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于十五世纪中叶正式成立前，中国明朝于北京修造的紫禁城已落成多时，大抵奠定皇家藏书的规模。宫中插架虽富，却屡遭劫难而大量佚失。满人入主中国之后，不仅留心古今逸籍之搜罗，更踵其事而增华，无论专就历代旧籍善本的鉴藏，前朝遗存文献资源的重整，乃至各类御制钦定图书的编修刊行，都不断开展令人耳目一新的格局。
澎湃新闻获悉，“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珍藏”暨“明清宫廷藏书”特展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展览首度同时展陈西方与华夏历史文化脉络中的珍稀古籍。据悉，展出的重要古籍包括明嘉靖隆庆间内府朱丝栏重写本《永乐大典》、清乾隆间武英殿朱丝栏写本《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等国宝级文物。展览将持续至7月16日。
永乐大典 明 解缙等编 明嘉靖隆庆间（1562- 1567）内府朱丝栏重写本 国宝
全书正文约四亿字，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及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采“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体例，辑录中国十四世纪以前重要典籍，不仅是规模空前的类书巨制，亦堪称以“声音”网罗一切资讯、知识的历史文献资料库；降至清代，更成为乾隆皇帝发动纂修《四库全书》文化工程的肇端。《大典》正本失传，重写于嘉靖、隆庆年间的副本迭经火灾、兵燹而严重毁损散落，至今幸存于世者仅四百余册，藏家莫不视为至宝。
明帝后像 绢本设色
“明清宫廷藏书”特展包含四个单元，展陈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明清皇家藏书中最富代表性的珍品：“稽古右文”先从朝廷对于主流学术的建构，带出明清两代最重要的文化大业；“嫏嬛芸香”罗列递经两代内府珍藏的宋元精椠，再聚焦清帝对于古籍维护与收藏的态度及贡献；“册府千华”遍观明清皇家修撰制作各类图书的丰硕成果，并说明书籍如何成为宫廷礼制的一环；“清净修持”反映皇城内外多元热络的宗教信仰氛围，因缘具足，为后人留下制作严谨、气象庄严的宝典。
清乾隆间武英殿朱丝栏写本《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是举世最大的丛书，收录中国古代各领域图籍菁华，并纳入多种西洋传教士参与撰述的科学著作，全面清理甚至建构含括传统与当代特色的学术体系，集历史意义、学术内涵、文物价值与毁誉聚讼于一身。
亚略巴古的丢尼修神学文集盎博罗削拉丁文译本（局部） 十五世纪中叶 意大利 动物皮纸 原件展示 © 梵蒂冈宗座图书馆
稽古右文
探究学术资源，推动文教建设，是古代盛世帝王的治国重点与政绩标志。明成祖永乐年间敕修五经、四书“大全”等重要典籍颁行天下，程、朱理学不仅作为国家考试的标准，也牵动东亚邻国的儒学发展。清初为巩固政权，一则犹尊朱学为正学，一则逐渐展开对传统知识与文献的重新整理。图书既是统治者的工具，也各自开创出重要的学术工程、文化遗产：《永乐大典》以音韵为线索，建构一座网罗天下事物的历史资料库；《四库全书》则是依循传统图书分类模式，树立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与学术批评的新典范。
帝制时期，由官方主导的图书搜访、典藏或纂修，往往被赋予文化、知识、学术以外的角色，成为统治者巩固政权合理（法）性和读书人借以交换权力资源的工具。
大明会典 明 张居正、申时行等纂 明万历间（1573-1620）内府朱丝栏写本
明代开国之初，确立尊崇程朱理学的政治意识形态，“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永乐年间（1403-1424），礼部奉旨纂修刊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赐天下，读书人必须遵循一定的方式说话、作文、思考；宋儒朱熹（1130-1200）和众门生为《资治通鉴》编撰的《纲目》，因强调正统意识与纲常名教，成为君臣士子必读之书，也是国家考选人才的圭臬。知识的边界愈益狭隘，思想的活力也就逐渐衰退了。
资治通鉴纲目 宋 朱熹撰 明内府朱丝栏精钞本
《大明会典》与《资治通鉴纲目》，皆采用“台阁体”端楷浓墨精写，包背装，杏黄色暗花缎质书衣，书中钤有“广运之宝”朱玺，保留典型的明代宫廷陈设书籍样貌。
