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北宋，有人能想到清明上河图中汴梁城的繁华，有人能想起柳永笔下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富庶。抛开屈辱的军事与外交不谈，北宋在经济上确实达到了我国封建时代的顶峰。
但是这样一个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都应该十分“有钱”的朝代，却被钱荒问题困扰始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缺钱”的朝代。我们今天就一同走近北宋，了解那个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金融困局。
所谓钱荒，指的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不足，无法满足正常的贸易需求，以至于“钱重物轻”，影响社会正常的经济运行，甚至引发整个社会经济的衰退。这种现象于唐代开始出现，到宋代达到顶峰。而细究其成因，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钱荒既然是指流通货币不足的现象，那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就必然是经济规模的扩大与商品经济发展。宋代经济的繁荣众所周知，虽然因为无力战胜西夏与辽国，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断绝，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却远超唐代。同时民间贸易也开始快速发展。
如宋代名臣张方平所言，“穷乡荒野，下户细民，冬正节腊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买葱茹盐醢，老稚以为甘美，平日何尝识一钱。”可见商业已经成为宋代普通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王柏也在奏书中提到“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证明宋代农民外非农忙时节做工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证明。而这些都需要足够的流通货币的支持。
古代缺乏对商业规模的具体统计，但是从宋代商税的情况，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商业发展情况。景德中商税收入大概450万贯左右，治平中商税收入就增长到846.39万贯，熙宁十年（1077）为1103.9404万贯。而在此期间宋代商税的税率基本保持了稳定，足以看出宋代商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货币需求量的增加，但是中国在资源禀赋方面，一直是缺铜少银的，这就会导致供求失衡产生的“钱荒”。
中国古代税收可以分为实物税与货币税两种。在宋代之前，只针对茶、盐、铁等部分商品征收货币税，而对农民则征收实物税。但是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苏东坡有诗云，“今年粳稻熟苦迟……汗流肩箱载人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而后期北宋实施变法，推行免役之法，即可以用钱来抵偿徭役。这进一步增加了政府从百姓手中收得的货币数量。
因为古代缺少各种金融机构，货币基本都要以政府支出的形式投放进入市场，而回收也主要依靠各种税收。宋代税收制度的改革，直接导致了政府从民间回收的货币数量大大增加，进而导致了“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的情况。
虽然前文一直在论述北宋钱荒的现象，但是北宋的钱荒并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基本发生于最富庶的东南地区，其他地区钱荒现象并不显著，甚至西北地区还产生了由于钱多而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这固然有东南地区本身经济发达，货币需求量高的原因，北宋针对不同地区差异性的财政政策也难辞其咎。
宋代，东南地区已经成为我国新的经济重心，具有高度发展的农业与手工业，商品化程度冠绝于世，自然也是宋朝的主要税收来源。而北宋实行“内赡京师，外实边鄙”的政策，财政上采取上供制，“粟帛钱币咸聚王畿”。各地的税收都输往京师，而财政支出方面向与西夏、辽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倾斜。
这一政策导致东南地区的铜钱大量输往京师与西北边陲地区。
而这些地区，尤其是西北边陲，本身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和南方的商品贸易远不足以对冲这种情况，铜钱缺乏回流的手段，导致东南地区钱荒加剧的同时，西北地区反而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沈括指出，宋代“河湟之间”和“洮岷之间”这些西北边境地区，为了边军需要，每年从内地运去的货币总量多达“数十万缗”，这一带产铁，每年用于铸造的货币也有四十万缗。这么多的货币岁积于西北之境，这里又是地贫人少的地区，钱积多了，只会造成物价升腾，“物出于三州者有穷，异时粟装满百钱．今则四五倍矣”。
