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汉家王朝有三次南渡，一为东晋，二为南宋，三为南明。东晋绍续百年国祚，南宋重建百五十年基业，惟有南明二十年不到而亡，这是为何呢？其实并不奇怪，且听笔者叙说南明旧事。
南明之亡，根源于政治混乱，内耗严重。军事、经济的内耗，起源于政治上的内斗。虽然南明诸个政权内斗的具体表现不一，但是其根源于明后期的党争是确定无疑的。
一、南明党争的由来
明万历时期的阁部之争
明朝的党争由来已久，具体可以追溯到万历时期张居正任内阁首辅之时。张居正时的明朝内阁，权力颇重，侵占了六部的权力，使得朝堂上形成了阁部之争。
我们知道，明朝自胡惟庸以来，太祖朱元璋就废除了宰相制，六部直属于皇帝，掌握了行政权。但是，因政务堆积于皇帝一人，使得决策带有太大的专断性，这对国家的治理是极其不利的，更何况，全国政务皆赖皇帝一人处理，一方面，皇帝负担太重，明前期几位皇帝除了前两位爷俩，大多短命；另一方面，皇帝忙得连风花雪月的时间都没了，这样的皇帝当来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自成祖朱棣设立内阁开始，明朝的皇帝逐渐放权内阁，内阁的权力逐渐膨胀，渐渐侵吞了六部的部分行政权，尤其是吏部铨选官员的权力。六部官员无法正常行使职权，对阁臣日益嫉恨，阁部矛盾逐渐扩大。
东林党的形成
在张居正改革中，“考成法”是一项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政府官员积极性的措施。
“考成法”一改明朝官员怠惰之风，使得“一条鞭法”等财政赋税方面的变法得以高效运行。但“考成法”在中央的运行机制是这样的：内阁管六科，六科管六部。六科的科道官本是掌监察的官员，属于言官一类。言官奏事、举劾本该皇帝亲自处理，然而内阁管辖六科后，言官的举劾必须经过内阁，受内阁审核。也就是说，张居正内阁不仅侵夺了吏部授官的权力，还侵夺了监察体系的举劾权。这也是为什么张居正死后，清算、报复如此激烈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压得各官喘不过气来！
张居正死后，长期被压抑的言路得以释放，来自不同地方的官员以翁婿、乡党、师生、考官与考生等关系，组成政治利益集团，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大计”开始，朝廷党派之争愈演愈烈，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等发起东林党，以期通过议论、讲学的方式宣扬其政治主张，扭转士风，改变官场腐败争利风气。
所谓癸巳大计，即万历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把当时“公论所不予者”大都作为处分的对象，其中不乏与内阁有千丝万缕联系之人，故东林党人遭到了阁臣和言官的抹黑、报复，加上明神宗对顾宪成的厌恶，大批东林人士遭到罢黜。
然而，顾宪成等人认为这是内阁首辅王锡爵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甚至认为王锡爵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贬黜东林人士。所以，东林党人对内阁阁臣、齐楚浙党人怀恨在心。
天启年间的东林阉党之争
天启初年，叶向高任内阁首辅，赵南星重掌吏部，东林党人不仅再次进军政坛，而且掌握了内阁和吏部，也就是说，东林党人掌握了明政府官员任命和处理政事的权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东林党人犯了北宋后期新党人几乎一样的错误，苛于君子小人之辨，以此作为攻讦政敌，报复齐楚浙党人的旗帜。倘若天启皇帝是个雄主，自然会制止东林党过分的排挤行为，以保持朝堂的势力均衡，但天启皇帝却是个没有主见的软骨头，这导致了魏客专权，齐楚浙党人失其党魁，为自保，纷纷投向魏忠贤，于是自天启起，明朝的党争变成了东林党对阉党的斗争。
天启年间的东林党虽囿于所谓“君子小人之别”而使得非东林人士尽皆沦为魏忠贤的走狗，但他们的个人品德确实合乎“君子”之称，于是明朝政治一时清明，辽东前有熊廷弼，后有袁崇焕，农民起义尚未爆发，一切似乎都还有回旋的余地。
齐楚浙党的残余势力助长了魏忠贤的野心，东林党人怎么也想不到，天启皇帝竟对乳母客氏依赖至此，以致魏忠贤倒行逆施。于是以东林六君子为首，东林党人无论在野、在朝都掀起了反阉的浪潮。魏忠贤深忌恨之，于是谋结外廷诸臣，遍置耳目爪牙，企图将中央和地方的东林人士一网打尽。朝中的东林人士再次迎来灭顶之灾，一时间冤狱四起，朝中再无君子可言。
复社对明朝政治的影响
“东林六君子”一案引起天下士人的极大愤慨，东林文人们纷纷在地方结成各种文社，以社会舆论对抗阉党的酷政。在张溥的努力下，十几家文社联合成复社，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崇祯皇帝即位后，阉党失势，复社的几名领袖得中进士，复社开始对明朝政治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复社是一个庞大的团体，根据吴应箕的《复社姓氏录》，复社人员应超过两千之数。其次，复社的社会舆论影响力十分强大，以致朝中官员皆拉拢复社人士以求所谓“清名”，皇帝重用复社人士以求天下士人之心。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果，即复社人士得中科举的概率大大提高，其社会名望皆重于一般士人，士人皆想尽办法求入复社，朝廷的考试权和举荐权一时尽握在复社人士手中。
虽然复社的初衷是好的，其继承了东林党的政治遗产和政治主张，追求着朝政清明、大明复兴的理想，但是复社人士同样也继承了东林党狭隘的、不现实的道德区别标准，引发了新的党争，不得入复社的士人和阉党残余势力结合，为南明的政治混乱埋下了祸根。这正是复社入社-入仕-把持考试权这一政治循环的消极影响。
二、党争如何导致崇祯亡国
