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隋炀帝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征伐，高句丽政权元气大伤，其军事力量遭受了沉重打击，社会动荡、生产停顿、经济凋敝、国力衰落。
这种境况的出现，使高句丽失去了以武力同中原王朝抗衡的条件。隋朝的灭亡及唐朝的建立，为高句丽忘掉隋炀帝征伐的旧痛，重新修补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创造了机会。
因此，与唐朝建立同年称王的荣留王即位后，立即着手建立与唐朝的朝贡关系，确定了亲唐政策，使高句丽与刚刚建立的唐朝之间，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
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句丽荣留王二十五年）冬十月，高句丽西部大人泉盖苏文杀死荣留王，另立荣留王弟大阳王的儿子高藏为王，独专国政，同时出兵骚扰新罗边境，阻断新罗、百济入唐朝贡的通道，破坏了荣留王与唐朝建立的友好关系，高句丽与唐朝的关系迅速恶化，最终导致了唐朝对高句丽的大规模军事征伐。
在唐朝军队的连续打击之下，高句丽走上了最后灭亡的道路，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宝藏王二十七年)，高句丽为唐朝所灭。
唐太宗对高句丽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征伐，是唐朝中央政府进一步强化对全国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句丽统治者穷兵黩武招致的必然结果，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收复辽东故土，稳定东北边疆，是唐太宗征伐高句丽最主要的原因
在我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辽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魏晋之前，它一直是中原王朝直接管辖的地区。魏晋以后，中原地区频繁发生的分裂与战乱，为各少数民族在东北的历史舞台上竞相称雄创造了机会，中原王朝逐渐失去了对辽东地区的控制。
对此，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一直耿耿于怀，始终将收复辽东地区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但囿于客观形势的限制，一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隋唐时期，随着中原王朝的强大，收复辽东地区再次成为封建统治者追求的目标。
隋炀帝三次征伐高句丽本身就是追求这种目标的体现。
唐贞观年间，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了鼎盛时期。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唐朝先后以武力征服了北方强敌突厥，生擒了颉利可汗，降服了薛延佗部，同时攻灭高昌并设置了安西都护府，稳定了北部及西北部边疆的局势，把突厥等各少数民族直接置于唐朝的统一管理之下。
在东北地区，契丹、奚、靺鞨诸部亦陆续归服。
高句丽荣留王虽主动称臣于唐，岁岁进贡，使驿不绝，但其保留用隋朝阵亡将士尸体堆积成丘的京观，修千里长城，阻断新罗、百济入唐朝贡通道的举动，使唐朝对高句丽的信任程度大打折扣。
唐太宗君臣对高句丽的政治局势十分关注，对高句丽的认识也非常明确，裴炬、温彦博等大臣一直认为“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不可许以不臣”，唐太宗也一再申明“辽东本中国之地。”
唐太宗君臣一再强调辽东故中国之地，其根本用意在于收复辽东旧地，使天下归于大统。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高句丽荣留王二十四年），唐太宗召见出使高句丽归来的陈大德，详细听取了陈大德对高句丽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高句丽在唐朝灭亡高昌国后，十分惊慌，国内加强了戒备时，唐太宗说“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调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
唐太宗此言，说明唐朝对统一高句丽抱有必胜的信心，只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具备，特别是作为出兵之地的山东州县需要休养生息，不忍心为地方增加负担，才没有实施攻打高句丽的计划。
其次，讨伐泉盖苏文弑君叛逆之罪
泉盖苏文家族是高句丽政权末期的重臣显宦，其家族把持着高句丽末期荣留王、宝藏王两朝的军国大事，恣意骄奢，独断专行，致使高句丽政权后期朝政昏暗，穷兵黩武，横挑强邻，直接加速了高句丽政权的衰落与灭亡。
泉盖苏文（或云盖金），姓泉氏，自云生自水中，以迷惑人心。其“仪表雄伟，意气豪逸”，他的父亲泉太祚为高句丽东部大人（另有一说为西部大人）大对卢。
其父死后，按照惯例，泉盖苏文应当继承父位，但国人因其性情残暴而非常厌恶他，泉盖苏文用欺诈手段，骗取了国人的信任才得以继嗣父位。其嗣位后，立即露出了凶残的本性。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句丽荣留王二十五年），高句丽的大臣与荣留王秘密计议除掉泉盖苏文，因计划不周，事情败露。泉盖苏文调集军队，假借城南阅兵，盛陈酒宴，召集诸部大人及朝臣临视。高句丽诸部大人及朝臣到者百余人，皆被杀。