另一方面，宋代铸造的铜钱并不会直接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史载“诸监所铸钱息入于王府，岁出其奇羡给之于三司，方流布于天下”。除了四川和西北钱监生产的钱由当地转运使负责收掌外，其余的都要先送往京师，进入皇帝私人的内藏库。之后拨给三司作为财政支出，才会进入市场流通。
如果所有的内库所存之钱都进入流通，那不过是多一道手续的问题，但问题是皇帝会不断地扣留内库的新铸币。熙宁五年内藏库言，各地铸钱监“递年额铸钱一百五万贯并额外增剩钱久来并纳内库”，但却只有“三年一次支用南郊钱一百万贯赴三司”。
宋代初期新铸铜钱主要来源于江、池、饶 、建 4 州的铸钱监，宋仁宗时期又在广东韶州设立永通监，成为北宋中后期产量最大的铸钱基地。这些铸钱监全部分布于东南地区。而皇帝截留东南地区铸造的铜币，实际上等于加剧了东南地区货币外流。
中国自汉代以来，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土地兼并都保持着坚定的抵制态度，唯独宋朝采用了“不抑兼并”的政策，这导致了宋代土地迅速流向了少量的大地主，而这些大地主又往往会从事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这些人很少将财富重新投入流通，而是将其囤积。《文献通考》中称，至北宋末年的徽宗时，这些人中的中下户都有铜钱万贯。
这些商人，大地主以及官僚对百姓的盘剥，导致民间钱币流通的不断减少，以至于“商贾贩卖，例无现钱”。而这些人又往往利用优势地位从事高利贷的行业。《西塘集》中称“民之缺乏而借贷于人者，天下固常半矣”，金属货币更加向巨商大贾会集，市场上的货币进一步不足。
宋朝统治者认识到了国际贸易的巨大利润，赵光义就曾经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因此宋代官方一直积极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正是由于跨国贸易的空前繁荣，宋代的货币不仅仅是中国自用，而是成为了整个东亚甚至印度洋上的“国际货币”。
宋史中记载，在东南的国际贸易中，“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以高大广深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甚至于，不仅在东南，西北地区也有“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的现象。
在高丽、日本、交趾甚至敌对的西夏与辽国，宋钱都充当着主要货币，在印度南部沿海和阿拉伯地区，宋钱也承担着辅币的功能。在日本出土的大量中国钱币中，有七到八成是宋钱，乃至于导致了日本的通货膨胀。
面对着严峻的钱荒问题，宋朝统治者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相当多的政策加以应对，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最终也没能够有效解决钱荒问题。
既然市场缺钱，那就向市场投放更多的货币，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的解决思路。高聪明先生所著《北宋铜钱制造额》总结出北宋时期的铸钱数量，咸平年间每年铸钱数额超过百万贯，高峰期的熙宁七年到元丰八年，12年间铸钱达到5400万贯，年均铸钱450万贯，而唐朝时期每年铸钱不过30万贯左右。到北宋末年总投放量已经达到2.6亿贯之巨。
但是由于大量的钱币进入府库和私人库房，没有进入流通，这些理论上应当已经远远超过正常贸易所需的货币数量，仍不能解决钱荒，反而导致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为了管控白银的外流，北宋实施了严格的钱禁与铜禁。
北宋初年宋太宗赵光义便颁布法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番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这极其严厉的刑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铜钱外流的情况。
但是封建国家本身执行力就极其有限，哪怕颁布了诏令，“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的情况依旧会发生。另外外流本身并非钱荒的主要原因，这一政策也不可能根本上改变钱荒的局面。
北宋时期执行了一种特别的政策，将西北地区设立为铜钱与铁钱并行的区域，在西北地区的陕府西路、河东路等地大量铸造铁钱。
一方面是减少铜钱不足的困扰，另一方面也有减少铜钱向西夏与辽国外流，防止其借此加强经济实力的战略考量。
可这一政策也很难称得上成功。大量的铁钱投入市场导致了铁钱价格进一步下降，进而“豪宗富室争蓄大小铜钱与就注大铁钱”，有钱的豪门更加愿意将铜钱而非廉价的铁钱作为储蓄，市面上的流通铜钱进一步减少。同时当西北与东南贸易的时候，西北往往更愿意以低劣的铁钱支付，而从东南地区收到的却是铜钱，反而进一步导致东南的铜钱向西北流动。
北宋的钱荒问题成因复杂。受限于历史的局限性，北宋的统治者虽然已经有意识进行宏观的调控，但由于缺乏足够的金融知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钱荒问题反而在南宋时期愈演愈烈。
现如今，现代金融业已经远比千年前的宋朝更加复杂，却依然会出现钱荒的问题。北宋治理钱荒问题的教训，也许对我们如今依然有着启示作用。
《北宋铜钱制造额》
《苏东坡全集》
《栾城集》
《欧阳文忠公集》
《续资治通鉴长编》
《文献通考》
《宋史·食货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