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今，在我们的普遍认知当中，我国朝代沿革是以夏商周的顺序来进行的。但当我们对历史了解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便会发现先秦三朝之中，还有很多的谜团未曾揭开。
我们所认定的商朝，直到上个世纪才被认为真正存在；而关于夏朝存在与否，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著名的考古研究员冯时相继发表《夏社考》、《“文邑”考》等文，将其与目前所出土的文献以及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等资料相佐证，进而证明了夏王朝的存在。
这个从我们了解历史便开始熟悉的朝代顺序，其真正被确认存在的时间却要晚得多，实在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疑古：古史辨派
虽然如今已经证实夏朝存在，但在上个世纪，不止夏朝，东周以前的历史都不曾被当作信史对待。直到甲骨文的出现以文物的方式将中国历史前推了一千多年，使得商朝成为我国最早的信史时期。
信史，即有文字记载或有实物印证的历史。甲骨文于我们而言，既是商朝时期的实物，也是当时的文字，无疑让其成为商朝存在的铁证。
但更之前的夏朝，以朝代的形式出现却是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夏本纪》之中，明确地记载了夏代世系。
但由于关于夏代的史料极少，导致上个世纪关于关于夏朝是否存在大部分持怀疑态度，如古史辨派的顾颉刚在最初的猜测之中还认为禹是刻画在鼎上的一种动物，极有可能是一条虫子。
这样的认知，于如今的我们而言可谓是荒诞至极。但上个世纪关于历史的认知，却又有这类观点出现的相关依据。
受整理国故运动影响而产生的古史辨派，对东周以前的历史都提出了质疑，甚至产生了“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观点。
加之商以前的史料极少，且大多人物与神话传说相关，故而还诞生了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即中国历史沿革越久，关于越之前的古史就更加漫长；而时代越靠后，那些传说中的重心人物也就会被放得更大。
用更简略的话来说，中国古史，是在历史的发展中所诞生与发展的，发展越久古史的内容也就越丰富。
这样的质疑与假设，也就使得他将大禹视作动物。不过，古史辨派并不是一味地疑古，而是通过“疑古”的方式去探索年代就久远中国古史，论证他们的可信程度。
他们的疑古，与西方学者否认夏朝的存在，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不一致。
否古：西方学者的言论
同样，近代社会之中，也有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感到怀疑。虽然《史记》已经记载了夏朝的世系更，但他们并不愿意相信夏朝真的存在。
从心理上来说，近代社会中我们常用“引进了西方民主的思想”来表示中国每个阶段的进本，但实际上西方骨子里难掩其野蛮与傲慢的成分，尤其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他们不愿意相信已经被他们侵略的中国，是如此地古老而又具有韵味；也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文明能够达到更早的时期。
为此，商朝与夏朝这两个仅存于《史记》的朝代，都是被他们否认的存在。也正是受此影响，古史辨派所认为的信史只截止到东周时期。
不过，随着甲骨文的出现，“周祭谱”与《史记·殷本纪》的内容完全一致，使得商朝的存在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但是，这仍然不能作为夏朝存在的依据，于是西方学者又否认夏朝的存在。为此，胡适先生便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来验证夏朝存在的真伪性：
疑人作贼，要有其做贼的确实证据；疑人作假，也至少要有其作假的例证。
不能证明存在不等于不存在
胡适的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些绕口，但实际上却很容易理解。即怀疑夏朝历史作假，便要像怀疑他人做贼那般拿出证据，如果不能，那么便无法将其否认。
至于如何去验证他的存在，在史料极少的情况下，便需要考古文物来进行佐证。如今，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夏朝文化。
其原因是对其地层进行考察应当在龙山文化与商超文化之间；而用碳十四的年代测定法，也推测出其年限为三千五百到三千八百年之间；进而又将其与史书中所记载的夏朝活动区域进行对比，在两者吻合的基础上以此作为认定。
二里头遗址
直到如今，我们都没有真正属于夏朝的文物与文字，但却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证明了它的存在，这一原则实际上便与胡适所说的那句话不谋而合。
无法证明关于夏朝的记载是史书作假，那么便应当以其真作为前提，从而得出其结论。若结论为真，那么假设自然成立；若结论为假，自然也就推翻了所谓的假设。
这一方法，被称之为“证伪”，其依据为我们熟悉的演绎法。即只有通过结论是假的来证明假设为假，而不能通过结论为真就表明其绝对正确。而关于夏朝存在的证明，便是以此方式所进行。胡适曾经所言，无疑是对“证伪”的另一种描述。
事实上，不能证明其存在本就不等于它不存在。文物虽然是最有力的史料，并不代表它就是唯一验证历史的方式。
否则，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许多朝代并没有考古文物存在，是否要将其全部抹杀呢？因此，考古工作才会在以其为真的前提下进行。
尾声
中国历史与文化源远流长不假，但中国上古时期存在太多的神话也是事实。在史料极少的情况下，使得历史学建关于中国更早历史的探查工作显得更为艰难。
但夏朝已然被证明存在，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真正的夏朝文物及文字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