随后，泉盖苏文指挥军队“驰入宫，杀王，断为数段，弃之沟中，立王弟之子藏为王，自任为莫离支”。
莫离支是高句丽的官职，相当于唐朝的兵部尚书兼中书令。
泉盖苏文杀荣留王后，其凶残本性进一步暴露，飞扬跋扈，“号令远近，专制国事。甚有威严，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上下马，常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出行必布队伍，前导者长呼，则人皆奔进，不避坑谷。国人甚苦之。”
泉盖苏文自任莫离支以后，为达到把持高句丽朝政的目的，极力窜掇宝藏王“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
由于宝藏王为人懦弱，最终采纳了泉盖苏文的建议，奉表陈请。
唐太宗派遣叔达等八名道士入高句丽。同时带去了老子的《道德经》，宝藏王与大臣以馆舍安置，听道士讲授《道德经》，内外一切事务都由泉盖苏文专断。
从此，泉盖苏文把持了高句丽的军政大权，他自知罪恶深重，主动遣使到唐朝朝贡，与唐朝修好，试图得到唐朝的宽恕。
荣留王执政期间，高句丽与唐朝关系密切，“职贡不绝”，深得唐太宗的赏识。
据《资治通鉴·唐纪·太宗中》、《册府元龟·帝王部·弭兵》等文献记载，荣留王遇害的消息传到唐朝后，唐太宗十分悲痛，“哀之甚深”，为荣留王举行了哀悼仪式，同时派官员“持节吊祭”。
泉盖苏文弑君叛逆的行为，是唐太宗所不能容忍的。
泉盖苏文的暴行，也激起了唐朝官员的愤慨。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句丽荣留王二十五年）十一月，唐朝毫州刺史裴思庄上书唐太宗，请求讨伐高句丽。
其实，唐太宗同样有讨伐泉盖苏文的想法，只是考虑“因丧致讨，乘危取乱，虽必德之，君子不贵”，况且“山东诸州，调敝未复”，所以，才没有马上实施对高句丽进行讨伐的军事行动。
但是，从此以后，唐太宗非常留心观察高句丽国内的形势，经常和大臣们商讨征伐高句丽的有关事宜。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高句丽宝藏王一年）闰六月，唐太宗与朝臣讨论征伐高句丽的时机。
唐太宗对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大臣说：
“盖苏文弑君而专国政，诚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但不欲劳百姓，吾欲使契丹、靺鞨扰之，何如？”
唐太宗讨伐泉盖苏文弑君叛逆行为的想法，得到了司空房玄龄的支持和赞同，房玄龄对唐太宗说：
“古之列国，无不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用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
司徒长孙无忌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泉盖苏文杀荣留王而独专国政，的确是不可容忍之事，而泉盖苏文自己知道犯下了滔天大罪，害怕唐朝兴师讨伐，已经深沟高垒，布兵守备。
与其马上兴师讨伐，不如暂时容忍，使泉盖苏文得以自安，如是则其必然更加骄奢，“愈肆其恶”，到那时再兴兵讨伐也不为晚。
唐太宗对朝臣的想法进行了认真的权衡，认为长孙无忌的分析有一定道理，采纳了长孙无忌的意见，派使臣持节备礼册命，前往高句丽对宝藏王进行册封。
泉盖苏文做贼心虚，弑君专权后，时刻提防唐朝的军事打击，试图用贡献方物来缓解与唐朝的矛盾。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高句丽宝藏王二年）正月，高句丽“遣使献方物”；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高句丽宝藏王三年）九月，当泉盖苏文得知唐朝决定发兵讨伐高句丽时，急忙派使臣入唐贡献白金。
唐太宗听从了褚遂良的建议，没有接受泉盖苏文贡献的白金。
唐太宗十分注意征伐高句丽的策略问题。在出兵征伐高句丽之前，他多次声讨泉盖苏文的罪行，将他的罪状公诸于天下，使之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强调了军事征伐高句丽的必要性。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高句丽宝藏王三年），高句丽莫离支泉盖苏文率军队进攻新罗，唐太宗派玄奖出使平壤，调解高句丽与新罗的争端，但由于泉盖苏文骄横无理，调解失效。二月，玄奖回朝，在详细听取了玄奖关于调解两国争端情况的汇报后，唐太宗强调了征伐高句丽的必要性，指出“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高句丽宝藏王三年）七月，唐太宗“敕将作大匠闫立德、括州刺史赵元楷、宋州刺史王波利，往洪、饶、江等州，造船舰四百艘，可以载军粮，泛海攻战者。且遣轻骑数千至辽东城。”
唐太宗之所以做出上述部署，其主要原因是“高丽莫离支自杀其主”，故“欲击之。”
由此可见，泉盖苏文弑君虐民，是导致唐太宗军事征伐的直接原因。
再次，抑制高句丽攻打新罗的军事行动，救助新罗
在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时候，与高句丽矛盾颇深的百济和新罗，纷纷表示要配合隋朝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三年）至大业十年（公元614年，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五年），当隋军与高句丽在辽东展开激战之时，新罗乘机发动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进攻，“夺高句丽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罗皆据有之”，使高句丽遭受了巨大损失。
