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治乱兴衰，全系于此。而如何得人，即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和办法，选拔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至关重要。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制，就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保证相对优秀人才进入仕途的一项较好的制度。虽然到了后世，科举制度的弊病越来越严重，但它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产生，是中国古代人事制度中的一大变革。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为后世科举制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它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显露出一些弊端。
中国古代在隋唐以前的人事制度，大体经历了世卿世禄制、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等几个阶段。这些制度都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有过积极的作用，也造成过严重弊端。在这些制度之中，已逐渐萌生出科举制的萌芽。相传夏、商、周时期，较为可信的是西周时期，实行世卿世禄制。
所谓世卿世禄，就是最高统治者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封自己的亲属；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权力，分别掌握在大大小小的贵族手中。而且世代相传，不能随意任免。这种世卿世禄制度，是与当时的宗法制和分封制互为一体的，其主要特征是嫡长子继承王位，余子分封，逐级逐层类推下去，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体系。
应该肯定，这种世袭制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和原因之一，是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的一种过渡，也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的必然产物。但它在对社会文明进步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之后，日益暴露出内在的弊端，又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阻碍。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对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对人才的选拔使用自然十分重视。有的诸侯国将一些有才干的人供养起来，以便随时使用，称为“养士”，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各养士成百上千人，以备使用；
有的诸侯国注重从立有战功的人中选拔官吏，称为“军功”，如当时的秦国就着重以军功大小用人，军事力量因此而十分强大，终于征服其他六国；还有的国君任命别国的人才担任本国的要职，称为“客卿”，商鞅就是从卫国来到秦国当官的，显赫一时的苏秦、张仪，更是身兼数国之职，十分荣耀。
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选拔任用人才的办法，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人才辈出的局面。这表明以血缘世袭为纽带的世官制，已经不能维系下去了。到了汉代，逐渐形成察举征辟制。所谓察举，就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在自己管辖区域内进行考察，发现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以“孝廉”“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等名目，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一定的考核，委任以相应的官职；
所谓征辟，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察举和征辟，对于原来实行的世卿世禄制来讲，是一大进步。
但是这一制度又带有举士与举官不分，选举与考课不分，选举与教育分离，没有选官的专职官员，先选后考等特点，给各级官吏在察举和征辟中徇私舞弊留下很多缝隙，所以到了东汉末年，竟然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即被推荐为秀才的人，竟然不识字；举荐为孝廉的人，竟然和父亲过不到一起；举荐为德行清白的人，竟然昏浊不堪；举荐为将军的人，胆小得像只鸡）的怪现象。
曹魏时期，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
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它的基本内容，是各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都由中央选派当地“贤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大小中正将自己所辖区域内的人物分为九等，或称“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中央政府根据中正评定的等第授予官职。这一制度多少改变了东汉以来州郡名士操纵舆论，左右荐举和征辟的局面，能够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充实到官僚机构。但是随着豪门世族力量的发展，大、小中正官都为世家大族所把持，从而出现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积弊，使有才能的寒士发出“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