康熙皇帝在顺治承袭朱元璋（1328-1398）“圣谕六言”的基础上，发展出圣谕十六条，旨在觉世牖民、教化百姓。雍正二年（1724）再逐条演绎阐释，形成一万余字的《圣谕广训》，并建立一套民间定期宣讲的制度，直到清末。
圣谕广训 清 圣祖玄烨颁训 清 世宗胤禛推绎 清雍正二年（1724）内府刊满汉合璧本
渊鉴斋御纂朱子全书 宋 朱熹撰 清 熊赐履、李光地等奉敕编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武英殿刊本
康熙圣谕其中一条为“黜异端以崇正学”。所谓“正学”，强调上接圣贤心传、下续宋儒道脉；雍正则是将佛教、道教乃至西洋宗教皆视为异端。康熙一方面推尊朱学为正学，却也展现自己对于朱子学术的新体认：在重新编校的《朱子全书》中翻转前人每以太极、阴阳等门目优先的模式，而是首重论学，其次四书、六经，接着才是性理、道统各类。另一方面，康熙朝编纂了许多有关汉族文化传统的大书，也对文字、音韵作出里程碑式的建设。《康熙字典》是中国古代汉语辞书编纂史上，第一部以“字典”为名的字书，收录近五万字，规模空前。
清代内府刻印图书，白纸印本量少，多用于宫廷陈设；黄纸印本较多，备供赏赐内外群臣。《朱子全书》与《康熙字典》皆为康熙朝内府雕版制作，采用洁白连四纸初印的陈设本。工艺精湛，触手如新，品相上佳。
十六、十七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明、清时期，东、西文化展开频繁而广泛的交流，传统的知识、信仰体系也在一波波激荡与会通之中，逐渐产生变化。
十八世纪纂修的《四库全书》，共收录六十二种西学著作（全书钞录三十八种，只存条目二十四种），其中包括康熙皇帝下令编订的乐律学专著《律吕正义》。这部书最后一卷《续编》，是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稣会士兼宫廷乐师徐日升（1645-1708）用汉语介绍西洋音乐理论的著作，本名《律吕纂要》；后来由意大利籍罗马天主教遣使会士德里格（1671-1746）编辑附入《律吕正义》。
《律吕正义续编》详细介绍西方五线谱的编制方式，以及音高、音阶、音符、音调、节拍等相关知识，最后用11则五线谱图例，解说前面的乐理知识。五线谱传入中国宫廷时，活跃于欧洲乐坛的，正是“音乐之父”巴赫（1685-1750）和“神剧之父”韩德尔（1685-1759）等巴洛克时期重要音乐家。
嫏嬛芸香
“嫏嬛”相传为天帝珍藏奇书之处，而古人或用芸草辟蠹护书，故以芸香雅称书香。明、清两代皇宫御苑典藏大量珍贵图书，外界几乎无缘亲睹。尽管宫廷藏书多遭天灾人祸而毁损散佚，世人犹能借由当时编制的目录与鲜明的印记特征，想像昔日规模和传世脉络。这一单元除了展陈明、清皇室递藏的善本秘笈，彰显其珍稀性与学术价值，特别着重呈现书籍作为古物甚至如艺术品般赏鉴收藏的面相。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乾隆皇帝创建的“天禄琳琅”善本特藏，造就中国古代宫廷藏书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明代宫廷藏书的概况与变化，可从二部书目略窥一二。十五世纪中期编订的《文渊阁书目》，乃明初迁都北京之后，清查秘阁图籍的总帐；共登载七千余部、四万余册。明代北京文渊阁屡遭火劫，中叶以降君臣或不重视藏书，管理亦渐失章法，“腐败者十二，盗窃者十五”。十七世纪初，万历朝整编《内阁藏书目录》时，仅得书二千余种、近一万九千册。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宋 晁公武撰 宋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袁州刊宋元递修本
梅亭先生四六标准 宋 李刘撰 宋刊本
清宫藏书的来源之一，即是接收前朝遗存；惟于易代之际，书籍档案多因殿阁被焚而严重毁损。少数传世珍本，犹存两代宫廷递藏线索，难能可贵。例如宋版孤帙《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内钤“东宫书府”九叠篆印，原属明代皇太子所藏；另一部宋刻初印《梅亭先生四六标准》，还可见明“文渊阁印”，清宫重新装潢后加盖“避暑山庄”朱玺，化身为精雅的御苑陈设善本。
在中国古代宫廷藏书脉络中，乾隆皇帝首创将“古书”纳入“古物”的鉴藏范围，“天禄琳琅”也是他全面开展整理宫廷文物大业的第一块拼图。从乾隆元年到四十年（1736-1775），从御花园绛雪轩到乾清宫昭仁殿，幸获入藏的善本，多被视为历代古籍中的艺术品，同时赋予鲜明的皇家鉴藏特征。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 清 于敏中等奉敕编 清乾隆间内府写本
