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宋朝是个很神奇的中原时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两朝都因北方游牧的挤压，一直处于劣势。但是，身在困境下的宋朝内部，却鲜有紧张压迫的感觉，北宋自“澶渊之盟”后，进入了百年的高速发展期，内部经济文化的建设，令宋国除却军事之外所有的大小方面都得到增强和建树，其中，礼法制下的车辇文化，也是最为明显的一个！
这或许也和宋朝的各位赵老板有关。宋朝历史上，除了大东家赵匡胤和二东家赵光义时刻想着统一南北大地之外，自宋真宗起，就有些半消极的不抵抗情绪在内了，而之后的皇帝们，更是沉迷在“国家内部政治”或是“诗词歌赋、文书乐古”的专研上，所以宋朝，是文化绽放的时代，根源就在于自上而下，都比较“鸽派”以及“斯文”。
《宋史》里的《舆服志》，是类似于现时代衡量人民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一个记载。宋《舆服志》里主要体现的便是统治阶级关于“车辇”以及装扮装饰的发展。宋朝的车辇文化，整体的形态是基于唐朝的古法之上，根本是沿袭了“周代”《礼记》的核心礼法而构建的，起初，宋朝因为“战事频繁”，因此，在车辇的重视程度上，并不大，因为车辇，车驾，其实是极度耗费金银财宝的一种外在形象建设！
可在北宋末期，经过将近百年休养生息发展的宋朝，迎来了宋徽宗这一位“改车达人”。所谓“改车”，即是宋徽宗，在多方面，几尽三十种车辇的形态上，都做出了更加奢华的修改，让宋代的车辇文化达到一种“单方面意义上的极致！
一·北宋礼法与车辇机构
自真宗后，北宋的车辇意识开始复苏，这其中的复苏意义，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简至繁，由俭入奢。脱脱所著的《宋史》里，就曾有对宋初的皇室生活水平作出描述：“衮冕缀饰不用珠玉，盖存简俭之风，”。
“衮冕”即是皇帝和皇室或朝臣的华服，宋初的财富实则是不富裕的，因为赵匡胤发家于乱世，当时“北宋统一战争”，尚未开启，几大政权都在持续战斗中，赵匡胤也曾立下“储五百匹绢，购契丹燕云十六州”的豪志，所以那时候的宋朝统治阶级，所穿的衣裳，都是极为简单，更遑论十分耗费财富的“车驾”。
·元丰年间礼法机构：祥定礼文所
到了宋神宗朝，完全承旧唐制的“礼法”终于被闲着没事的宋神宗下决心要开辟，要“锐意稽古”要改造。于是，在元丰年间，祥定礼文所便诞生，这个机构就是为了制定如“礼法·祭祀”、“礼法·车驾”、“礼法·服装”等等有关于古代礼乐制度的现时代规则！
祥定礼文所，自然也会对帝王“五辂”，后宫六驾，皇嗣三驾，亲王大臣四驾，以及各类场景的用车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但在本质上，祥定礼文所“造车”，还是根据先唐思路和造型来设计，创新意义不大，也把成本控制在合理化的范围。可与之前的皇帝不同的是，自宋神宗开始，就已经对车辇文化，进行了系统地划分和政治强调！
元丰虽置局造辂，而五辂及副辂，多仍唐旧。——《宋史·舆服志》
·大观、政和年间：议礼局、礼制局
到了宋徽宗朝，赵佶就发扬了他爷爷的作风，继续扩大深化“礼法机构”，宋哲宗一朝未曾改变祥定礼文所，没有如神宗一般“锐意稽古”，深刻研究古代的礼法，反倒是他的儿子，上位不久，就修炼礼法内功，先后在大观和政和年间，把祥定礼文所改了再改，变成议礼局和礼制局。