“九品中正”到后来完全成了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
这几种人才选拔制度，与后来的科举制当然是不同的。但是，在实行上述几种人事制度的时期，甚至就在这些制度本身之中，又多少孕育着后来科举制的胚胎。
相传周代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同时，还保留有前代“乡举里选”的办法，如据古代典籍《周礼》记载，乡大夫每3年举行一次“大比”，考察乡人的“德行道艺”，选拔贤能之士贡献予周王，有人说这就是后世科举中“贤良方正科”的雏形；后代的进士、贡士等名称，也已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
汉代的察举征辟中，科目 较多，如“明经”“明法”“秀才”“孝廉”“贤良方正”等，都与后世科举中的一些科目相同；
又有所谓“特科”，相当于后世科举中的“制举”；对于举荐到朝廷中的人，也要经过一定的考试或考核，只不过不像后世科举那么严格罢了。
隋、唐初建之时，都曾沿用过一段“九品中正制”。待条件具备之后，科举制应运而生。大体说来，隋为初创阶段；唐初为恢复阶段；武周至开元天宝时期为发展阶段；“安史之乱”后的一个时期出现过反复，到宪宗以后的唐后期，科举制基本确立下来。
隋初与唐初，由于社会尚未完全安定下来，积弊难返，故都曾一度实行过前代的“九品中正制”，以应急需。隋文帝杨坚即位后不久，即实行“九品中正”选人之制。因为杨坚的父亲叫杨忠，为了避讳，将“中正”改为“州都”。
但因当时的世家大族已日趋没落，寒门士族的势力日益上升，这一做法受到较多的反对和抵制，固守旧的用人标准的两位官员还因此而丢了官。唐初与隋初情况相似，王朝建立时，人才十分缺乏，为了笼络各地的豪强势力，也曾一度恢复“九品中正制”，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久即被废除。
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隋文帝在开皇年间，终于以分科取士的办法，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之制。据历史记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诏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士。
大业三年（607年）四月，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
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10科举士。
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
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
等4科举士。这些虽都是临时取士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士的特征，已具科举制的雏形。大业年间，隋炀帝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
这标志着科举制已经诞生了。
隋朝创始的科举制度，到了唐代，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得以确定下来。
第一阶段在高祖和太宗时期，是恢复阶段。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四月一日，发布敕令，要求诸州的学士，以及原来的明经、秀才、俊士、进士，如果确实明于治国之才理，并为乡里称誉者，委托本县考试，各州重加审核，选取合格者，于每年十月在诸州送物到京之时一并人贡。这是迄今见到的唐王朝恢复隋朝产生的科举制的最早的一道诏令。
次年（622年）三月，又诏令诸州的总管、刺史举人，以备朝廷录用。唐太宗即位后，深知
“致安之本，唯在得人”
的道理，因此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工作。在采取各种办法广选人才的同时，尤重以科举的办法取人。
据历史记载，有一次唐太宗走到殿后端门，见到新考中的进士们一个个排着队，规规矩矩地走出来时，心中大喜，情不自禁地说：“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思是天下的优秀人才，都落入我的圈套中了
。但是这一时期的科举，只是士大夫获得出身资格即做官资格的几种途径之一，据统计，贞观时期每年平均录取的进士只有9人，明经人数多一些，约为三四十名。可见，这一时期科举制尚处在恢复阶段，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阶段，是高宗、武周到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为科举制的发展阶段。
经过唐初几十年的发展，封建经济开始繁荣起来，要求进入仕途的大小地主及读书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取士的数量比过去明显增多，如唐高宗总章年间以后，每年平均录取进士24人，比高宗初年增加70％。
武则天当政以后，为了收拢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于科举取士也十分重视，尤其重视常选之外的“制举”，
如从垂拱四年到大足二年的15年间，便有11年举行制科考试；载初元年（690年），又亲自在洛城殿策问贡人，开后世殿试的先例；长安二年（702年），又创立武举科目，专门考试选拔武将。
这些都使得科举制度得到改进与发展，科举在选官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
据统计，高级官员特别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重，由太宗时期的3.4％，上升到高宗时期的25％，武周时期再上升到50％。一般地主家庭出身中举为相者的比重也大大增加。
如武则天称帝期间，明经、进士出身的20名宰相中，普通地主家庭子弟及中下级官吏的子孙即有14人。到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科举选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据说当时每年贡举的人数有数千名。
自神龙、开元年间规定
以诗赋作为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之后，以诗赋取士的风气大盛。中小地主和下层读书人通过科举入仕，特别是以进士科获得显要官职的人越来越多。
