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有云：
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的“达官”泛指高官显贵，即“达官贵人”。但明朝的“达官”的意思却不仅于此，它指的是在朝堂上为官的“鞑靼人”。
从洪武年开始，统治者便开始对境外归降的部分少数民族，有意识的封授武职、赐汉姓、与汉族人联姻，安插于卫所之中，长久以来，便形成了特殊的“达官集团”。
明朝达官的管理制度有利于削弱边境势力、有利于削弱汉族和边境少数民族之间的敌对情绪，是明朝军事体系包容性的一种体系，在明朝的政治和军事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明朝时候的“达官”，泛指在朝为官的鞑靼人。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鞑靼”所指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民族，而是指北方的少数民族，比如蒙古族、突厥族等。
众所周知，明朝之前的元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领的朝代，明太祖夺得天下并在金陵建立明朝后，元朝部分残余势力便向边境移动，重新回到关外。
这部分势力虽然远在关外，但也正是因为在关外，少数民族聚集，明朝廷唯恐他们联合在一起，威胁到边境的和平，所以如何管理边境的少数民族就成了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洪武初年，太祖下令，将一部分主动投降的少数民族安排到临近的都城任职，这些被安排到卫所中的少数民族，他们清一色都是武官，不过是有名无实，只有个名头。
到了永乐年就不同了，自永乐年间开始至永乐以后，这些达官的官职都是有实权，朝廷让这些达官作为戍边官兵镇守边关。
而为了吸引更多少数民族势力向朝廷投降，自洪武年开始，大明便颁布了许多相关的优待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边境势力自主向朝廷投降，成为明朝达官中的一员。
“达官制度”的形成，一方面削弱了自明朝成立以来的边境势力，强化了大明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它对于消除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敌对情绪、消除双方之间的隔阂有着积极的意义。
自洪武年开始，朝廷便将这些“归附人”编入军籍中，根据《大明会典》中的记载：
当时朝廷将这些人的姓名记录在黄簿之中，方便管理。这种管理方式简单，但长时间却会造成混乱，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定，军中的记录“或系达官，另行类出”不够细致。
而且，因为达官的姓名和汉人姓名不同，籍贯和地址也不一样，所以很难完全照搬普通黄簿的记录方式，来对达官进行记录。
于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洪武年开始，大明朝廷便开始为达官“赐汉姓”。
永乐年间，成祖曾下令，各个军卫里的鞑靼人，同名无姓的人，可以按照洪武年间的律令，赐给他们汉族人的姓氏和名字，然后再进行编置勘合。
除此之外，大明令规定，汉族人不得冒充鞑靼族的名字和姓氏，以避免扰乱朝廷对鞑靼人的管理，如有违令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如果说洪武年间的“赐姓”，只是一个想法，能够实现的还在少数。那么自永乐令下之后，“赐姓”就成了大明王朝对少数民族官员进行管理的原则之一。
朝廷对归降的人进行赐姓，然后按照百家姓进行排列记录。这种定则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消除汉族官员和少数民族官员之间的族类差异，另一方面也推进了达官的汉化进程。
为了吸引更多的“归附者”，从洪武年开始，朝廷对达官们就一直是礼遇有加。不过，无论是从封官授爵的原则，还是在物品赏赐方面，亦或是对鞑靼人们安排的居住地，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从上到下都带着一种随意性。
但到了永乐年间，永乐帝集合洪武年间的条例，将对达官的优遇内容，以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达官制度的一部分，并且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比如《大明会典》中记载：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从永乐年开始，对投降夷人的赏赐已经以“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部分从漠北投降的少数民族，他们进入大明辖区内的时候是带着家养的牛羊和马匹等一起入明的。
而为了显示他们投降的诚意，这部分的“归附人”一般会把部分的牛羊、马匹作为“贡品”进贡给朝廷。
不过，朝廷也不是白要“归附人”的贡品，为了给予“归附人”足够的生活物资，朝廷还会制定相对公平的马价，让“归附人”直接与朝廷做生意，获得在大明生活所需的生活物资。
也就是说，这种其实就是明朝廷和归降的少数民族之间的一种交易。比如《实录》中记载：
赏赐之外，对于达官的权力问题，从洪武到永乐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比如洪武年达官们无论官职高低，一律都是“食其禄而不任事”，有名头但没有任何实权，朝廷会给他们安排各种各样的工作，但达官们永远被排斥在军队权力中枢之外。
不过，从永乐朝开始，达官们开始有了实权，而且他们的官职能够世袭，并自成系统。
上面我们提到过，达官的官职是可以世袭的，鞑靼人清一色都是被赋予武职的。而在明朝中期，为了充盈国库，缓解财政上的困难，朝廷将注意打到了武官的比试上。
当时朝廷列出了“纳银”、“纳豆”、“纳马”等免比项目，而对于武职达官来说，他们一律是免试的，这也就从制度上确保了达官武职的世袭。
另外，除了官职上的世袭之外，达官还享受与汉人官员同样的优养待遇。成化年留下的记录显示，如果达官因病去世，而又没有继承人能够继承他的官职、但有正妻的，每月可以领取一石米，直到死去。
如《南京锦衣卫选簿》记载：
从上面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如果达官因为天灾人祸不幸死去，又没有儿子能够继承他的官职和财产的话，按照规定，朝廷将会按照女儿、母亲、妻子的顺序对他的家人进行赡养。
再继续细分的话，那就是女儿和母亲每月可得到五石米的“赡养费”。值得一提的是，女儿的“赡养费”只能领到14岁，母亲可以领到身亡。至于妻子，每月只能领到两石，跟母亲一样，也是能够一直领下去。
以上这些条例并不是达官才能有，汉人官员能够得到的优养，也是一样的。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说，达官制度的形成方便明廷对边境势力的管理。
在达官制度开始之前，元朝残余势力和部分对中原朝廷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势力，一直都是大明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毕竟当时的明廷都城是在南方的金陵，对北方边境，即使是有心管理，但有时也是鞭长莫及，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达官制度的施行将心腹大患化为边境的守卫力量，大大方便了朝廷对边境的管理，有利于推动明朝统一全国的进程。
其次，从军事上来说，达官制度有力削弱了边境势力，将敌对势力化为我方力量。
当越来越多的故元旧臣，被明廷的优养政策所吸引时，故元和蒙古族的势力也就被削弱了。相应地，明军的军队力量也得到了扩展。
从史料来看，达官集团的加入，令明军在与蒙古的作战中、在平定各地的民变中、在京师防御系统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从文化上来看，达官制度确立之后，明廷不仅赐汉姓，也在鼓励与汉族联姻，而这些动作对消除双方之间的敌对情绪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达官制度”是在特定条件下诞生的一种制度，在长期发展之后，明朝的达官们形成了特殊的“达官集团”，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明史》
《大明会典》
《明史纪事本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