大学衍义 宋 真德秀撰 明初刊修补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存世数量最多的“天禄琳琅”相关古籍。明初刊《大学衍义》是康熙皇帝首次南巡途中所得，乾隆年间重新覆以缎质书衣，首末叶钤盖“天禄琳琅”小印与“乾隆御览之宝”朱玺，保留乾隆朝善本特藏的装潢样貌。后来可能因为此书并非真正的宋版书而遭到撤出，移置其他殿阁。
孔氏六帖 宋 孔传撰 宋干道二年（1166）韩仲通泉州刊本
嘉庆二年（1797），所有昭仁殿藏书因乾清宫火尽毁；迅速重建并续辑的“天禄琳琅”特藏中，亦不乏精品。宋椠孤本《孔氏六帖》，纸墨匀洁、字体古朴、初印精好，历来官私书目罕闻著录，直到明初重现于内府，载入《文渊阁书目》之“盈字号第二厨书目”，可见在当时便已是珍稀秘籍。
宋版古书保存不易、流传稀少，藏家往往秘不示人。明末江南藏书、刻书巨擘毛晋（1599-1659）“汲古阁”既富于搜藏宋、元珍罕善本，也发展出借重善书者影写勾摹以保留版刻原貌的方式，形成所谓“毛钞”、“影宋钞”这一推进古籍传播甚或鉴藏风气的新品种。
算经七种 汉 赵婴等注 清康熙间毛氏汲古阁景钞宋嘉定六年（1213）鲍澣之汀州重刊元丰七年（1084） 秘书省本
乾隆、嘉庆两朝征集的“天禄琳琅”善本暨所编书目，秉持影宋钞本“犹昔人论法书以唐临晋帖为贵”、“精好实有远过雕本者”，皆为之设置专属门类，典藏陈设位阶仅次于宋版、金版图书，乃是从书法、纸墨等技艺层面彰显影钞本独特的学术内涵和鉴赏价值。
清仁宗颙琰（1760-1820）为太上皇恢复“天禄琳琅”旧观后，也仿效其志，持续搜藏善本。凡有所得，除了重新装潢，划一题签、函套规制，书叶亦改钤“嘉庆御览之宝”，以识区别。然而，嘉庆朝善本特藏未见完整书目传世，已知有印记可证的书籍亦仅十余部；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七部，大抵维持清宫装潢原貌。
豫章先生遗文 宋 黄庭坚撰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汪大本刊本
五经旁注 明 朱升撰 明刊本
五经旁注 明 朱升撰 明刊本
不仅藏书规模查无确数，此时入藏的书籍刻印质量与版本鉴别结果也难以和先前相提并论。廷臣审定为“宋版”的《豫章先生遗文》，其实是被刻意撤去跋文书叶的乾隆年间刊本；所谓“元版”《五经旁注》，仅就字体、纸张观之，已明显呈现明代中、后期出版品的特征。
光绪二十年（1894），适逢慈禧太后六旬寿庆，德宗载湉（1871-1908）在帝师翁同龢（1830-1904）提议下，全面清查宫中“天禄琳琅”遗存书籍，进而延伸至整理其他殿阁藏书。“甲午战争”前、后，光绪皇帝谕令南书房翰林，将查出之宋、元珍本陆续移置景阳宫后殿御书房区，力图重启皇家善本特藏新局。
新刊唐昌黎先生论语笔解 唐 韩愈、李翱撰 宋蜀刊本
四书集义精要 元 刘因撰 元至顺元年（1330）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刊本
光绪朝御书房特藏，不乏过往人间未见之本。例如《论语笔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馆臣所见为明嘉靖间范氏天一阁刊本，而此际竟检得一部南宋蜀刊初印本，精美之余，亦足资讐校。再如元版《四书集义精要》，四库馆缮校的残本缺失十一卷；唯宫中另有举世仅存的三十六卷完整本，早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畅春园交下改装后，便深藏大内近二百年。光绪皇帝一系列整理宫藏图籍的举措，固然已成皇家善本鉴藏之绝响，却也为后人凿开另一座学术矿藏。
册府千华
明、清宫廷除了收藏历代图籍，用以推展文教建设，由官方主导的编辑出版活动，更是活跃。皇宫大内不乏专责纂辑刻印的单位，明代司礼监与清代武英殿修书处，便犹如国家出版中心；其书品精美，装帧雅丽，兼具历史内涵与艺术特色，适足代表中国古代书籍制作技艺的巅峰。这一单元选陈明、清宫廷制作的重要典籍与帝王撰著，完整保留原有的装潢规制；不仅可见将珍本影摹翻刻以广流传的实例，也包括个别作品反覆修订成书的阶段历程，展现书籍的产制已被赋予更细致的意义，反映出皇家礼制运作的特殊面貌。
司礼监原为掌理宫廷礼仪的内侍机构，自永乐七年（1409）起，奉旨承刻书籍，并保管内府书板。司礼监所辖经厂刻书三百余种，多为维护文教治道所需，例如《古文真宝》乃明代皇室成员习诗作文的必备读本，神宗朱翊钧（1563-1620）尤其喜爱，尝谓：“朕一切珎玩，悉屏勿御；而独于是书，讽咏不忘。”
寰宇通志 明 陈循等纂 明景泰七年（1457）内府刊本
诸儒笺解古文真宝 明 黄坚编 明万历十一年（1583）司礼监刊本