第三阶段是“安史之乱”后到唐末，这期间虽曾出现过反复，但科举制最终还是得以确立。“安史之乱”前发生的关中大族宇文融与清河显姓崔隐甫联合起来，排挤出身寒微的张说、张九龄事件，已开朝廷中朋党之争的肇端。
“安史之乱”后科举出身者与非科举出身者的争斗更加激烈，如代宗、德宗时期，陇西冠族李揆当政时，拒绝任用家世寒微的元载；到元载为相时，又重用进士出身的杨炎、常衮等人；李揆一派刘晏掌权，杀元载；杨炎为相后，又杀刘晏；范阳大姓卢杞为相，又杀杨炎。在朋党纷争中，藩镇割据势力坐大，宦官专权严重，朝政日非。
这期间又出现“牛李党争”，非进士出身的“李党”首领李德裕，主张重用门荫子弟，对科取入仕者竭力排挤。在他当政的时候，虽未完全废除科举取士，但把进士及第后的许多仪式如“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等予以取消。
但是，唐代科举制毕竟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尽管遭到门荫出身官僚集团的反对，但最终还是发展成为唐代占主导地位的选拔人才入仕的途径。
据统计，从宪宗朝以后，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的份额，
具体情况为：宪宗朝占58.6％，穆宗朝占57.1％6，敬宗朝占85.7％，文宗朝占75％，武宗朝占80％，宣宗朝占87％，懿宗朝占81％。
隋唐科举制在考试的科目内容、考生对象、考试方法、考试手段及中举后的待遇等方面，都处在不断改进和规范之中，为后世科举制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处在兴起、发展阶段的隋唐科举制，其基本内容时有变更，大致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窥见其轮廓。
这一时期科举考试的科目与内容，主要有常选、制举以及武举3种。
常选又称常科、常举，按规定每年都要进行。
常选的具体科目，随时有增减，前后总计不下几十种，其中比较常见的有6种。
1.秀才。这原是汉代察举的一个科目，历魏晋南北朝，至隋成为最高科目，唐初也是如此。秀才科主要考方略五道。初唐以后几次废置，总的趋势是地位越来越低。
2.明经。汉代察举中也有此科，南朝国子生策试入仕也称明经。作为科举中的科目，大约始于隋。到唐代，明经又分为九经、五经、四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料等多种具体科目。
主要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唐初时明经只试策，以后内容及方法不断变化。由于唐时崇文之风尚盛，故明经科不为人们重视。
3.进士。创于隋，发展完善于唐。考试内容及方法时有变化，大概起初只试策；后试帖经，经通试杂文，杂文通试策，共3场；如果考4场，是先试杂文，次试论，试策，试帖经；第一场杂文通过者，才能再试二、三、四场。
到了神龙、开元年间，又把诗赋规定为必考项目。进士科原分甲、乙二科，武德后只有乙科。
唐朝科举中，起初是考明经、进士的人最多，后来以进士为重，当时明经科录取率为10％－20％，而进士科只有1％－2％，故人们说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30岁考上明经就算老了，50岁考上进士还算年少）。
4.明法。汉代察举中有此名目。隋唐时前后多有变更。
主要考律令10条，试策10条，全通者为甲等，通8条以上为乙等，7条以下不及格。
5.书。又称书学、明学、明字等，属于小学、文字科。
先口试，通过后再考《说文》《字林》等内容。
6.算。又称算学、明算等，属于数学科，
主要考试《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辍术》《缉古》等古代数学著作中的内容。
制举又称制科、特科、特举。大概来源于汉代的制诏举人，科目极其繁多，考试的日期和项目，也由皇帝临时决定。
普通人和官员都可以参加。据考证，唐时制举科目达数十种之多，归纳起来，可以分为9大类。
1.文词类。大致有“词殚文律科”“词标文苑科”等15科。
2.军武类。大致有“将帅科”“武足安边 科”等8科。
3.吏治类。大致有“岳牧科”“龚黄科”等13科。
4.长才类。大致有“绝伦科”“拔萃科”等8科。
5.不遇类。大致有“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才高位下科”等10科。
6.儒学类。大致有“抱儒素之业科”“文儒异等科”等10科。
7.贤良忠直类。大致有“志烈秋霜科”“临难不顾殉节宁邦科”等8科。
8.玄道类。大致有“洞晓玄经科”“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著科”等2科。
9.方伎类。大致有“博雅典度科”“六律五音科”“畅于辞气聪于受领善敷奏吐讷者科”等3科。
制科虽然名目繁多，但考试的内容却大体类似，一般都要考时务策，玄宗以后还加试诗赋。参加制科或其他科目考试得官后，还可再考制科。
不过唐时人们认为制科不是人仕的正途，制科出身者往往受歧视。
武举是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所置，只实行了一段时间便告停止。武举考试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等内容。唐朝名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考生的来源及对象，因科目的不同有所区别或侧重。
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二是乡贡。
唐代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地方有州、县学。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有一定的名额。学生的入学年龄和学习年限，也有明确的规定。每年冬天，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州县学，
都要将经过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就叫“生徒”。
那些不在学校学习而学业有成的人，可向州县“投牒自举”，也就是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因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所以称为“乡贡”。制科的考生，可以是已得第得官的人，也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人，还可以是庶民百姓。
