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探索是我国历史和考古研究中为国内外所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也是整个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研究中至为关键的重大学术研究课题。到目前为止，围绕夏文化，学术界在田野考古和理论研究等方面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和分歧。为此，国家文物局在2020年实施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2020—2024），二里头考古遗址与禹会考古遗址是其中的重点探索研究工程。
二里头考古遗址的一至四期文化层，究竟全部属于夏文化还是全部属于商文化，还是一部分属于夏文化一部分属于商文化，至今仍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二里头文化”作为考古文化的正式名称，在无确凿证据确认所属的情况下，“二里头夏文化”“二里头夏都”成为相当一部分学者和地方人士的口头禅，以“皇帝的新装”式历史剧不断上演；甚至鸠占鹊巢地抢占了当前“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涂山禹会考古遗址无疑就这样被挤出了夏文化研究领域。
位于淮河之滨，涂山南麓的禹会村遗址，1980年由考古人张宏明首先发现，并于1982年在《地名知识》杂志正式发表《涂山考》论文。“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要从文献上，从民间故事里寻找文物遗迹，再通过野外考古调查”，无疑张宏民的考古发现是杰出的，开启了夏文化研究的新里程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吉怀研究员在2006年先后两次率队来到地处淮河中游的禹墟遗址进行勘探试掘，出土了具有典型龙山文化特征的“鬼脸形鼎足”的器物。涂山禹会遗址考古项目，被考古专家组认定可能揭开中国古代文明关键时期的谜底之一而获得全票通过。
根据已出土的文物推断，禹墟文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2007年5月31日上午，来自国内考古界的多位知名专家聚首蚌埠禹墟，对禹墟考古发掘现场进行了实地的考察，专家们一致认同了禹墟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
2020年，随着“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的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的城垣进行了新的考古解剖发掘，揭示了北、东城垣的堆筑过程，以及城垣内、外壕沟的结构。根据城垣内外壕沟出土的陶器标本均属于龙山文化早中期，测年范围为距今 4400 — 4100 年之间。于是，禹会考古遗址的年代被新确认为龙山文化早中期。同时，在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内分布有密集的人类生活遗存，外围还发现有大量龙山文化遗迹。
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推断，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古代国家夏王朝形成的关键时期，当处于龙山文化中晚期。因此，“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对禹会遗址考古新发现的城垣年代成果就很耐人寻味。如果按禹会遗址早期的考古成果，禹会遗址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那么，禹会遗址年代就进入到夏王朝时期，禹会遗址在“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中，将铁定地地取代二里头遗址，成为夏文化研究的首先重点遗址。而根据禹会遗址新城垣年代测定为4400-41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早中期的结果，禹会遗址就不属于夏文化时期。因而，禹会遗址将被理直气壮地排除在夏文化研究的重点考古遗址之外。根据现有的考古遗址年代范围，将只有二里头考古遗址被保留在夏王朝时期之内，是理所当然的夏文化研究的唯一选择。
