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州县衙署的建筑格局有一定的规制，这种规制是按照官吏等级高低而制定的，等级高者规模大，等级低者规模小，此称之为定制。因衙署建设属于不急之务，故可以逐渐完成定制。
1、明朝州县衙署的基本规制
州县衙署的建筑设计是以州县主官为中心的，其建筑不在于宽广宏大，而在于“县治有署，用以建表率，肃观瞻而敷王政也。署以表位，位以建政”。“崇墉浚隍，所以守国也；高堂远廉，所以养尊也”。
建署目的在于政治，在于突出州县官的地位，这与帝宫的建筑内涵是相通的。
以州县主官的衙署来看，其建筑格局是采取均横对称的纵横轴线布局。
从纵横轴来看，大体都是纵横各三条轴线，布局则以纵轴为主，横轴为辅。其纵轴是南北方向，一般称为左、中、右；其横轴是东西方向，一般称为前、中、后。
主要建筑是集中在南北的纵中轴上。衙署的前面一般都有较为宽阔的街道，按规制，本州县的其他街道是不允许超过州县衙前街道的宽度的。
衙署的大门坐北朝南，处于纵中轴的最前端。
大门之前一般都设有一个照墙（俗称影壁），弯过照墙是县署的正门，正门之内一般建有鼓楼（谯楼），鼓楼之后是仪门。仪门分左中右三门，其中门只有主官和上司官员才能从此出入。
仪门左右各有一个旁门，按照文左武右的方式出入衙署，另外还有两个角门，为一般办事人员出入。进入仪门，则是一个庭院。
庭院是用牌楼、水池、树木、小桥等为布局的。一般是进入仪门便是牌楼，牌楼之后是水池，水池上架有小桥。
面对小桥的则是州县正堂，也就是大堂，这是衙署纵中轴的中心，也是州县官审理案件、办理重要政务的所在。
大堂门前左右植有名为“甘棠”的树木。
大堂之后是川堂，是州县官日常办理政务的所在。川堂之后是后堂，亦称后衙、内衙、大衙，是州县官读书和批阅文件的所在。
州县衙署的横轴是以仪门、大堂和后堂为中心的。
一般在仪门右侧是土地庙或城隍庙，左侧则是迎宾馆。左迎宾，右土地，这是依照《考工记》所载的“左祖右社”的布局。
在这条横轴线上还建有监狱和仓库，大多数州县的监狱设在迎宾馆之左，仓库设在土地庙之右，也有不按此制而左右互换的。在大堂前的左右建有吏舍，其左是吏、户、礼房，其右是兵、刑、工房，超过六房的州县，其他房也分别安置在左右吏舍。
大堂的左右两面各有厢房，一般是左为赞政，即州县官的幕宾所在；右为邦本，即各种法令图书和档案的库房。沿着这条横轴，在州县衙署的墙外，分别建有佐贰的衙署，由于各州县佐贰官设置不一，这种规制似乎不太严格。
州县衙署的后横轴是以后堂为中心，左右一些建筑主要是作为本官及其眷属生活和居住所用。
以上所讲，只是州县衙署的总体结构，这种总体具有普遍性，基本上是朝廷规定的定制。
由于各州县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本州县经济能力和所受到的天灾人祸等方面的差别，其修建的规模自然也大小不一，也有其特殊性。
例如乌程县署（今浙江吴兴县南)在元末毁于战火，洪武元（1368)年，知县危止“旧治增建后厅，前为轩”，在嘉靖三十六(1557)年，知县蒋宏德才完成基本规制。
滕县（今山东滕县）衙署在元末毁于战火，“洪武二（1369)年，知州薛原义创建，继修于成化间知县刘缨，弘治间知县马文盛规制始备”，前后经过百余年。
从州县衙署的建筑结构和布局来看，乃是一种封闭性较强的建筑组群。
这种建筑组群与中国古代的宗法礼教制度相适应，其布局和设计也是依照尊卑、等级而严格划分的。这种建筑结构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构成内外界线，这种界线在实行主官负责制的明代，则显示出非同一般的作用。
2、州县衙署变化：从开放走向封闭
按职权规定：知州、知县是本州县最高长官，不但在本州县中享有最高的尊荣，而且要对本州县负有全盘责任。州县官乃是本州县的首脑，尤其是在主官负责制的明代，其在本州县的作用则是举足轻重的。
（1）洪武时期的开放
在主官负责制下，州县官成为本州县的中心，州县衙门的设计也必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进行。绝大多数的州县衙门是在洪武年间兴建或重建的，即使在原来就有先朝衙署的情况下，这个时期也重加修缮和改建，也就是说，在洪武年间，州县衙署的建筑格局发生过根本的变化，与前代也有了明显的区别，故可以称之为“洪武定制”。
“洪武定制”的特点是在于建设正厅，亦即州县大堂。以大堂为中心而构成的建筑组群，包括正堂、左右厢、堂前廊廨、池塘树木等，这是州县衙署的中心建筑，也是州县官处理政务的所在。
这里集中了六房及承发、架阁等房库，还有幕厅及存放典册诏令的库房(大多州县将此称为邦本，意为治县之本)。
衙署的中心建筑完成，便于主官办理政务。
办事机构的集中，长官与吏胥经常在一起，其受吏胥欺蒙的可能性减少；门禁松弛，长官与百姓接触的机会也多。朱元璋虽重典治吏，但对民众的请求却加以重视。
