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封建社会之中，各种官员设置还是相当细化的，在这其中史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唐朝在各个封建王朝之中，绝对算得上是发展相当繁盛的了。
因此，在这一时期史官发展也呈现出一个独特的特征。
因为唐朝是实现大一统的王朝，自然有控制修史的需求，按照不同的历史内容，设置了许多类别的史官。
这些史官职责不同，被任用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呈现出的特点有着王朝独有的制度特点。
一、虽同为史官，但却分设不同类别
唐朝的史官被分为了多种类型，像记注官，是专门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的史官。
当然了，这一史官类型，并不是说到了唐朝时才首次出现，早在周朝时就已经出现了负责这一任务的史官。
《礼记》之中记载：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不过在唐朝时，记注官的设置，随着王朝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改变。像唐高宗时期，起居舍人便改名为右史。但是随后在咸亨元年，这一官职的名称又重新改了回去。
不少人认为，记注官不过是记录着皇帝的日常生活，更像是服侍统治者的奴才，根本就不配被称为史官。
但实际上，唐朝时之所以将记注官纳入史官队伍中，主要就是因为有了记注官的记录，才能够为之后的一系列史书编纂，提供真实的事例。
除了记注官外，唐朝时期还有专门从事修史的官员，这些也就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史官。
从西晋时期就设置了专门编撰史书的机构，自然就开始有相关的官员了，此后各个王朝就一直延续了这一传统。
《晋书》之中记载：
“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局不废”。
唐朝在实现统一之后，迫切的想要编撰史书，为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给王朝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除此之外，唐朝编撰史书，也是为了能够在思想上实现统一，毕竟能够得到百姓观念上的认同，这才是根本上维护政权的途径。
在唐朝之前，虽说也有专门编撰史书的官方机构，但是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民间的私人修史，因此唐朝时就着重去改变这种境况。
唐朝建立之初，负责修史的机构为秘书内省，隶属于中书省的管辖，像孔颖达编撰的《隋史》就是由这一机构负责的。
之后随着唐朝的不断发展，负责编撰史书的机构又变成了史馆，直史馆等。虽说名称不一样，但本质上职责都是一样的。
不过，虽然说唐朝时有专门负责编撰史书的机构，但还是属于小规模的。仅凭这一机构，根本不足以控制整个王朝的史书发展。因此，唐朝还存在不少非专职的修史官员。
像唐朝的著作郎和著作佐郎，都是属于非专职进行修史的队伍的。一般来说，当王朝有需要时，这些群体都需要承担起修史的任务。
一旦修史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就不需要去专职负责修史。这些史官因为身份不同，因此选任的方式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二、途径多样：通过多渠道来选任史官
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相当重视史书的编撰工作，所以统治者会专门去任命一些史官，这算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选拔史官的方法。
唐朝有不少的记注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像唐朝中期的吴兢，相当的勤于学习，各类经书史学都相当的擅长，这种情况下就被中宗任命为史官。
《旧唐书》之中记载：
“迁右补擢，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
不过唐朝时，虽说皇帝任命是比较普遍的一种选拔方式，但是皇帝也并非是随意的去进行任命史官，而是要相当看重官员的家世门风。
同时官员个人的才能也是相当的重要，那些才华相当出众的人相比之下更能够得到官员的认可。
前面有提到过，除了那些专职的史官之外，唐朝还有不少非专职的史官。
这些史官一般都是兼任，这样一来就大大扩大了史书编撰的群体范围，虽说是兼任，但是这些史官的才能并不逊色于专职的史官，反而具有极高的学识。
唐朝有不少著作郎，或者是谏议大夫这种六品以上的官员，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兼任着史官。
像唐朝有一个记注官名叫崔融，相当擅长作文，虽说本身他已经是著作郎了，但同时还兼任着右史。
像唐朝史馆内，除了亲自执笔编撰国史的史官之外，还有不少兼任国史。
虽说是兼任，但是在史馆内的一切都与其他史官一样，并且如果说本身的职位越高，就会影响到其在史馆之中的身份。
除了有皇帝任命，和兼任这两种形式之外，唐朝的史官还有不少是通过其他官员推荐的。虽说通过这种形式担任史官的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少，但同样不能忽视这一部分的史官。
像唐朝的张荐，年少时就相当精通于各类史转，也凭借着这一能力，被浙江观察史李涵所赏识。于是就向皇帝推荐其担任史官。然而，当时张荐因为母亲患疾需要人侍奉，就拒绝了。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李涵始终十分赏识张荐的个人能力，于是张荐在母亲的丧礼结束之后，就欣然接受了李涵的推荐，进入史馆，承担起了编撰史书的责任。
不过，虽说被人举荐也是做官的一个途径，但像监修国史这种身份地位高的史官，是不能通过这种形式来确定的。
而且，举荐的官员必须要是内朝的重臣，这对于唐朝修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唐朝时的史官数量并不算少，而且这些史官所负责的内容也有所区别，修撰的内容并不是完全相同。
但不管修撰的是哪一方面的内容，这些史官都为王朝历史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职责多样：不同类别史官负责内容不同
前面已经有提到过，在唐朝的各类史官之中，记注史官算是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的了。这一史官主要负责的，就是记录皇帝每日的起居。