诸儒笺解古文真宝 明 黄坚编 明万历十一年（1583）司礼监刊本
武英殿始建于明，原与书籍无涉；清康熙、雍正年间，始正式成为内府刻书专责单位，代表清代书籍制作工艺之集大成与最高水准。康熙时宫中藏有“宋版”《四书集注》（实乃元末覆刊本），武英殿影摹翻刻，维妙维肖。据档案记载，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十四日，“大太监苏牌胜交罗纹纸一万四千张”，传旨仅准用于印书；皇帝批示刷印“宋版四书”十部，俨然殿版精刻初印之限定本。
清代宫廷编纂图书，深受帝君权力或其个人意志支配；而书籍的制作、装潢、进呈、陈设等阶段各有规范，共同形成皇家礼制运行的重要环节。
明通鉴纲目 清 舒赫德等编 清乾隆间（1736-1795）内府朱丝栏写高宗御批稿本
乾隆皇帝热衷修史，意欲独揽史笔褒贬大权。即位初期，谕令史馆辑撰《明通鉴纲目》，尤重史体义例，常在馆臣进呈的底本上朱批改订，再发回仔细黏签勘正；书成后定名《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旨在接续康熙御批纲目史事止于元末的志业。数十年后，乾隆并未将此书写入四库，反而要求比照后出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重编，颇有悔其少作之意。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清 傅恒等编 清乾隆间（1736-1795）内府乌丝栏朱墨写本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
相较于断代的《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则是一部纲目体通史；耗时近十年，收录二千余条乾隆对于古今治乱得失的史事评骘，塑造新的史籍典范。编纂工作结束后，曾缮写一部定本进呈（后来陈设于宁寿宫），再依此样式上版刻印。无论是写本或刻本，皆是白纸浓墨，开本宏阔，制作精良，在清代殿版图书中属于少见的“大”部头书籍。
清净修持
明、清两代不乏严密的宗教管制措施，帝王在宫廷内对宗教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此一特色，亦体现于宫廷制作或典藏的相关书籍。明初皇帝较亲近佛教，从御旨雕印藏经到内府缮写佛经，所在多有；最具代表性者，即明成祖分建汉经厂与番经厂，专门从事汉、藏文佛经刊印。世宗、神宗笃信道教，不仅宫中法事频繁，更有不少钦定道经科仪的典藏。满洲人受邻近蒙古影响而亲近藏传佛教，紫禁城内各式佛堂便多达四十余处；宫廷编纂刊印之满、汉、藏各语文藏经佛典，也成为本院极富特色的宗教图书珍藏。
大宝积经 唐 菩提流志等译 明宣德五年（1430）内府泥金写本
大宝积经 唐 菩提流志等译 明宣德五年（1430）内府泥金写本
大宝积经 唐 菩提流志等译 明宣德五年（1430）内府泥金写本
明代宫廷与佛、道二教互动热络。宣宗朱瞻基（1399-1435）曾诏华严宗高僧慧进（1355-1436）入宫主持钞写华严、般若、宝积、涅槃四大部经，系以金字写在宣德磁青纸特制之羊脑笺上，工艺精卓，书法端秀；今仅《大宝积经》与《大般涅槃经》完整传世，皆为本院典藏。
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宋 梓童帝君校 明嘉靖十年（1531）刊本
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宋 梓童帝君校 明嘉靖十年（1531）刊本
宣德三年（1428），由宫廷画师商喜彩绘、沈度（1357-1434）钞写的《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杂糅儒、释、道三教思想，图像画风与云南阿咤力教有关，梵文字体则是西藏流行的“兰查体”，反映当时汉藏交流密切的风气，也带有明显的密教色彩，是一部独特的修法仪轨经孤本。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笃信道教，爱好神仙方术，甚至在宫中置办斋醮（即道场、法事）。嘉靖十年（1531）重刻的《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乃道士斋醮必诵的经典。此本卷首保留了诵念《玉皇经》经文之前的“启阙”（请神）文字，是一部可实际运用于斋醮仪式的科仪完整本。
（本文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相关展览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