而这两个机构的更新，和后来宋徽宗不断对车辇的改造有着紧密的关系，也正是宋徽宗的重视，才让他在位期间的车辇愈加发展低奢华豪态！在大观年间，特别是后来的政和三年到政和七年，宋徽宗走出了新的“车驾”模式，不再像以前，仅是模仿唐朝，宋徽宗带着他的“礼法机构”，成为中兴这一文化的总设计师！
·御辇局
御辇局这个机构的作用则是更是一目了然，在北宋时代设立的御辇局，根本就为专门服务于统治阶级的车辆安排和人数划分。
这其中就有关“卤簿”和“车引”，“车辕”和“驾士”的安排，说得现代化些，就是如今的“专属的阶级交通机构”，这其中负责安排司机以及安保人员，御辇局的存在，让北宋的每一次皇族出行或者祭祀，都仿佛如今的明星走红毯一样，炫丽到极致，这个机构的设立，也的确看得出来，偏安一隅的北宋统治者们，心真的很大！
二·宋徽宗的“豪改
·首改“玉辂”
在政和三年，宋徽宗与礼制局完成了第一款车的修改，那便是当时皇帝的“五辂”第一等，玉辂的修改！
政和三年，议礼局更上皇帝车辂之制，诏颁行。玉辂，箱上平盘、黄屋以下皆如旧。——《宋史·舆服志》
虽说议礼局说的是仅改造箱上平盘以及黄屋，但是这两者的改造，却是十分不简单。玉辂自宋朝以来又被称为“显庆辂”，它的外表是“箱上置平盘、黄屋，四柱皆油画刻镂。”。看起来也是十分不简单了。
但是自宋徽宗的改造后，本来单调的平盘以及黄屋的细节，也不再单调。下面就来说说此次改造最为明显的一些部位。
在政和年之前的平盘，用的是“黄褥”。到了宋徽宗这样一改，就变成了“平盘上布红罗绣云龙褥，曲几、扶几，上下设银螭首二十四。”这意味着，除了取代原来的黄褥，用上了红罗绣云龙褥之外，礼制局还增添了上下两列的“银螭首”，这在外观上看起来，就不再单调了，而是显得奢华霸气！而之前车厢的“青绣门帘”，又被改成了“红锦帜龙凤门帘”，那么整体来说，自宋徽宗这次的改造之后，车辆的质感和色彩方面，就要丰富上了许多！
·二改“四辂”
政和四年，诏改修正副辂，讨论制造金、象、革、木四辂，并依新修玉辂制度。——《宋史·舆服志》
政和三年，宋徽宗对玉辂下手之后，在第二年，礼制局又提出了“修改四辂”，这就意味着，除了玉辂之外的，“金、象、革、木”四辂都要随着玉辂的修改而同样变化。而且这种改变不是平行地改变，而是加大价码，提升维度的一种更新。
由于具体的修改太过繁琐和晦涩，于此，仅说明大方向和整体上的修改。
这次对四辂修改最为明显的便是整体颜色，以及装饰物品。原本的金辂至象辂，所用的颜色材料分别是“银、银铜鍮石、铜鍮石、银铜鍮石”。前者金辂为银色，后三者皆为朱色，那么经过宋徽宗的此次修改，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特点就是“凡制度、装缀、名物并同金辂”。
这就代表着，四辂的本质材料依旧是不同的，可是表面的颜色不再是低级的朱色，而是一律变成金辂的金色，而且装饰物都与金辂一致，这其中反应的手笔是十分巨大的！
·三改“后宫六驾”
宋朝特别是北宋早期的后宫，其实她们的车驾是与皇帝平等的。但是因为北宋早期的简朴，她们只能乘坐第二等的厌翟车，但是到了政和三年，后宫们的“好老公”就让礼制局开始改造这些车辆！
徽宗政和三年，议礼局上皇后车舆之制。——《舆服志》
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后宫们早期所乘坐的厌翟车，
“厌翟车，赤质，其箱饰以次翟羽；紫幰衣，红丝络网，红罗画络带，夹幔锦帷，余如重翟车。”