这一记录基本上是不间断的，这一官职也是从汉朝时就已经长期存在了。
《汉书》之中记载：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糜不同之”。
在唐朝前期，记注史所记录的日常都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从高宗开始，因为统治者怕被官员揭露自己日常的丑恶行径，因此起居注所记录的内容，就不再像之前那样完备且真实了，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形式化的东西。
在唐朝，国史是本朝史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就包括着两种类型，一种就是历代帝王的实录，下一个就是本朝的史著录。
最先开始对于国史的编撰是以纪传体的形式，等到了唐朝中期开始，就以编年体的形式去记录了。
在国史之中，实录是与王朝联系最为密切的内容了。
实录同样是一种极具权威性的官方资料，这不管是对当朝来说，还是对后世来说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在历朝历代的记录之中，唐朝算得上是记载皇帝实录最多的一个王朝。
除此之外，唐朝相当注重对于前代史的编撰。当然了，之所以开始关注对于前代史的编撰，原因自然是多样的。
一方面，是王朝为了证明自己的一统性，毕竟封建社会还是相当注重正统身份的。再一个，是因为通过对于前朝历史的编撰，可以为本朝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太宗贞观三年，皇帝下令修史，这时候主要就是对此前梁，陈，齐，隋几个王朝的历史进行编撰。
每一个王朝的发展，实际上本质上也是一个家族的兴盛。
为了能够壮大自己的家族，同时也为了能抑制此前的旧贵族发展，这个时候就会专门的去编撰属于本家族的谱牒书，这也被纳入到王朝史书之中。
唐朝被写入谱牒书的家族，就算是被统治阶层所培养的士族集团。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从本质上看，这一史书的编撰是维护政治统治的一个工具。
唐朝时因为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因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实现了繁荣。
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表现王朝的繁荣，于是统治者会下令去编撰地理书，对于王朝之中的各种自然和人文现象进行一系列的研究。
《西域国志》之中记载：
“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此，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
不管是上面提到的哪一类书籍，在唐朝都被纳入了史书的范围之中。这足以看出唐朝的史书类型有多么丰富。
不管是与前朝，还是之后的各个王朝相比，唐朝的史官制度都呈现出了，独属于当时时代的特点。
四、与时代联系密切：呈现出唐朝的独有特点
唐朝时设置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虽说在此前就已经存在修史机构，但是到了唐朝时却在去原先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
而且最初修史机构是由门下省负责管辖，等到了唐高宗之后就转移到了中书省管辖。
因为修史机构之中，涉及了大量了统治者和朝廷的内幕。所以说必须要加强修史机构的保密性，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将机构设置在了禁中。
并且严禁修史机构与其他朝廷机构相联，为的就是避免发生祸乱政治的事情。
《旧唐书》之中记载：
“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幽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由杜彼颜面，防诸请谒故也”。
同时，唐朝之前各种史籍资料都并不是统一管理的。有的是由朝廷管理，有的是由私人管理。
等到了唐朝的时候，所有的材料都统一由修史机构，换句话说，就是由朝廷进行管理。关于史籍资料的收录手段也丰富了不少，大部分都是由史官真实记录的。
再就是各个朝廷部门，同样需要将各类必须要的资料送呈给修史机构。
虽说唐朝的时候，史官选拔的途径增加了，但实际上严密程度丝毫没有减弱。
尤其是像主要的一些监修史官，必须要由皇帝亲自任命，不能通过其他的途径被选拔。即便是推荐或者说是兼任，这些官员大都是重臣的亲信，都是统治者信得过的。
在唐朝之前，像记注和修撰大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由同一个官员来负责，等到了唐朝的时候却将史官的职责给细化了，这样一来记注和修撰也就是被分离开了。
再就是史官的修史重点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转变，在前期的时候，因为需要为王朝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因此主要的重点就在于前代史的编撰，但是到了后期，重心就转移到了国史的编撰上。
唐朝时期关于史书的编撰，出现了一些此前未曾有过的特点。一个就是时政记与日记，还有就是官修地理书。
这些都是从唐王朝开创而来的，同样对于后世王朝的史官制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结语
正是因为唐朝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些都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
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史学，唐朝的统治者通过各种形式，选拔出了一批才能出众的史官。这些史官编撰了大量的史书，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毫不夸张的说，唐朝可以看成是史学发展的繁荣阶段，尤其是这一时期设置了完备的史官制度。
史官的设置可以看出唐王朝对于史学的重视，同样可以看作是唐朝以及此后历代王朝发展的一个引导，正是在这种发展基础之上，中国的史学发展才逐步向着更高层次迈进。
参考文献：
《礼记》
《汉书》
《旧唐书》
《西域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