自洪武至宣德，吏民诣阙为本州县官诉冤请留的不绝于史。这固然是朱元璋鼓励的结果，也应看到，这时期的州县官与吏民的联系比较密切。
《循吏传》在总结明初百余年吏治澄清的原因时认为：
一是太祖重绳贪吏，守令畏法；二是抚循休息，事不太繁；三是君主倡廉，刑赏得当。
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还提到一点，那就是当时官场风气较好，大多官吏能“坚静自持，不轻进取”。
自洪武以后，明代的经济情况好转，各州县大多有能力完善自己的衙署，其修建和扩建的事例也多见于地方志。
（2）永乐至宣德期间的封闭
永乐至宣德期间，将州县衙署封闭起来，修仪门，建围墙，筑谯楼，使衙署变得整肃，给人以望之生畏的感觉，当然也就把州县官与百姓隔绝开来。
仪门这个建筑组群，主要在于适应当时的礼制。仪门的本意就是礼仪，位于衙署的正中轴线上，此门在平常是不开的，只有在正官出入，接待来往宾客时打开，按等级从正中及左右门进出，吏胥家人则是从仪门两侧的角门进出。往来宾客很多，各州县衙署大多修建有宾馆，其宾馆多设在仪门的左侧，故宾馆也是属于这个建筑组群之内的建筑。
祭祀是国家大典，也是州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在衙署设置庙宇，则是突出“国之重事”的具体表现。这些庙宇主要是土地庙或城隍庙，一般设在仪门的右侧，也有设在左侧的，也有不建在州县衙署建筑组群之内的，看来对这些建筑的修建地点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刑名钱谷是州县官的主要职责，也是州县的要务，州县的监狱及库房多设在仪门两侧的横轴线上，一是突出弭盗安民的要责，二是便于州县官督察。
庙宇虽然是州县衙署的一个部分，但它毕竟是属于全州县的崇拜神，故大多衙署的庙宇多设有临街的大门，除州县官行祭祀之礼外，平时本县士绅百姓也可以入内朝圣进香。
这个建筑组群表现出州县官的职责，也突出州县官的地位。
当步入仪门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狭长而又深邃的通道，一池清水，一拱小桥，显得天深地阔，而面前大堂高耸，其威严壮观，不言自明；公案当中高置，旗牌左右均列，两旁衙役凝重而威武的吆喝引起四面回声震荡，衬托出州县官的高大和威严。
这样一副高高在上的气势，无疑是要使之置于民众之上，让人望之生畏，闻之胆寒，见之悚然。
此时，史料中所见的州县官与一般的里老耆宿的交往逐渐减少。
建筑群的封闭，把官的威严建立起来，也把官隔绝起来，官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更远了。官的高高在上，且深居衙署，实际上使官处于本衙署的吏胥家人包围之中。固然本官的地位是不容侵犯的，吏胥家人也无不俯首听命，可愈是如此，官愈容易受吏胥家人的欺蒙。我们在这个时期的史料中所见到吏胥为奸的情况增多，应该说与这种将官隔绝起来的建筑组群有一定的关系。
（3）正统至成化的改善胥吏环境
自正统至成化，州县衙署的修扩建行动参差不齐，大部分修扩建的州县，其重点多放在州县内部的中堂、仓库、房厅等内部完善的工程上。
这个时期，大部分州县衙署是在完善内部建筑的同时，改变胥吏的办公条件。这既表明州县政治结构已经开始有些变化，也表明胥吏在州县政务中渐渐发挥重要作用。
如南直吴江县在正统四(1439)年修穿堂，成化七(1471)年重建榜廊于县门左右，成化十四(1478)年重建本廨。南直分水县在景泰三（1452)年增修六房吏舍，成化十二(1476)年增修榜房。
浙江镇海县在正统初年建各房科用房各九间，增修架阁库。浙江石门县在正统年间重建中堂，弘治十六（1503)年沐建内衙。
湖广阳春县在正统四(1439)年增设榜房，景泰五（1454)年重修东西司房。
可以明显看出，一方面是在改善胥吏的办公和居住条件，一方面增设榜房以公开各种规制，以期使胥吏在官的指令下办事。这个时期正是地方官由多久任向严格任期制转变，州县官不能久任，对胥吏的依赖程度加深。
胥吏为奸现象增加，而胥吏考满给由拨充制度变得松弛，“考满吏歇役在家”和“托故在闲年久复充吏役”的现象日增。
这些在家和在闲吏役，大多数还在州县事务中起到影响作用。
这样，似过客之官遇久驻之吏，驾驭和反驾驭成为官与吏之间难以调合的矛盾。从这个时期衙署修建和官与吏的关系变化来看，可见衙署建筑与当时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
嘉靖以后，州县衙署的规制渐趋一致，不但外部完善了，其内部的建筑也增多了。在这个时期，衙署建筑群内的吏舍、监狱、宾馆、马厩、仓房、庙宇、谯楼、官舍、门房等等，井然有序地按照一定的规制排列开来。此后虽代有倾圮、更新、扩建，增损不一，但其主体结构基本定型，未见有大的更改变动。