武举的考生，和明经、进士的乡贡一样，由各州选送。但唐时规定，凡是曾经触犯法令的人，工商之子，以及州县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考试的方法，主要有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等5种。
关于口试的内容，已不得其详。其他4种方式大略如下：
1.帖经。凡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各科，均须帖经。
所谓帖经，就是将所试经书内容掩盖，只露出一行，中间又用纸帖住3个字，让考生读出或写出被帖的字。类似后世的“填空白”。
2.墨义。墨义又称问大义。就是对有关经文的问答。
最初是口试，因口试不便事后查考，改为笔试，故称墨义。
3.策问。这是难度较大的一种考法。
其体例源自汉代的贤良对策，与现代考试中的问答题相当。所提问题，多是有关治国方略、时务方面的，由考生根据题意做出回答。
4.诗赋。唐初科举考试，以策问为重。
永隆二年（681年）因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议，进士科加试杂文2篇，所谓杂文，即箴、铭、论、表之类，这样就使进士科向偏重文辞方面发展。到神龙、开元年间，进士科正式开始考试诗赋；到了天宝年间，制举也试诗赋，科举以诗赋取士就成了定例。
考试的程序，逐渐趋于严格。主持科考的官员，规格较高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发生考生与考官争执的事件后，大家认为考功员外郎品位低（从六品上），不能主持全国性的考试，改由礼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以后还有用中书舍人或诸司四品以上官员“知贡举”的。
制举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武举考试则由兵部负责。
省试一般都在长安进行。各地举子一般都是秋季起程赴京，省试在翌年暮春“槐花黄”时举行，
故当时有“槐花黄，举子忙”的谚语。
应试之日，考生们须自带水、炭、蜡炬、餐具等，等候胥吏唱名，依次进入考场。
场内由兵士设防，搜索衣服，以防假滥。
考试一般不糊名
（武则天时曾糊名）。时间以一日为限，到了晚上，如仍未交卷，许燃烛3条为限。故时人又有“
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
”之说。考试被录取者，称为“及第”。凡落第者，可以入国子监学习，准备再试。
由于当时人们重视进士科，所以考进士便渐渐成了科举的代名词。
史载唐朝时每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多则2000人，少犹不下千人，但取中的最多不过三四十人，少的时候只有几人。当时的举子都习惯穿白色麻布袍衫，故人们把考中的进士称“
白衣卿相”“一品白衫”，称登科为“登龙门”。
但常科考试登科后，不是立即授予现职，还要再经过吏部考试，这种考试叫“省试”或“释褐试”（意思是脱去平民的褐衣，准备穿上做官的紫衣），考试合格，才能授予官职。
进士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官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门生”。
进士及第后，还有一系列的优遇。
首先是喜报家书
。当时的主司以黄花笺书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报之，叫作“片旁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由进士附家书中寄回，乡邻亲戚，以声乐相庆，称为“喜信”。
其次是曲江宴游。
及第进士在向主司谢恩，行座主、门生之礼后，便齐赴期集院，开始各种宴游活动，同年们宴饮于曲江者，称“曲江大会”，有时皇帝也亲御紫云楼，垂帘以观，公卿之家则乘机选择佳婿。
新进士们还可遍游长安各园，每到一处即设宴
，称“杏花宴”，
席间有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等名堂，出任“探花”者须比别人先采得园内名花，否则挨罚。后世殿试第三名“探花”之称，即源于此。
再次是慈恩题名
，即新科进士宴于慈恩寺塔，即席题名于塔身，称为“题名席”或“题名会”。复次有“平康之乐”，当时平康里为妓院所在地，举子高中后，在此宿妓作乐。若一旦正式通籍为官，就有不便了，故抓紧机会游乐一番。
最重要的，则是亲故改容，
即一身登科及第，家人亲属也马上随之荣耀起来，光宗耀祖，改换门庭，还可进入“衣冠户”（唐户口类别之一），享有免赋役等多种优待。
处在兴起阶段的科举制，对于隋唐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加强、推动社会进步、改善官吏队伍素质、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都有积极的作用。
同时由于制度的不尽完善，也出现了营私舞弊、朋党之争以及浮夸不实的形式主义等弊端，并对后世产生了不利影响。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还处在兴起上升阶段。它的实施对当时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应当说是主要的。
首先，它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科举制是作为九品中正制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寒族势力的兴起，体现了庶族地主参政的要求。它的实施，为庶族地主乃至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新的入仕途径，从而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
科举制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朝廷之手，使大批比较优秀的人才为朝廷所用，不再成为豪门贵族及其他割据势力的附庸，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另外，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又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中举后可享受种种优惠待遇，这就把大批知识分子笼络、吸引到符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轨道上来，形成一种无形的思想导向和意识禁锢，从而削减了可能的反抗潜力。
