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朝女性服饰文化是唐朝文化的一部分, 其受唐朝环境影响较大, 展现出不同其他朝代的独特风采。唐朝女性着装大胆, 服装款式和颜色变化鲜明, 展现了唐代女性对服饰美的追求, 为唐朝女性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一、追溯大唐盛世，品鉴女性服饰
在唐代文明与发展的这部恢宏巨著中，女性的服饰研究则是建立在这锦绣华章上，最显层的成果方面之一。
我们透过唐代女性服饰这一微细的方面，可以折射出整个唐代恢宏文化的历史，从中能看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包括对外域文明的吸纳和包容。既有统治者所宣扬的儒家礼教思想的文化体现，也有魏晋南北朝时玄学风格的印记。
同时，佛教在唐代的兴盛，也使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拓展和发展了新的思想和文化形式，在唐代的女性服饰上，也能看到佛教的兴盛所带给人们的思想瑰宝。
唐代社会礼教的宽松，首先就表现在服装上，唐代女装的袒露化、胡服以及女着男装的盛行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开放、宽松的社会文化和风气的体现。此外，我们可以通过唐代社会中女子再嫁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礼教的宽松。
首先，在唐代现实社会中，女子改嫁之事就举不胜举，包括在宫廷后妃中都不乏再嫁者。唐太宗弟媳齐王妃夫死后转从太宗，武则天、杨贵妃的再嫁，更是为人所熟知，唐代公主们也更是经常被人援引的女性再嫁的典型例证。
后世儒者视为伤风败俗之事，唐人则习以为常，毫不忌讳，正是不同时期礼教、贞节观念宽严有别的表现。
不过，唐中期以后，随着李唐皇族日益尊奉、倡导礼教，对于公主再嫁也开始加以限制。宣玄宗就曾下诏明确规定:“公主、 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所以，以上所述公主再嫁大都集中在唐中期以前，唐后期公主再嫁的事例较为少见，应该是与唐中后期皇室礼教观念的加强有着直接关系。
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也多有反映女性已婚或者再嫁的爱情故事的。唐人传奇中许多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如《柳毅传》中的龙女、《游仙窟》 中的崔十娘、 《柳氏传》中的柳氏等都是已婚或者再嫁之女，男主人公并不介意，仍然一往情深。作者也不吝惜美好言辞，尽情讴歌双方对爱情的追求。
我们还可以参考唐代的婚书，在敦煌文书中有关于唐代“放妻书”的样文，内容大体是既然夫妻不和，必是前世冤家，双方一起生活后，都不欢愉，莫若分离，各自另觅佳偶。
正是在这样的开放、自由的社会文化和思潮之中，才进一步促进了唐代服装的那种开放、自由、大气的风格特点。在这种开放大气、自由的社会氛围和思潮的影响下，女性着装富有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包括在唐代出现的女着男装现象，这本身就是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一种表现。
女着男装的风尚主要是流行于唐朝的前期，尤其是周武时期最盛，而安史之乱后，逐渐减少，唐之后基本消失了。大抵这也与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实力变化有关，安史之乱之后，盛唐基本开始走下坡路，经济、政治等方面来都不如之前强大，所以对于很多习俗也产生了表象性的变化。
二、唐代女性观念双重，女子服饰深受影响
在唐代社会，人们对于女性观念，是具有双重性的。一方面，唐人社会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于女性仍有较深的歧视观念，依旧遵循着儒家礼教思想对于女性要求的三从四德。要求女性“从父、从子、从夫”，缺乏对女性独立性的认知，同时，也并没有改变男尊女卑的社会格局和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
即使在武则天高居皇帝宝座之时，也照样有人因为她的女性身份，而鄙夷不屑或者暗自讥讽。据记载，她的宰相狄仁杰去探望姨母卢氏时，便遭到了同是女性身份的卢氏的讥讽和冷落。当狄仁杰提出可以帮助卢氏的儿子时，卢氏却回绝到:“吾只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使狄仁杰抱惭而去。
其实，唐代对女性不单只是性别歧视，人们还常常将女子尤其是美女视为不祥之物，红颜祸水，最明显的就是例子就是唐代贵妃杨玉环。这些观念和思想，其实也无不是在深深地束缚着唐代女性，并且也并不真正鼓励女性的独立，看不到女性真正的价值。
另一方面，士大夫阶层对于女性也具有深深的同情心理。又如，同样又是对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很多开明人士都抱以深深地同情。即便在对背着“女祸”罪名的杨玉环，不少唐代诗人也在他们作品中发出了为女性地不平的呼声如“未必娥眉能倾国，千秋休恨马嵬坡”等。
尽管唐代时期对于女性群体，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宽容和同情的心态，但统治阶层和社会主流观念，从来也没有真正摈弃过以儒家为代表的纲常礼教，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这也体现在唐代女性的服饰风格上，虽然有不少风格与款式体现出了开放、大气的风格，但仍要紧紧符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潮流。
唐代中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发展形势，都不再具备盛唐的那种的规模和基础，整个社会中对女性的期望和要求、约束也都有所不同，礼教的束缚性增强，同时体现在服装和妆容上。