3、衙署建制的特点
州县衙署是州县政治的中心。
然而，官是流水的官，衙是铁打的衙。朝廷任命的州县官领到行移勘合之后就可以走马上任了。可是，上任谈何容易，等待他的是一批他难以驾驭且缺乏了解的吏典和胥役，还有窥探觊觎而又对他不无戒心的佐贰和属官们，更有一些难以设想而从不相识却也关系到他施政和声誉的士绅豪族。
州县衙署的建筑格局形成制度，应该说是明代统治者出于一种政策上考虑的结果。
本来，按照一定规制进行修建的衙署，就是从“政治上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政令统一”的角度上来考虑的，因此，这种与专制政体和官僚政治相适应的公署建筑，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种政体和政治的发展。
从明代州县衙署的建制来看，乃是一种四合院封闭式结构。
四合院“这种布局方式适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便于安排家庭成员的住所，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也正是这种区别，使州县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许多微妙的变化。
首先，衙署建筑的封闭性将州县官与下属官吏和民众隔离开来。
在主官负责制的当时，州县官在本州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诸事都要由他来批答签署，而他深居后衙，要想见他，必须要通过重重关口，这无疑增加了下属和民众办事的难度。固然，州县官不可能身居后衙永不露面，他还要坐堂办事，还要出来应酬过客和上司。
其次，在州县衙署内所设置幕厅里有官聘的幕友来佐助治理，使官与吏之间增加一个层次。
官聘幕友，名为“赞治”，实际上是想通过幕友来监督吏胥的工作。
这样做就出现了三种可能：
一是幕友绝对对本官负责，这当然会导致幕友与吏胥之间的对立。
二是幕友采取调和的态度，既不触怒于本官，也不得罪在本地拥有很大势力的吏胥，这当然是作幕友所求之不得的。
三是幕友与吏胥沟通，共同来蒙蔽本官以谋取自身的利益，这当然不是本官所期望的；在重视人品和声名的社会风气下，幕友也不愿走此一步。
幕友进入州县政治权力圈，使州县政治权力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
由上变化可以看出，明代州县政治权力结构在中叶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当时形成定制的州县衙署建筑有密切的联系。
这种所谓的联系，就在于州县衙署的三个层次建筑完成。这种建筑层次的分明，则与州县的权力结构息息相关。
4、按照皇宫格局的衙署建筑
州县衙署的建筑构成，分为三个部分，即前、中、后三个相连而又各自独立的建筑组群。
第一建筑群是以大门和仪门为中心的，在这里，本州县的吏典、衙役等主要有关州县政务的人员都聚集在此。
按照国家典制，这些人员佐助主官以办理政务的，是额定的政务和事务人员，本应为办理州县政务的主要人员。由于主官对他们缺乏信任，且普遍感到他们难于驾驭，就构成一种既不能不使用，又不能不防范的态势。
于是，主官采取多重牵制和监督的方法对他们加以防范，以期使他们只办事而不弄权，使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太显赫。这里斗胆用个比喻，这些吏典就等于是在内阁制形成以后的中央部院寺监府。
第二建筑群是以大堂为中心的，在这里有架阁库和赞治厅，州县官所延聘的幕友在此办公。这个不列入国家典制，而在实际上发挥着很大作用的幕友，“地方诸务，藉其才识”，是州县官的参谋，协助州县官处理政务。用个比喻来说，就等于是中央的内阁。
第三建筑群是以后堂为中心，这里是官居住的地方，官的家眷、家人以及各种勤杂人员在此居住或服务。这些家眷可说是与州县政务无关，家人更是朝廷严禁不准参与政治的奴仆。
但在实际上，家眷参与州县政务，家人受委去办理某种事务是很平常的事情，人们看不惯，但又不能不默许。这些家眷、家人，“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
这正如朝廷的宦官，没有任何条文规定他们参与政治，但他们却仰仗皇威而横行霸道。
州县衙署建筑三个层次，实际上与帝王宫的层次相仿佛；州县衙门权力结构的演变，与朝廷权力结构的演变，也有类似之处。中国自有国家以来，“臣仆用事”的现象就一直影响着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