厌翟车的整体修改还是非常大的，除了车厢的外表和一些窗纱的装饰物上要次于重翟车的“重翟”或者高等材料，其他的一些装饰物和格局都与重翟相等，而重翟车，又与政和三年改造后的“玉辂”十分相似，其中仅是区分了龙凤的图案，而物质奢华程度则是大相径庭。
而改造前的厌翟车则是：
“两壁纱窗，龟文，金凤翅，前有虚匮、香炉、香宝，绯绣幰衣、络带、门帘，三辕凤首，画梯，推竿，行马，绯缯裹索。”
虽然看起来摆饰仿佛都没太大变化，但是因为按照了重翟的格局和色彩装饰，改造后的厌翟车，要比原先的厌翟车在视觉体验、豪华感受上高出许多档次，而且，这样修改下来，所需的物资和价格也自然是不菲！
除了这几样比较明显的车辆之外，政和年间，礼制局还对“七辇”以及将近二十种车辆都有过精妙的修改，宋徽宗也的确称得上是，宋朝的“改车达人”。
三·宋徽宗“改车”意义
·积极
宋代虽说积弱，但站在时代角度来说，内部休养生息，经济和文化达到鼎盛，“锐意稽古”并没有错。礼法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皇朝十分重视的“道德统治根本秩序”，所衍生出来的众多事物，自然也是极为重要！
丰富礼法色彩
虽说车辇文化，华而不实。但这毕竟是对于外族战争角度而言的，每一种社会发展到极致的状态，都会相对产生一些新的文化产物，而年辇文化即是如此，表现于华物，但却反应了文化！
宋朝关于车文化之所以如此多的记载，对数十种车辆，有着如此多的细分，根本就在于宋徽宗的续旧和新拓，在政和年间的数次改车，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内容的补充，这极为有效的丰富了礼法的色彩，让礼法再之后更被看重，得以加大传承的积极性！
促进阶级的代际
每个人都喜欢好看的东西，即便是宋朝官员也不能免俗。车辇文化，除了是皇帝和后宫、储君和亲王能够使用之外，当时宋朝六品官以上的人，都能享受到车辇文化的熏陶。
而宋徽宗改车，也不仅仅是改自己的玉辂，而是几乎全面进行修改，由此可见，宋徽宗的行为是有政治目的，不是昏庸地玩票。当这些车驾好看到足以让人产生收藏的心态，那么就代表着车辇文化在产生着积极的刺激作用，这让更多的官员更向往于爵位，整体上来说，就是促进官员集团的代际交替。
·消极
过于奢侈
脱脱在宋史里曾如此评价宋徽宗赵佶。
“迄于徽宗，奉身之欲，奢荡靡极，虽欲不亡得乎？”
脱脱在《舆服志》的开篇中阐述的观点是，宋徽宗本人是极度贪欲的，包括被他用“金银钱财”填充的车辇文化，也是一丘之貉。但其实这也是客观事实，因为宋徽宗本人的确是一个自控力极差的人，即便他的文学和书法有着巨大成就，可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都是生长在他十分放浪形骸的思维之下。改车，在那个时代来说，是十分豪华的事情，因为用料和精工，这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虽说不足以压垮一个王朝，但起码，转移了必要的政治重点！
直到后来，金人破宫而入，这些被宋徽宗用心改造的车，法物全部被掠夺而走，这是一笔极大的经济损失！
结语：
宋徽宗的豪华奢侈成为不可逆的事实，但站在现代的看历史的角度去评价，更多的是感叹于宋徽宗的大力拓展此类文化，让其繁盛，出现过令人艳羡的时光。
而且当时的宋朝的确是没有太大的可能性进行战略翻盘，宋徽宗的专修内功，也未必是完全不对的。毕竟军事可让显赫于一时，而文化的繁荣却可流芳百世！
参考史料：《宋史·舆服志》《周礼》《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