正因为如此，唐太宗见到新科进士列队走出端门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落入我的圈套之中了！
其次，它有利于当时社会的革新进步。
当时科举入仕的人，大都政治视野开阔，头脑清醒，不因循守旧，敢冒犯陈规陋习，并且多少与下层人民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旦入朝为官，尤其是进入最高决策圈后，大都主张革新朝政，敢于为民请命。
如唐玄宗即位后，为了改革弊政，求得国内的安宁，先后用姚崇、宋璟、张嘉贤、张说、杜暹、韩休、张九龄等科举出身者为相，
这些人正视现实，直言谏诤，扶正祛邪，匡正朝纲，对开元盛世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唐顺宗时发生的“永贞革新”，王叔文、王伾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刘禹锡、柳宗元、韦执谊、程异等，都是科举出身。唐宪宗即位后，决心裁撤藩镇，而贯彻削藩政策的得力宰相武元衡、裴度，都是科举出身。尤其是裴度，在武元衡遇刺身亡，自己也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置生死于度外，平藩之志不移，终获大胜。
再次，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也有积极作用。
因为科举入仕者，大都学有专长，肯于勤奋做事，具有强烈的上进心，所以他们进入国家机关后，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如狄仁杰是明经出身，他在武则天时期任大理丞，一年内断决淹滞不决的案犯1.7万人，没有一个称冤的。刘晏，童子科出身，被任为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又兼转运、常平等使，
他在任职期间，采取食盐专营，改善漕运，对唐王朝后期财政经济的贡献，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同时，科举制度注重学识，科举入仕者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他们进入官场后，又带动、诱导着其他途径入仕者的文化意识，从而使官吏队伍的文化素质得以提高。另外，经科举进入仕途时，还要通过吏部的身、言、书、判四项考试，合格者，要以德行为先录用；如果两人德行相同，以才高者为先；才等者，以劳绩为先。
这样就使整个官吏队伍的外在形象、内在品德以及才能政绩都得到重视，从而使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形象得到改善和提高。
最后，唐代科举考试中，尤其是受士人高度重视的进士科必考诗赋，
使应考者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吟诗作赋上面，并且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诗坛泰斗，从而把唐诗推向了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为中国古代文化增添了举世赞誉的奇葩。
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在推行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弊端，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由于科举考试中有关制度尚不够健全和完善，使得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舞弊营私的行为。这在科举中的几个主要环节都有发生。比如在解送生徒和乡贡中，由于有关规定不够明确，或者没有得到执行，出现了权贵操纵举送应试者的现象，使一些真正有才学德行者在一开始就被拒之门外。
再比如，在考试前，实际上允许考生为自己制造声誉，一些考生就把自己平时写好的文章诗赋等，托关系送到礼部（称“公卷”）、达官贵人（称“行卷”）那里，为以后中举铺平道路。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等行为；
当然，也有一些是确有真才实学、担心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
又比如，在科考中，还有“枪替”（请人代考）、“挟带”（私藏参考书之类入场）等舞弊行为，使本来公平竞争的场所，也变得不那么公平了。
最后，在录取时也还有“请托”，就是通过各种关系，请求主司录取。
当时的韩愈就曾为多人请托。
因为有这种不正之风，大和二年（828年）的进士科考试，录取的前5名，包括第五名的杜牧在内，都是通过请托、推荐或其他关系事先决定的。
由于权贵控制了这几个关键环节，元和年间以后，公卿大臣子弟及第的比重在录取总数中迅速上升。到后来，原来从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士人中选拔人才的进士科，几乎变成了公卿大臣用来世袭高位的工具。
科举考试后及第者与主考官之间，是“座主”“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录取者又称“同窗”，及第后门生拜座主，同年结伴游，容易形成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故当时有人做了一两次主考官后，就把在自己手中及第入仕的“门生”，看成可以供养自己的“良田美玉”
。
这反映了科举考试潜伏着形成官僚中朋党及朋党之争的问题。
当年李德裕力主革除科考后的“曲江大会”等议程，不完全是对科举出身的人存有偏见，确有防止因此而朋比为奸、不利于清明吏治的良好意图。这一点，在后世的科举制中，表现得更为严重，使本来巩固君主专制的一种良好办法，走到了它的反面。
最后，由于科举考试中注重文章辞赋，讲究格式程序，容易使应举者重文而不经世，重虚而不务实，使官场乃至社会上形成一种浮华的形式主义作风和风气，
这在当时，已出现过一些笑话。如唐德宗时制举中有“怀才抱器，不求闻达”科。有人在昭应县碰到一个书生，正往长安赶路，很是匆忙，就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他回答说“要去参加“不求闻达＇科考试”。后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八股文”的兴起，则表现得尤为明显。
至于有的人一味追求功名富贵，甚至连亲娘都不认的事，这时已有发生。到后来，就出现了“陈世美”式的一批新贵，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