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铜荒、钱荒和宏观调控,北宋金融业的开端

铜荒、钱荒和宏观调控,北宋金融业的开端

提及北宋,有人能想到清明上河图中汴梁城的繁华,有人能想起柳永笔下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富庶。抛开屈辱的军事与外交不谈,北宋在经济上确实达到了我国封建时代的顶峰。

但是这样一个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都应该十分“有钱”的朝代,却被钱荒问题困扰始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缺钱”的朝代。我们今天就一同走近北宋,了解那个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金融困局。

所谓钱荒,指的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不足,无法满足正常的贸易需求,以至于“钱重物轻”,影响社会正常的经济运行,甚至引发整个社会经济的衰退。这种现象于唐代开始出现,到宋代达到顶峰。而细究其成因,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钱荒既然是指流通货币不足的现象,那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就必然是经济规模的扩大与商品经济发展。宋代经济的繁荣众所周知,虽然因为无力战胜西夏与辽国,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断绝,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却远超唐代。同时民间贸易也开始快速发展。

如宋代名臣张方平所言,“穷乡荒野,下户细民,冬正节腊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买葱茹盐醢,老稚以为甘美,平日何尝识一钱。”可见商业已经成为宋代普通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王柏也在奏书中提到“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证明宋代农民外非农忙时节做工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证明。而这些都需要足够的流通货币的支持。

古代缺乏对商业规模的具体统计,但是从宋代商税的情况,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商业发展情况。景德中商税收入大概450万贯左右,治平中商税收入就增长到846.39万贯,熙宁十年(1077)为1103.9404万贯。而在此期间宋代商税的税率基本保持了稳定,足以看出宋代商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货币需求量的增加,但是中国在资源禀赋方面,一直是缺铜少银的,这就会导致供求失衡产生的“钱荒”。

中国古代税收可以分为实物税与货币税两种。在宋代之前,只针对茶、盐、铁等部分商品征收货币税,而对农民则征收实物税。但是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苏东坡有诗云,“今年粳稻熟苦迟……汗流肩箱载人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而后期北宋实施变法,推行免役之法,即可以用钱来抵偿徭役。这进一步增加了政府从百姓手中收得的货币数量

因为古代缺少各种金融机构,货币基本都要以政府支出的形式投放进入市场,而回收也主要依靠各种税收。宋代税收制度的改革,直接导致了政府从民间回收的货币数量大大增加,进而导致了“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的情况。

虽然前文一直在论述北宋钱荒的现象,但是北宋的钱荒并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基本发生于最富庶的东南地区,其他地区钱荒现象并不显著,甚至西北地区还产生了由于钱多而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这固然有东南地区本身经济发达,货币需求量高的原因,北宋针对不同地区差异性的财政政策也难辞其咎。

宋代,东南地区已经成为我国新的经济重心,具有高度发展的农业与手工业,商品化程度冠绝于世,自然也是宋朝的主要税收来源。而北宋实行“内赡京师,外实边鄙”的政策,财政上采取上供制,“粟帛钱币咸聚王畿”各地的税收都输往京师,而财政支出方面向与西夏、辽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倾斜。

这一政策导致东南地区的铜钱大量输往京师与西北边陲地区。

而这些地区,尤其是西北边陲,本身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和南方的商品贸易远不足以对冲这种情况,铜钱缺乏回流的手段导致东南地区钱荒加剧的同时,西北地区反而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沈括指出,宋代“河湟之间”和“洮岷之间”这些西北边境地区,为了边军需要,每年从内地运去的货币总量多达“数十万缗”,这一带产铁,每年用于铸造的货币也有四十万缗。这么多的货币岁积于西北之境,这里又是地贫人少的地区,钱积多了,只会造成物价升腾,“物出于三州者有穷,异时粟装满百钱.今则四五倍矣”。

另一方面,宋代铸造的铜钱并不会直接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史载“诸监所铸钱息入于王府,岁出其奇羡给之于三司,方流布于天下”。除了四川和西北钱监生产的钱由当地转运使负责收掌外,其余的都要先送往京师,进入皇帝私人的内藏库。之后拨给三司作为财政支出,才会进入市场流通。

如果所有的内库所存之钱都进入流通,那不过是多一道手续的问题,但问题是皇帝会不断地扣留内库的新铸币。熙宁五年内藏库言,各地铸钱监“递年额铸钱一百五万贯并额外增剩钱久来并纳内库”,但却只有“三年一次支用南郊钱一百万贯赴三司”。

