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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宁七年（1074），相州（今河南安阳）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案。
作案者共三人，他们的目标是临街一户孤寡老人家中。然而等他们把全屋翻遍后发现，里头最值钱的也不过是那半缸大米。三人失望之余竟丧心病狂地把老太太绑起来拳打脚踢，一声声哀嚎声很快惊动了隔壁邻居，对方上前劝说：“老太太是真的没钱，你们把她打死了也没用。”话音刚落，其中一人掏出刀把邻居刺死。
案件很快被当地府衙受理，因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按《宋刑统·贼盗律》规定，当时的主审官陈安民把三人均判处死刑。
可在三年后，有人提出异议，说案子判错了，三人当中有两个人不用死。而在复查的过程中，此案竟牵扯出三十多名朝中重臣，就连当朝宰相吴充也深陷其中。
一桩小小的入室抢劫案，为何会引得宰相请辞，宋神宗两次发起诏狱？
01
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为促进改革进程，王安石启用了大批青年才俊，并对他们委以重任。而周清，就是其中一员。
周清出身寒门，因其精明才干获王安石赏识，破格提拔到中书刑房担任“堂后官”。这“堂后官”看着职位不高，但权力极大，日常工作就是把以往的冤假错案找出来，一经核实，原审官员将被处于流放二千里的刑罚。
而且王安石还给了他们一个福利：“找出一桩冤错案，就官升一阶。”这一举措直接把众人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
熙宁十年（1077），周清在翻查以往卷宗时，很快把目光锁定在相州的入室抢劫案。周清认为这是一宗错判案，理由是审判期间朝廷出了新法，这新法规定杀人者中，如有从犯招供，坦白从宽，就可以减刑罚，不用判处死刑。
不过在这三人之中，谁是从犯？谁又是主犯呢？
相州案中的三人并非第一次作案，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实施过一次抢劫，也许是经验不够，三人不仅没捞到一点好处，还遭到对方喊来的帮手一顿毒打。三人中的老大对此愤恨不已，对手下的两人定下铁规：“今后劫人再有救者，先杀之。”所以面对前来“救人”的邻居，俩手下直接把人给杀了。
很显然，俩手下是按照老大的指令，把“救人者”杀了，所以老大是主犯，俩手下是从犯。
而在审讯的过程中，俩手下主动招供，有坦白从宽之举，符合新法法规，本可以免于死刑，却被主审官陈安民以“同为主犯”之名一并砍了，这就是陈安民没有了解清楚新法造成的一起错判案。
不过到底是不是错判，可不是周清一个人说了算，还得经过复审。
复审可不是简简单单派个人重新查一遍就了事，是需要经过四个部门的审核：
先由大理寺派出两名详断官复查案情，并做出结论；然后把结论移交刑部复核，这两个部门须得意见统一才能报到中书衙门审核；等中书衙门审核通过了便上奏给皇上，由皇上做出最后裁决。
02
大理寺接到案件后，立马派出窦苹、周孝恭两名详断官进行复审，不过他们都认为周清的观点不成立。
相州案中，老大所说的“救人者”，指的是携带武器过来帮助受害者的人，可被杀的邻居，只不过是在一旁“好言相劝”，并不在“救人者”之列，所以这根本不属于老大授意，而是俩手下自作主张的结果。在此案件当中，罪犯三人均为“主犯”，被判处死刑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这结论很快移交到刑部手中，刑部认同了大理寺的结论，可没想到案件却卡在中书衙门这里。
前面提到，周清是中书刑房的“堂后官”，中书刑房隶属于中书衙门，换言之，案件无论如何都要经过周清这位“堂后官”的手。
“既然你们不认可我的观点，我怎么可能让你们那么轻易地通过！”就这样，原本看似顺利的复审进程，停滞下来了。
此时，皇宫里的宋神宗收到皇城司上报的一个发现：“相州司法官员潘开带着巨额财物来到京师，向大理寺司法官员行贿，指使者正是相州案原主审官陈安民。”
多大的巨额呢？足有三千余缗（mín），是一个普通的十口之家十年的生活开销。
早在建国之初，老祖宗赵匡胤就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一条“家法”：严防臣僚结党营私，对行贿受贿绝不姑息。所以宋神宗在听到皇城司汇报后高声喝令，绝不允许有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违背祖宗法令，必须彻查此事。
很快，调查结果呈到神宗面前。
潘开的确携带巨款来到京师，可这钱并没有到大理寺手中。
潘开一来到京师就去了大理寺，然而人生地不熟的他在这里没有一个熟人，就找了隔壁部门的一个老乡帮忙打点，可没想到这老乡不靠谱，找了几个小喽啰吃喝玩乐便把钱都花光了。这事没办成，钱也没到大理寺，自然不存在“行贿”一说。
