规模较大的，如韶州岑水场的民营官收铜冶作坊，
一度聚集了十余万雇工，铜产量之多，甚至已使官府“患无本钱可买”。
宋代手工业技术和产量，在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矿冶业方面，宋太宗末年（997年）银的年产量已达72.5万两，丝织业方面更是辉煌，如金华地区，“万室鸣机杼”，号称“衣被天下”。有如此繁荣的手工业为后盾，宋廷能承担“澶渊之盟”的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他方面如笔墨纸砚业也空前发达，既体现了手工业的繁荣，也反映了文化事业的繁荣。
宋代手工业的技术成就，则主要表现在采矿、冶炼、制盐、纺织、陶瓷、造纸、印刷、漆器等方面。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加上政治统一、水陆交通的便利，以及国家对轻商、抑商政策的修正，宋代商业空前活跃。
宋代商业的新特点，是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商业经济比前代有较大的发展，10万户以上的大城市增加，在城市中打破了前代对营业地点和时间的限制。随着农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集市贸易日趋繁荣，在城市周围和水陆交通交汇处，形成了许多集市贸易场所（“坊场”）。
最初的坊场多为自发形成的定期举行的集市，所以有的地方称之为“虚市”。但随着交换活动的日益频繁，不少坊场常年有市，虚市演变为“实”市（市镇）。集市附近定居人口不断增加，市镇规模扩大，又推动了州县布局、行政区划的变动，经常有市镇升格为县城，县城升格为州城。
全国大、中、小城市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北宋10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符年间为40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为50多个。宋代首都汴京的布局已不再沿袭唐代京城的封闭式坊里制度，商人只要纳税，就可以随处开设店铺，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道和场所，与住宅区互相交错，形成了工商与居民杂居、面街而居，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勾栏瓦舍热闹异常的景象，彻底改变了唐以前的坊市制度，开辟了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商业发展的新阶段。
宋代以前，市有一定的营业时间，城门、坊门入夜关闭，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宋代汴京突破这一限制，宋初即规定三鼓前不得禁止行人，宋神宗还规定旧城各门在三更一点闭，到五更一点开。宋徽宗时有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等，营业直到三更。南宋临安府的夜市，营业时间还可延长到四更。
北宋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共有居民20万户，以每户5人计，约有百万人之多，这还不包括大批没有户籍的“游手浮浪”人和几十万军队。北宋时开封已有6400多家资本比较多的大中型工商业者，另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的临安，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商业发达，国家的商税进项就多。宋代城市商税主要分两种：一是商品营业税“住税”，税率千分之二十；一是商品流通税，税率千分之二十。对草市、集镇等次一等的商业场所，允许商人承包税款，称为“买扑”。
宋代商税已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宋太宗时，一年商税总额为400万贯，宋仁宗时达到2200万贯，随后一直保持在1000万贯上下。
按“过税”和“住税”的平均税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1000万贯商税所支撑的是4亿贸易额，北宋居民最高为2000万户，那么平均每户有20贯的交易额，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反映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
宋朝的对外贸易也非常活跃。除了与辽、夏等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外，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的海上对外贸易。
唐代沿海通商口岸只有登州和广州两处，海船航程的最远地点是波斯湾一带。宋代沿海的通商口岸陆续增加到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通惠镇）和上海镇、温州、江阴等十几处。朝廷在有关通商口岸设置了外贸专管机关“市舶司”。
宋代海船的航程也更长，最远到达红海口的亚丁甚至东非。跟宋朝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其中宋朝海船直接到达的有20多个。海上外贸取代了古代以“丝绸之路”为主的陆上外贸的地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货币的需求激增。宋朝官府为适应这个需求，逐年增加金属货币的铸造，神宗元丰年间，每年铸铜钱506万贯，铸铁钱88万余贯，比唐玄宗时的铸钱额（每年32万贯）增加了几十万贯，但仍然供不应求，不断出现钱荒现象。
于是宋代由采用唐代“飞钱”，逐步发展为正式的纸币－“交子”，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宋朝官府设立益州“交子务”，自次年二月起，正式发行交子125.6万贯，面额从1贯到10贯，开始了钱楮（纸币）并用时代。此后，交子或会子、钱引等的发行量逐渐增多，到南宋时已成为主要流通手段。
后来，由于官府滥印纸币，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但是，纸币的出现，本身就显示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有推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
宋代纸币的产生和流通，标志着中国开始从金属铸币时期进入信用货币时期。
宋朝“守内虚外”总政策中的“虚外”，使其在对外关系方面，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割地赔款的屈辱境地，但“守内”政策，却使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所应该看到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