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实夏朝的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证据，是从严格的考古角度来衡量，而当下所发现的遗址和文物中，是没有一个带有“夏朝”标志的。
没有证据，自然也就无法证实夏朝真的存在。
我们所知道的夏朝，是来自于史书中的夏朝，根据史书的记载，夏朝最早的起源，还要追溯到“颛顼”时期。
颛顼是黄帝之孙，他有一个儿子名为“鲧”，而“鲧”的儿子，就是我们熟知的大禹了。
“鲧”死后，大禹接替父亲继续治理水患，他放弃父亲“堵”的策略，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最终成功的将水患根治。
也正因为他治水有功，不仅让百姓们安居乐业，也因此促进了所在部落的农业生产。
而随着禹所在的部落实力逐步强盛，再加上他击败“三苗”，声望达到极点，在这种情况下，舜就把王位禅让给禹。
到了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自此，“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
而禹的儿子启，就是史料中所记载的夏朝开国君主。
当然，夏朝这个称呼，并不是启以及启的后人所定的名字，当时的他们也不会称呼自己为夏朝人，这个名字，是后来的周朝人在撰写史料时所定的。
启建立夏朝后，经历了“太康误国”以及“少康中兴”，最终在最后一位君主“履癸”登基后不久灭亡，这个履癸，就是我们所说的“夏桀”。
夏朝亡了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商朝，再往后就是周朝、春秋战国等我们熟知的朝代了。
而这些记录夏朝兴亡历史的，主要资料皆来源于周朝人，到了春秋时期，则出现了如《竹书纪年》这样的编年体史书，最终，司马迁经过系统整理，著成《史记.夏本纪》。
也就是说，我们如今知道的夏朝以及夏朝的相关事迹，是来自于史料的记载，更准确地说，是来源于周朝人的记载，是他们心目中的夏朝。
从理论上来讲，既然有相关的史料记载，那么夏朝也就是存在的，但历年来对于这个问题的质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之所以会对夏朝是否存在有质疑，其实主要是没有直接证据。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不仅有相关的文献记载，还有考古而来的实物来佐证其存在。
比如古老的商朝，就有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这个证明，同时，殷墟里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更是用最直接的方式来说明商朝确实存在。
而商朝之前的夏朝，就没有这样的考古证明。
像河南洛阳偃师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虽说在时间节点上，与夏朝在时间、空间上存在一定的重合，但可惜的是，二里头文化是一个没有文字流传下来的文化。
没有文字流传，就无法说明二里头文化是夏朝的遗址，因此，也就不断确定夏朝的存在。
按照考古界的说法，二里头文化确实是东亚大陆最早，也是最广域的王权国家，其发现的宫城规模、城市的主干道网路，以及车辙、手工作坊区域都说明了这一点。
但即便如此，二里头文化仍缺乏一个重要的标记，那就是夏朝这个族群的族徽。
因此，说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最早的王权文明确实可以，但说它就是夏朝，就颇有些武断，而这也是质疑夏朝存在的主要原因。
当然，除了二里头文化之外，近几年，在河南又发现了两个与夏朝有关的文化遗迹。
其中一个，是位于河南郑州西郊高新区的“东赵遗址”，东赵遗址面积100余万平方米，距离郑州商城遗址约14公里。
而在东赵遗址中，曾发掘出卜骨坑、祭祀区，另外，也考古出用儿童奠基等现象，这些都是我国夏代考古史上首次或为数不多的发现。
不过，这些只能说是与夏朝有关，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同样的，在河南郑州西南方向的新密，所发现的“新砦村遗址”也是如此，包括时间节点、地理位置等，对应上了夏朝存在的时间不假，但只能说是，在殷商之前，确实曾有一个政权，但不能百分百确定，这就是夏朝。
毕竟考古工作是十分严谨的，没有实打实的证据，就不能武断地下结论。
所以，没有类似于甲骨文这样的自证明文字资料和证据出土，也就无法解释和弄清楚上述几个遗址中，所发现文明的族属和其背后王朝的归属问题。
因此，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也就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不过，前文也提到，在多个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以及所出土的文物，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殷商之前，确实有一个政权存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这个政权，目前考古界对其称之为“先商”。
所谓“先商”，顾名思义就是殷商的早期阶段，更准确地来讲，其指的是商朝的第一位君主“汤”在建立商朝之前的阶段。
商朝人源自东夷，根据《史记·殷本记》的记载，商朝人的先祖为“契”，据传他是帝喾次妃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因此，商朝的后人就以玄鸟为图腾。
而建立商朝的“汤”，就是“契”的十四代孙。
当然，商朝的建立并非是一朝一夕就成功的，也是在部落逐渐发展强大后，同时又吞并或是击败了其他族群，最终形成的商朝。
而在“汤”发展自身实力，并一步步强大的这个过程中，当时存在的其他文明，就称之为“先商”。
支持“先商”理论的，认为在商朝崛起的过程中，确实击败和吞并了其他族群，但当时部落林立，族群也有很多，因此，就不能说商朝的政权是继承于夏朝。
既然不是继承于夏朝，那夏朝存在与否，就应该质疑。
因此，从这个理论角度出发，那些所发现的遗址，包括二里头文化、东赵文化以及新砦文化，都属于是“先商文化”。
正如前文所说，先商文化是确实存在的，殷商这个政权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但问题就是，这个先商文化的族属和归属，到底是不是我们认为的夏朝，我们无从得知。
并且，根据考古发现，先商文明的存在区域十分广泛，但其具体的组织形式，我们却并不清楚。
相比之下，距离那个时代最近的，莫过于商周时期的人了，而周朝的人也正是有着相对一手的资料，才写下了关于夏朝的记载。
但还是前文所说的那句话，这个夏朝，只是周朝人心中的夏朝，不是商朝人，更不是夏朝人心中的夏朝。
而既然只是周朝人自己心中的夏朝，因此，就不等同于夏朝真实存在过。
换而言之，就是假设夏朝真实存在，但与周朝人所记载的也未必一致，至少，夏朝的人不会称呼自己为“夏朝人”。
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周朝人会将殷商之前所存在的那个政权特意命名为“夏”呢？
姑且认为，这是周朝人自夸的一种方式。
“夏”字在古籍中有“大”的意思，另外，在最早的甲骨文中，夏字的本义为“雄武的中国人”，而根据辞书之祖《尔雅》的记载，周朝人在最初是自称为“夏民”的。
因此，在强调自己强大的同时，周朝人就把曾经“敷下土方”的大神禹，和殷商之前存在的政权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个政权命名为“夏”，让禹成为夏朝的奠基者，而夏朝也就顺理成章的建立起来。
说白了，周朝人就是要说明，自己取代殷商，是回溯正统，是天命所归。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事实真的就是如此，毕竟当前夏朝是否真的存在，仍有不少人质疑，因此，有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事。
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商朝之前有一个朝代存在，但叫什么周朝人也不知道，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夏”。
所以，如果说去质疑夏朝存在与否，倒不如深入地考证这个存在于殷商之前的朝代，假设证据确凿的存在，就不能因为无法证明它的名字是“夏”，就去质疑和否定它的存在。
不过，话说回来，不管是夏朝存在与否，不可否认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都是从上述的二里头文化，以及其他的文化中发展而来，正是这些文化的不断进步，让我们的祖先在严酷的社会竞争和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了厚重的华夏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