但是，由于高句丽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牵制在辽东地区，因此，高句丽无暇应对新罗的进攻。所以，新罗对高句丽的军事进攻，实际上等于趁火打劫，从历史上高句丽屡屡侵扰新罗的角度看，新罗总算报了一箭之仇。
唐朝初年，在高句丽向唐朝称臣纳贡的同时，新罗、百济也相继归附唐朝。高句丽对隋朝时期遭受新罗进攻一事，耿耿于怀，但由于高句丽国力凋敝，忙于医治战争创伤，加上对唐朝的恐惧，因此，高句丽无力对新罗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在此期间，高句丽对新罗、百济的掠夺和骚扰却时有发生，双方经常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高句丽荣留王八年），新罗、百济派使臣入唐朝，控告高句丽闭塞其入唐朝贡的交通，又屡相侵扰。唐朝派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往调解，使三方的紧张关系暂时得以缓解。
但是，随着高句丽经济的逐渐恢复与军力的增强，高句丽与新罗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双方陆续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战争。
宝藏王继位后，泉盖苏文加紧了对新罗的侵扰，百济也趁火打劫。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句丽荣留王二十五年），百济兴兵攻打新罗，伐新罗四十余城。
高句丽与百济联合攻打新罗，的确使新罗蒙受了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高句丽宝藏王二年）秋九月，新罗国王派使臣入唐，请求朝唐派兵增援。
高句丽与百济联合攻打新罗，是唐朝所不愿意看到的，若听任高句丽与百济恣意妄为，坐视新罗遭受损失，则将改变半岛地区力量的对比，使半岛局势恶化，如果新罗被彻底打败，那么，唐朝会失去对高句丽强有力的牵制。面对新罗国王的诉求，唐太宗态度十分明确。
玄奖入高句丽时，泉盖苏文已率兵攻破新罗两座城邑，他拒绝执行唐朝关于停止进攻新罗的敕令，认为：
“往者隋入侵我，新罗乘衅，夺我城邑五百里。自此怨隙已久，若非还我侵地，兵不能已”。
玄奖义正词严地指出：
新罗对高句丽城邑的攻占，已成往事，怎么可以继续追究。辽东之地本来是中原王朝直接管理的郡县，却被高句丽夺占，我们尚且没有提出让高句丽归还的要求，高句丽为什么必须向新罗索回被夺占的土地？
泉盖苏文对玄奖的劝告置之不理。
玄奖回国后，向唐太宗详细报告了泉盖苏文攻城掠地，侵扰新罗的情况，引起了唐太宗的高度重视。在唐朝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为避免使新罗遭受灭顶之灾，维护唐王朝在周边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各方国中的尊严，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保持半岛地区各方力量的平衡，唐朝决定出兵征讨高句丽，解救新罗。
因此，我们说，抑制高句丽在朝鲜半岛地区的扩张，救助新罗，是唐太宗征讨高句丽的重要原因。
第四，为隋朝将士复仇，不为后世子孙遗忧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之外，近年来，在对高句丽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对唐太宗征讨高句丽其它方面的原因也进行了多方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观点。
认为，唐太宗征讨高句丽，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为隋末出征将士复仇，不为后世子孙遗忧。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高句丽宝藏王四年）三月，在唐军完成军事集结，即将对高句丽进行军事进攻之际，唐太宗车驾从洛阳抵达定州，他对群臣说：
“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句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
“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唐太宗这句话，明指征伐高句丽是为中国报子弟之仇，不给后世留下遗患，用意非常明显。
贞观五年（公元31年，高句丽荣留王十四年），唐太宗派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前往高句丽，搜寻并埋葬隋时阵亡将士骸骨，说明唐太宗对隋朝没能打败高句丽，反而折损大批将士一事耿耿于怀。
因此，为隋朝阵亡将士复仇，彻底击败高句丽，避免使高句丽继续成为给中原王朝带来伤痛的隐患，可以成为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又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