当大家都在为禹会考古遗址新城垣的发现而欢呼雀跃时，岂不知禹会遗址在社科院新考古领队的鉴别下，虽只是短短100年时间的测定调整，禹会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大大降低，从大禹建立夏王朝的夏墟遗址，变为传说中的古代聚落遗址。禹会考古遗址虽然是“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中唯一得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印证的国家考古遗址。但在夏文化研究领域，却是很难得到社会与学界关注的考古遗址。即使是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安徽省领队，禹会考古遗址的考古负责人，却对禹会遗址在中国上古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进行大肆污蔑与诋毁！恶意诋毁禹会遗址考古在文献中的历史价值与禹会村遗址周围民俗人文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价值！
虽然禹会遗址新发现的城垣被通过科学碳十四测年并界定在4400年-4100年前，视乎非常科学严谨。但其包藏的祸心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相当敏感的！在本义前两年所写的关于禹会村遗址的相关文章中，因为采用王吉怀的禹会遗址考古成果报告为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而被莫名其妙地兴师问罪，并以起诉相威胁要求本人删除相关文章。对于大众或非夏文化研究者来说，大概没几个人能关注到龙山文化早中期遗址与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的重要差别；对于一个考古遗址前后鉴定100年的差别，也没人去关心，也不会在意，这都在科学技术误差可接受的范围。笔者也是如此认为。但当其以造谣相要挟时，在笔者看来实乃小题大做，不明就里。后来，经过深入学习相关夏文化研究知识，方得其中的微妙与阴险！
深入禹会遗址考古的新领队推翻了旧领队王吉怀时的考古年代鉴定，但其考古报告也暴露了其偷梁换柱，使用局部检测样本的局限性。只是根据城垣内外壕沟出土的陶器标本均属于龙山文化早中期而非综合禹会遗址各处的样本，所做出的综合结论。也就是说，4400-4100年前结论，只是新发现禹会遗址城垣的年代，而非禹会遗址所存在的年代。最新考古发现，“在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内分布有密集的人类生活遗存，外围还发现有大量龙山文化遗迹”，显示禹会遗址的存在年代，并非严格界定在4400-4100年之间，在4100年前之后的一段时期禹会遗址同样存在人类聚居生活的证据。
因此，禹会遗址是一个涵盖龙山文化早中晚期的古代文化遗址，是证明尧舜禹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址，是一个孕育夏王朝、诞生夏王朝、证明夏王朝的考古遗址，并且是一个传承夏文化的关键地区。
夏文化是什么？考古学家为我们进行了概念定义：夏王朝活动区域内的居民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叫夏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它就至少应具有时间、地域和遗存特质这三方面的要素。夏鼐先生将夏文化定义为：“夏文化应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邹衡先生则认为：夏文化是在夏王朝统治时期、夏王朝所处地域内的有一组文献记载中夏人礼器的青铜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应有宗庙、青铜礼器等反映夏王朝国家形态的遗存存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夏鼐与邹衡在夏文化定义方面的巨大差别。夏鼐的定义更符合客观，邹衡的定义却有着明确的考古遗址个人指向——二里头考古遗址的发现。
笔者根据相关华夏文化的历史记忆，得出的夏文化研究结论是：夏文化来自于涂山禹会村遗址广大淮河地区人民传承的花鼓灯歌舞文化，是对夏鼐先生关于夏文化定义的更加具体化。淮河中游地区民间流传的花鼓灯歌舞，是中华民族文化产生、传承、发展的文化基础。禹会遗址东不远处的冯嘴子村，被誉为中国花鼓灯第一村，正是禹会遗址夏文化传承的具体体现。
花鼓灯歌舞是汉民族中集舞蹈、灯歌和锣鼓音乐、情节性的双（三）人舞和情绪性集体舞完美结合于一体的民间舞种。据史料证明，花鼓灯最早源于夏代，最迟源于宋代。经过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发展，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以安徽蚌埠、淮南、阜阳等为中心，辐射淮河中游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四省二十多个县、市的播布区。根据笔者的考证，中国象形文字“夏”的五六十种异体夏文字，其原始来源就是对花鼓灯舞蹈各种动作的象形刻画。因此，淮河中游地区民间传承的花鼓灯歌舞在夏文化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确定夏文化范围的重要依据。
