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1年忽必烈于建立元朝，仅仅几十年里，在皇位继承紊乱、汉化迟滞、官员腐败、权臣干政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在1351年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五月，爆发了全国性的元末农民战争。
1352年，25岁的濠州人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由一个游食四方的和尚变成了一名起义军战士。
不过，朱元璋参加革命也并不是自愿的。当郭子兴的起义军攻下濠州后，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来信，邀请他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朱元璋的态度还是很动摇犹豫的，在占卜求神也无结果的情况下，恰在此时，有人秘密告诉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情况下，他才决定参加起义军。后来，朱元璋回忆这段经过时说：“至正十二年，天下大乱，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这个“掠”字，倒是道出了他被迫参加起义军的真实心情。
起义后的朱元璋，在众多农民中表现突出，不仅作战勇敢，而且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担任郭的亲兵卫队长，成为郭的得力助手。在郭子兴的培养下，朱元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在郭病故后，成为了郭部的实际领导者。所以，郭子兴对朱元璋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建立大明王朝后，朱元璋仍对其念念不忘，并下旨为郭建庙立碑，岁时奉祀。
1355年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南下。自此而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大败陈友谅、消灭张士诚，歼灭方国珍，完成统一江南，为开国奠定了基础。
渡江以前，朱元璋部归附韩林儿、刘福通为首的宋政权。渡江以后，他也一直打着宋政权的旗号。宋政权领导的起义军提出复宋的口号。非常明显。就是要推翻元朝的统治。
但是，朱元璋渡江作战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开展反元斗争，而是为了取得一定的地盘，他利用元军与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厮杀之际，在元朝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如浙西、东的部分地区和江东大部扩展势力。但是朱元璋对安庆城却是按兵不动，因为安庆地处长江北岸，形势险要，元朝守将余阙以凶悍顽固闻名，是个难啃的硬骨头。而如果攻下安庆，将会大大推动南方的反元斗争。然而，朱元璋把主要力量都用于与张士诚、陈友谅争夺地盘上。
对于那些顽抗到底的元朝将领和官僚，朱元璋总是赞赏备至，誉之为“忠臣”、“义士”。对于那些被俘而不愿投降的元朝官员，朱元璋认为:“为人臣者,各为其主”,或则礼遣出境，或则纵走不追。这与其他农民起义军通常所采取的不降即杀的方针，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1359年元军利用宋政权主力北伐兵力分散的机会，攻陷其都城汴梁(开封)，宋政权受到很大挫折。朱元璋不但不派军队支援，反而私下派人去元军统帅察罕帖木儿处“通好”，向元朝表示愿意投降。元朝政府派遣使节向朱元璋“招安”，赠送其“龙衣、御酒、八宝顶帽”、任命为“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只是由于察罕帖木儿在山东遇刺，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继为统帅，军心动乱，无暇南顾。而朱元璋也是权衡利弊后，才没有接受招安。
五百年后，清朝末年在浙江临海出土1364年的《方国璋神道碑铭》，碑文作者是元朝翰林学士张翥，书写者是元朝的中书参知政事危素。碑文中所述正是元朝确实对朱元璋进行过“招安”,而“招安”又是朱元璋主动要求的。
朱元璋对于反元斗争可以说是一贯消极的，对元朝的态度也是很暧昧的。
其一，他认为元朝的统治是合理的。元朝的统治是奉天承运，是上天安排的。农民起义军提出复宋，就是否认元朝统治的合理性，而朱元璋强调元朝统治的合理性，也就是否定了农民起义。
其二，他参加起义军不是为了反抗元朝统治，而是形势所逼。他一再申明自己“取天下于群雄，不在元氏之手。”也就是说我不是从元朝而是从群雄手中夺得天下的。所以，明朝编写的《元史》始终贯穿朱元璋的这一意旨，强调“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
纵观历史，元朝政府最后是被朱元璋的军队所消灭的，但这并不是农民起义战争的胜利，而是大明皇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胜利，换句话说是封建统一战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