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9年，年仅39岁的后周世宗柴荣离世，次年身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北宋建立。新朝伊始，除一系列典章服饰需要变更以外，最紧要的事情便是确立都城的位置。
面对长安洛阳等此前已担任过都城，并自带山川护甲的险要之地，北宋君臣却选择了位于平原地带的开封，这一决定直接导致166年后，金兵长驱直入攻破汴梁，酿成两宋难以启齿的“靖康之乱”。
后人习惯用结果导向思维评判赵匡胤当时的决定，但事实却是在北宋初年，帝国境内确实找不到比开封更为合适的选项。从盛唐衰败到五代十国，长安洛阳经过安史之乱、黄巢起兵、藩镇混战和朱温叛唐，不知被攻陷过多少次，而每一次兵灾对长安洛阳来说都是一场劫难，史载东西两都“十焚六七”。换句话说此时的长安洛阳与汉唐时候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就算赵匡胤有心将都城设在这里，饱受兵灾破坏的两地也承担不起作为首都的职能。
其次是气候的变化和大运河的开通，导致中国的经济中心整体向东南移动，关中优渥的农业环境基础不复存在。在很多先秦时期的文献资料里，我们多少能够从只言片语中了解到彼时关中的样貌，沃野千里且植被繁茂，与今天光秃秃的西北高原相比宛如两个世界。这是因为西周秦汉时期，关中气候整体湿润，北方雨量充沛，故而从渭河平原到河西走廊都是一片水草肥美之态，黄土高坡上更是森林密布，鸟兽成群。
这样的状态从东汉末年开始就走向下坡，随着气候逐渐变冷，西北的农业环境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许多半耕半牧的少数民族竟也向关中渗透。至隋唐时期，仅靠渭河平原上的土地已养活不了长安庞大的人口，朝廷要么前往东都洛阳就食，要么靡费财力人力从东部向关中运粮。而经过战乱破坏之后，长安洛阳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至北宋建立之初，即便是条件尚好的洛阳也不过残存两万人口，与盛唐时期那种动辄百十万人的大都市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至于大运河的开通，则对削弱长安洛阳的经济地位起到了釜底抽薪之效，尽管隋朝因运河而亡，但东部却因运河而盛，尤其是江南地区，自此贡献天下一半的财赋。而开封居于运河之侧，不仅维系着南北经济，更可控制天下财政，宋代《清明上河图》中展现的东京汴梁便是当时开封的繁华写照。当然上述原因多是客观方面的考虑，从主观上讲，以赵光义为首的群臣更是极力反对迁都之事。
唐宋之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其中除了后唐定都洛阳之外，其余四个朝代均定都开封，这使得官僚集团们的利益在开封城内盘根错节。北宋通过和平过渡取代后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前朝皇族和官僚群体做出妥协，而这部分人又都是定都开封的坚定支持者。其中北宋二号人物赵光义更是公开反对迁都事宜，原因就在于赵光义时任开封府尹，其所有的势力均盘踞在汴梁，一旦迁往别处，其影响力必然大打折扣。
最后一点就是来自正北方向的威胁，我们常常乐道于明朝“天子守国门”的气概，但反观宋朝岂不是另一版本的“天子守国门”？彼时幽云十六州已尽数落入契丹之手，华北平原门户大开，如果选择定都关中，朝廷倒是颇为安全，但整个中原都要面临辽国骑兵的扫荡。赵氏兄弟对国家的前景有一整套的设计，他们不会也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宁愿囤驻重兵于开封周围，也要死死守住帝国的北部边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