对于这样一种传承于夏代的民间歌舞、民俗舞蹈，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博士，考古所的安徽领队，是如何看待这一汉民族代表舞蹈——花鼓灯歌舞的呢？
“就我亲眼目睹之花鼓灯，最多上溯至明清时期，性质略同于今日之广场舞，杂糅了地方杂技、锣鼓和秧歌等内容，经过优秀艺人的编排，非常适合田间地头娱乐乡里。早年男性扮演的兰花角色，和东北二人转相仿。如此嫁接，不如将广场舞作为华夏传统，岂不更有民族自豪感？”。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一员，领导着安徽省项目的考古工作，也许你依靠数年吃史的功夫，对地层考古有一腚的知识造诣，但也不能睁眼说瞎话，胡编乱造，嘴上生花！不仅脑子不好使，也是信口开河习惯了。做为一个考古博士，老师就在你身边，不知道没关系，随便问一下你禹会遗址附近的人，都可以给你普及一点花鼓灯歌舞的知识。淮河儿女传承四千多年的民族歌舞，就这样被你诋毁到只是一个只流行几年的广场舞？你让几千年来民间传承花鼓灯舞蹈、让夏文化传承的原始血脉的民族文化英雄，情何以堪？你个人讨厌厌恶中国民间民俗文化花鼓灯歌舞也就罢了，为何要用你井底之蛙的思维，看待淮河人民的民俗传承？你让淮河地区各地的花鼓灯舞蹈学校的孩子与家长们，如何面对他们的选择？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是让你来发掘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不是让你来污蔑与诋毁中国文化的！即使你鼠目寸光，看不到民俗花鼓灯歌舞所包含的夏文化信息，也不应成为你大言不惭诋毁花鼓灯歌舞的理由！
“夏之兴也以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夏王朝历史留存不多的历史记忆，是研究夏文化难得的历史史料。从任何历史研究价值来说，对夏王朝夏文化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你考古博士的眼里，怎么就只剩下了“在回忆上古万邦林立的局面”，涂山的这个具体地点毫无历史价值与地理价值了？你这个考古博士是哪个博士导师教导出来的？我是相当好奇！不仅佩服你这个吃史的考古博士，同样佩服教导出你思维模式的指导教授！你们浪费着国家经费，天天考古，不就在寻找并证实远古夏王朝所在的具体地理与地点吗？
“夏之兴也以涂山”是一个毫无异义的陈述句，即使没上过学的儿童也明白其“夏王朝兴盛于涂山”的历史结论。笔者实在看不出此历史记录，只是考古博士所理解的“意在强调涂山氏在政治上的强大”，夏王朝的建立与大禹本人及夏后氏的实力无多大关系的含义。按考古博士的历史解读，夏王朝的建立只是大禹仰仗老丈人的势力，建立了夏王朝。在社科院考古博士看来，大禹是个吃软饭的主，大禹只是找到了一个好丈人就可以建立让万国敬仰的夏王朝。老丈人用完后就可以将其抛弃，离开涂山到千里之外的二里头去延续夏王朝的统治。
如果考古博士的理论与认识可以成立的话，笔者就不能理解考古博士的一切所作所为了。原来根本原因是，考古博士这个头衔是靠老丈人得来的，社科院安徽省领队是靠老丈人获得的，有老丈人的力量就可以获得一切。有老丈人的支持，不仅大禹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夏王朝，维持四百多年的统治，考古博士也可以胡说八道、为所欲为！
“崇夏禹而卑涂山氏，数典而忘其祖也”，一个吃里扒外、一肚牛粪、恶意诋毁中华民族四千年民俗民风、歪曲中国文献典籍的考古博士，如何能承担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如何确立一个研究夏文化的可靠地理坐标，是夏文化研究走出迷茫的关键所在！
苏轼《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
此生终安归，还轸天下半。
朅来乘樏庙，复作微禹叹。
（昔自南河赴杭州过此，盖二十二年矣。）
従祠及彼呱，（有启庙。）像设偶此粲。（谓涂山氏。）
秦祖当侑坐，（庙有柏翳。）夏郊亦荐裸。（有鲧庙。）
可怜淮海人，尚记弧矢旦。（淮南人谓禹以六日生，是日，数万人会山上。虽传记不载，然相传如此。）
荆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乱。
刖人有余坑，美石肖温瓒。（荆山下有卞氏采玉坑，石色如玉，不受镵刻。取出山下，辄变色不复温莹。）
龟泉木杪出，牛乳石池漫。（龟泉在荆山下色白而甘，真陆羽所谓石池漫流者。有石记云：唐贞元中随白龟流出。）
小儿强好古，侍史笑流汗。
归时蝙蝠飞，炬火记远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