这一段小插曲本该就这么结束，没想到一位谏官站了出来，跟神宗说：“此案事连大臣。”原来陈安民的外甥是大理寺评事文及甫，文及甫的岳父正是当朝宰相吴充。
说这话的正是《宋史》中的“奸臣”，蔡确。
03
历史上的蔡确可谓是褒贬不一，主要是他靠弹劾他人往上爬，单是这一点就已经很让人瞧不起，不过这时候的蔡确却是神宗跟前的“红人”。
宋神宗自20岁登基起，一直锐意进取，不被传统束缚，这也导致了他与传统派貌合神离。为了制衡朝中大臣，他启用了大批青年才俊，而蔡确就是这当中的一员。
蔡确向来善于揣度圣意，就这么提了一嘴陈安民与吴充有亲戚关系，便触碰到神宗“群臣结党营私”的忌讳，于是神宗下诏要御史台重审此案。原本一桩简单的冤错案一下子就变了质。
让人没想到的，御史台调查的结果和开封府一致：大理寺没有任何问题。这一结果直接导致神宗的不满，他下令，要谏官蔡确、御史中丞邓润甫、权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三人重审相州案。
拿到圣旨的蔡确一口气把窦苹、周孝恭等三十多人抓了回来，并对其严刑逼供。没多久窦苹便屈打成招：“陈安民是有背景的人，谁敢翻他的案？”
一旁的陈安民见此情形，也默默交代：“自己曾找外甥文及甫帮忙，文及甫说已经跟宰相汇报了，宰相很是关注。”
终于，蔡确得到了他想要的供词。
要说蔡确为何如此卖力审这案子，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扳倒宰相吴充。
朝堂之上蔡确和吴充一直不和，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忠实追随者，蔡确一直不喜欢这位反对变法的老臣，而吴充也看不惯蔡确踩着同僚上台的做法。两人积怨已久，如今把吴充拉下马的机会就在眼前，蔡确何乐不为？
在得到陈安民口供后，蔡确立马上朝面圣，奏报吴充徇私枉法，可没等他走出皇宫宫门，两份弹劾他的奏折放到了神宗的龙案上。
弹劾蔡确的，正是与他一并审理相州案的邓润甫和上官均。
邓润甫和上官均都认为，蔡确拿到的口供是逼出来的，根本不足为证。另外，两人还把审讯期间的所见所闻一并奏报，对此，神宗“甚骇异”，派出两名心腹对此内容进行核实。
让人不解的是，三十多名官员，竟无一人翻供，这不得不说蔡确的确是一个善于攻心之人。
蔡确用刑，并不是要刀刀见血，而是以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为主。他把官员与囚犯关在同一个狱室，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让官员丧失尊严；除此以外，他还把每个人都戴上枷锁，搁太阳底下连续曝晒57天；审讯的时候，则会在旁边摆放各类刑具，起到恫吓之意。
这些刑罚并不会在官员身上造成什么伤痕，却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时间久了，蔡确自然而然得到了他想要的回答。
逃过一劫的蔡确并没有因此收敛，而是转头就去弹劾邓润甫和上官均，说他们“大搞朋党，附下罔上”，这又触及了神宗的逆鳞，便下诏罢免邓、上官两人官职，流放到荒野地区当个小知县。
其实邓、上官两人挺冤的，明明是蔡确用手段逼供那些官员，却因无法查明而就此作罢，还害自个儿丢了仕途，余生只能在小地方度过。
04
也许是仗着自己背靠大树，无所畏惧，蔡确逮捕了陈安民的外甥，大理寺评事文及甫。在蔡确的逼供下，文及甫很快招认，陈安民曾通过自己请托吴充，并得到了吴充的“承诺”。这与陈安民之前的口供一致。
此外，文及甫还透露了一个新细节，他还请托过自己的大舅子，吴充的儿子吴安持。
在询问吴安持的过程中，他交代自己曾跟中书刑房公事刘奉世打过招呼，这在随后刘奉世的证词中也得到了证实。
自此，有关此案的证据链已经完成。
当年陈安民错判相州案，因害怕被追究，于是找到了外甥文及甫帮忙，文及甫转托了吴充之子吴安持，吴安持就找来了吴充的亲信刘奉世帮忙，刘奉世因此指使大理寺的窦苹、周孝恭为陈安民脱罪……
元丰元年（1078）六月，宋神宗下诏，对涉案人员做出以下处罚：
陈安民、窦苹降低官阶，勒令停职，其余人等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至于宰相吴充，则不予问责。
对于这个结果，蔡确是不满意的，于是联合众人上奏，直指吴充才是此案的幕后之人。而宋神宗一句话便打发了他：“受故人请托不得已有所回应，乃人之常情，有必要纠缠到底吗？”
宋神宗之所以这么护着吴充，是因为此案发生的时间正是新旧宰相交替之时，这时的官僚队伍还不够稳定，需要有吴充这样的三朝元老坐镇一方，而且吴充也对此事做出了表态，以“管教无方”为由请辞回家，面壁思过。是以，朝堂不适合再起风波。
后来，吴充被宋神宗请了回来，而这一桩引起朝堂风暴的相州案也落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