宋代初期新铸铜钱主要来源于江、池、饶 、建 4 州的铸钱监,宋仁宗时期又在广东韶州设立永通监,成为北宋中后期产量最大的铸钱基地。这些铸钱监全部分布于东南地区。而皇帝截留东南地区铸造的铜币,实际上等于加剧了东南地区货币外流。

中国自汉代以来,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土地兼并都保持着坚定的抵制态度,唯独宋朝采用了“不抑兼并”的政策,这导致了宋代土地迅速流向了少量的大地主,而这些大地主又往往会从事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这些人很少将财富重新投入流通,而是将其囤积。《文献通考》中称,至北宋末年的徽宗时,这些人中的中下户都有铜钱万贯。

这些商人,大地主以及官僚对百姓的盘剥,导致民间钱币流通的不断减少,以至于“商贾贩卖,例无现钱”。而这些人又往往利用优势地位从事高利贷的行业。《西塘集》中称“民之缺乏而借贷于人者,天下固常半矣”,金属货币更加向巨商大贾会集,市场上的货币进一步不足。

宋朝统治者认识到了国际贸易的巨大利润,赵光义就曾经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因此宋代官方一直积极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正是由于跨国贸易的空前繁荣,宋代的货币不仅仅是中国自用,而是成为了整个东亚甚至印度洋上的“国际货币”。

宋史中记载,在东南的国际贸易中,“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以高大广深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甚至于,不仅在东南,西北地区也有“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的现象。

在高丽、日本、交趾甚至敌对的西夏与辽国,宋钱都充当着主要货币,在印度南部沿海和阿拉伯地区,宋钱也承担着辅币的功能。在日本出土的大量中国钱币中,有七到八成是宋钱,乃至于导致了日本的通货膨胀。

面对着严峻的钱荒问题,宋朝统治者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相当多的政策加以应对,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最终也没能够有效解决钱荒问题。

既然市场缺钱,那就向市场投放更多的货币,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的解决思路。高聪明先生所著《北宋铜钱制造额》总结出北宋时期的铸钱数量,咸平年间每年铸钱数额超过百万贯,高峰期的熙宁七年到元丰八年,12年间铸钱达到5400万贯,年均铸钱450万贯,而唐朝时期每年铸钱不过30万贯左右。到北宋末年总投放量已经达到2.6亿贯之巨。

但是由于大量的钱币进入府库和私人库房,没有进入流通,这些理论上应当已经远远超过正常贸易所需的货币数量,仍不能解决钱荒,反而导致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为了管控白银的外流,北宋实施了严格的钱禁与铜禁。

北宋初年宋太宗赵光义便颁布法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番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这极其严厉的刑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铜钱外流的情况。

但是封建国家本身执行力就极其有限,哪怕颁布了诏令,“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的情况依旧会发生。另外外流本身并非钱荒的主要原因,这一政策也不可能根本上改变钱荒的局面。

北宋时期执行了一种特别的政策,将西北地区设立为铜钱与铁钱并行的区域,在西北地区的陕府西路、河东路等地大量铸造铁钱。

一方面是减少铜钱不足的困扰,另一方面也有减少铜钱向西夏与辽国外流,防止其借此加强经济实力的战略考量。

可这一政策也很难称得上成功。大量的铁钱投入市场导致了铁钱价格进一步下降,进而“豪宗富室争蓄大小铜钱与就注大铁钱”,有钱的豪门更加愿意将铜钱而非廉价的铁钱作为储蓄,市面上的流通铜钱进一步减少。同时当西北与东南贸易的时候,西北往往更愿意以低劣的铁钱支付,而从东南地区收到的却是铜钱,反而进一步导致东南的铜钱向西北流动。

北宋的钱荒问题成因复杂。受限于历史的局限性,北宋的统治者虽然已经有意识进行宏观的调控,但由于缺乏足够的金融知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钱荒问题反而在南宋时期愈演愈烈。

现如今,现代金融业已经远比千年前的宋朝更加复杂,却依然会出现钱荒的问题。北宋治理钱荒问题的教训,也许对我们如今依然有着启示作用。

《北宋铜钱制造额》

《苏东坡全集》

《栾城集》

《欧阳文忠公集》

《续资治通鉴长编》

《文献通考》

《宋史·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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