尤其到了唐代中后期，很多服饰及妆容的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究其原因，不得不说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对女性的一些消极影响有关。
在唐朝由盛转衰之后，唐代贵族妇女的衣着便开始向过分宽大拖沓发展，所以李德裕在任淮南观察史时，曾奏请法令加以限制。这种服装风格，不但没有健康之美，甚至呈现出一种病态奢靡的感觉。
这些现象不得不说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衰退，有着直接的关系，导致了对女性健康之美的压制，而形成了一种或以悲啼以为美，或以过于奢靡以求美的不健康的服饰妆容风格。
三、民族交流密切，推动服饰“胡化”
众所周知，李氏王朝本身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它最早是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朝，后来唐朝直接承袭了北朝的政权，并且李氏王朝的祖先也是长期与西北的少数民族生活在一起的， 所以在制度、 思想、生活习俗等方面深受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都是非常正常而自然的事情。
唐朝建立之后，又先后征服了周边多个国家和政权，帮助少数民族人口在内地安迁和生活，这也在客观上加深了各个民族间的交融与影响，胡文化的影响和熏染在唐代自然也会加深。
从民族融合的影响角度来看，当时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国家，如突厥、契丹、土谷浑、羌等，都或多或少保存着母系制度和遗风遗俗，妇女地位一般都比较高，有的民族甚至是女尊男卑的。例如，盛唐时期的少数民族边疆将领安禄山，就自称:“胡人先母而后父。”
从整体上来看，北方少数民族由于大多是游牧民族，妇女们是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女性，长期大漠生活的经历，磨砺了游牧民族女性大气、豪放以及硬气的性格特征。胡风的这种盛行，也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面貌的开放和自由。
唐代与西域交往甚密，文化方面受其影响也在所难免，体现在女性服饰上，也有诸多方面的呈现，最明显的就是唐代女装胡服的出现。
服装服饰在人们的生活中虽然属于细枝末节，但从中却可以窥见出当时社会中斑斓多彩的风貌与文化特色。在唐代妇女的服饰中，襟袖窄小的胡服，以及其浓郁的异域风情，就是唐代女性服饰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
穿胡服，戴胡帽，“ 女为胡妇学胡妆”，这是唐代妇女的独特爱好。胡服盛行于盛唐的开元、天宝年间。所谓的这种胡服装饰，特征就是发髻为高髻，头戴尖锥形的浑脱花帽，穿翻领小袖长袍，领子常用锦绣做装饰，腰系钿镂带，下穿条纹织物的小口裤，搭配软锦的透空靴，这种装饰风格主要就是受到波斯诸国的影响。
胡服这种装饰虽盛行于开元、天宝年间，但其实在开元、天宝以前，武则天时代，就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时髦装饰了。
究其原因，应该与唐代两个历史成因与现状有关：首先，前文也提到过，唐代本身“起自西陲”，李氏皇族本身便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而后唐朝直接承袭北朝政权，所以在制度、习俗诸方面会多沿袭北朝的传统，受胡文化熏染很深。
因此当唐太宗作为“天可汗”征服了西域各国之后，所安置的多数西域人将胡风便带入了大唐境内。而且当时唐代丝绸之路兴盛，很多胡商也会进入大唐疆域进行商贸交易，并不少在此处定居，这种大量的、长期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必然将胡风深深地引入到唐代女装文化里去。
其次，唐朝建立以后，又先后征服多个周边政权，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内迁，各民族交往甚为密切。同时，与亚洲诸国等的国际间交流也空前频繁起来。唐代时期因为国力强盛，文化丰富发达，所以对于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是能做到兼容并蓄的。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和背景下，女性的胡风穿着也日益流行起来，随着开元、天宝年间胡人更多地进入长安，胡风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胡服主要是从西域传来的服饰，女子着胡服一般都是头戴浑脱金鼎帽，身着翻领小袖长衣，腰系革带，下穿条纹裤，脚蹬舞皮靴、锦勒靴或者绣花履。在西安书顼墓出土的壁画中，就有不少着此类装饰的女子石刻线画。
唐代的女装款式，基本经历了这样一番变化。唐朝前期，较为流行的窄袖短小的上衣，裙装也较为细长。唐代直到天宝初期，仍然是“衣服之制，襟袖狭小”。但是从盛唐时期的陶俑衣裙中我们能发现，此时已经开始展现出宽博之,风的迹象来，盛唐时期的陶俑女装衣裙已趋宽肥。从中唐之后，妇女的衣裙日趋肥大，袖衫加宽，裙子也日益肥阔，大袖宽裙已经成为上层社会女性的着装风格主流。
但与此同时，窄袖短襦也并未完全消失，到唐代中后期也仍有“小头鞋履窄衣裳”，“ 六朝宫样窄衣裳”"的服装款式。这种窄袖短儒，如前文所述，应该是与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服装款式相近似的。
总体来讲，唐代整体的着装风格，是从窄小走向宽博的，当然这主要是针对社会中上层的女性而言，对于普通的劳动妇女，她们的着装一定不会是过于奢华和繁靡的。
结语
唐朝女性服饰受时代特征影响大，展现了唐代女性对服饰美的追求，为唐朝女性打上了时代烙印。在中国古代服饰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风格特点影响深远，对中国的服饰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旧唐书》
《唐代妇女》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