内阁的稳定与边防的巩固和将帅的安危都是息息相关的，内阁的决策是左右边防局势的前提，阁臣尤其是首辅的支持是边关将帅能否放开手脚、随机应变的关键，而将帅的安危也直接关系阁臣的进退，一旦边关告急，守城不利，举荐将帅的阁臣也将被黜退，两者可以说是休戚与共。
然而，当阁臣在陷入党争后，其政敌往往无视军国大事，肆意诬陷边关将领，以期拉阁臣下马，加上崇祯帝这位多疑、刚愎的皇帝，往往战事激荡之时，临时换将，以致军心不稳，将兵不知，这对东北边防局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危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崇焕。袁崇焕经略辽东，取得宁远、宁锦两次战役的大捷，朝中君臣皆视其为中兴名将、力挽狂澜之臣。但因其与东林党人交好，故反对派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强加通敌罪于袁崇焕。皇太极亦“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崇祯帝本就多疑，一时内外皆谓崇焕必反，崇祯帝最终还是将袁崇焕打入大牢。
当时，崇祯帝最欣赏的两位内阁辅臣温体仁和周延儒为一己私利，对袁崇焕落井下石，企图借袁案扳倒东林党人，更换内阁，为自己谋求首辅之位。想来崇祯帝做出这种决定的背后，也应有此二人推波助澜吧。
袁崇焕一死，明朝再无边防大将，偏偏屋漏逢下雨，党争引起的政治混乱，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终于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了。
中国古代王朝面对农民起义一般或剿或抚，倘若剿抚不定，只能使局势愈发糜烂。明末内忧外患，局势本就不容乐观，然而面对农民起义的剿抚问题，崇祯帝再一次犹疑不定，结果就是党争又给了明王朝的威信以致命一击。
崇祯帝好不容易被杨鹤说服，采取主和派的招抚政策，然而主剿派的陕西巡按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趁投降的农民军放松警惕之时，将其赶尽杀绝，以致农民军再难相信明政府的招抚政策，时降时叛。这时，主剿派再将贼势浩大的责任都推到杨鹤身上，好让崇祯帝对主和派失去信任，以助主剿派圣眷在握。
三、南明的党争遗祸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部攻破北京城，崇祯帝于煤山自缢。即使明廷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但好在还有广袤的南方。
南明较之南宋的局势，其实应是更加乐观的。
首先，自南宋开始，中国南方，尤其是江南和东南地区的经济逐渐全面超过了北方，成为全国赋税、钱粮的主要供应地。经过了四百年的发展，东南地区的开发程度大大超过了南宋之时。土地开发跟上之后，加上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南方的人口较南宋时肯定是要多得多的。所以南明较之南宋，其经济优势该是很明显了。
其次，宋代的南京指的是河南商丘，但是明代的南京却是应天府，也即是今江苏南京，妥妥的南方政治文化中心，早在朱元璋时就建立起来的六部机构和各种其他建制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作为陪都，应天府根本不需要很长时间的过渡，就可以代替北京，发挥王朝中心的职能，进而稳定局势，重树朝廷威信。
最后，崇祯一朝的民怨、积弊其实完全可以借着这次南迁推翻重来，甚至崇祯帝自缢煤山的悲壮，引起了百姓和士人相当程度的同情和愤慨。南明政权倘若抓住机会，对政治进行洗牌，凭着民心、财富，放下成见，联合农民军，至少可以抵御清军于淮河之上。然后维持着三足鼎立之势，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再现太祖北伐蒙元旧事，也未尝不可。
然而这些长久之计都基于南明政通人和的理想情况之上。可惜，党争的政治传统、沽名钓誉之辈和私利大于国难的普遍心态并没有随着崇祯一朝而去。
首当其冲的，就是皇位继承问题。璐王、福王之争的本质，是东林人士和淮北四镇将领之争，代表是史可法和马士英。
国难当头，谁得到了武将集团的拥戴，谁就能当上皇帝，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当马士英搭上了四镇将领的路子之后，福王继统便已是板上钉钉之事了。
然而在武将参与政治斗争之后，他们还会有足够的心思关注边防吗？更不用说，思量着如何北复中原吧。
当江北武将得了从龙之功的便宜后，远在武汉的左良玉却心有不甘，于是和东林人士一拍即合，向南明朝廷施压，最终史可法等人入了内阁，造就了新一轮的东林、非东林的党争。
与此同时，马士英为报知遇之恩，将东林人士人人喊打的阮大铖举荐给了弘光帝。这引起了朝野复社-东林人士的强烈反对。阮大铖上位后，大力打击东林人士，将之排挤出政权，朝廷无一日安宁。
除了武将之间的内斗、阮大铖等非东林人士和东林人士的党争、马士英与史可法之间的政见之争外，文臣和武将间亦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自太祖朱元璋建国以后，武将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文臣崛起的同时，以文驭武的传统就形成了，所以，当乱世再临，武将本身地位就会因战功而提高，更不需要说有拥立之功的淮北四将了，他们都可以直接影响政权，于是文臣想恢复以文驭武的传统，武将则不愿意放弃来之不易的权力和地位，双方也是矛盾不断，内斗不止。
就这样，弘光政权只持续了一年多，就宣告结束，长江天险被清军攻破，南明迁入福建郑氏的地盘后，南明的覆灭就已是不可挽回的结局了。
参考文献：
1、《南明党争述论》，孙晓龙，青海师范大学
2、顾诚，《南明史》
3、《明季南略》，计六奇
4、《国榷》，谈迁
5、《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
6、《明史》张廷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