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把避讳写进《唐律》，是避讳史上的一大里程碑。终唐一代，避讳之风充斥于朝野上下，史书中关于官场、科场、日常生活中避讳的例子比比皆是。《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既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唐律职制篇》明确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徒一年。”因为避讳而丢官去职，断送仕途的大有人在。
南诏文化人待遇颇高
南诏统治者对待掳掠回的文化人待遇颇高，“郑回者，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州西泸县令，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重爱之，使教凤迦异……又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回久为蛮师，凡授学，异牟、梦凑，回得棰杖，故牟寻以下皆惮之”，这里记述了安史之乱时被南诏俘虏的郑回，因其饱学儒学，被阁罗凤喜爱重用，任为王室教师。
异牟寻即位后，任为南诏清平官(宰相），积极推进汉化，因为久为王室教师，又得棰杖，所以自异牟寻以下皆惮惧。像郑回这样得到南诏统治者重用并参与政事的儒学之士在当时不在少数。因此，南诏后期，儒家思想己在南诏社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行为。
如在等级尊卑方面，“崇尚辩位，莫大于君主”。“君臣确立之后，能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此观念普遍被接受；“尊卑相承，上下相继”的做法也基本延续使用，使各守其位，各尽其职，从而有利于统治的
顺利。
从诸史料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唐不册封世隆的原因是“世隆”二字犯了唐之国讳，此乃大不敬之罪。如前所述，避讳在中国古代社会是维护权威的制度，唐王朝在当时又是大国、宗主国，因此，在唐王朝的礼仪制度中，“世隆”之名的犯讳行为是不可容忍的。南诏犯讳与新罗尊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朝鲜半岛现存古代金石碑《文武王陵碑》、《金仁问残碑》在遇到皇帝、诏敕等关联字句时，前面均空两个字或两个字以上，以此来表示尊崇之意。
依照当时唐王朝的礼仪制度规定，世隆犯讳在先，唐王朝不治其罪己显示很大的宽仁，更何谈册封之说。《新唐书》载:“杜棕当国，为帝谋，遣使者吊祭示恩信，并诏骠信以名嫌，册命未可举，必易名乃得封。
帝乃命左司郎中孟穆持节往，会南诏陷儀州，穆不行。”可见唐统治者对避讳的重视，但为了边疆的安宁不得不向南诏做出了妥协，即世隆改名就可以得到唐王朝的册封。站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角度上看，我们可以认为丰佑、世隆时期的南诏并非真心尊唐、事唐。
世隆对唐王朝使者礼遇甚薄
世隆对唐王朝使者礼遇甚薄《资治通鉴》载：“又会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时南诏丰祐适卒，子酋龙立，怒曰：‘我国亦有丧，朝廷不吊祭。又诏书乃赐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馆，礼遇甚薄。使者还，具以状闻”。此段记载唐使者出使南诏，没有受到礼遇，内心不忿，回朝后向皇帝尽数南诏的无礼，由此加速了唐和南诏的冲突爆发。可以说，唐与南诏关系正式破裂、世隆自立为帝都与使者有莫大的关联。
为了与周边各族加强联系和交流，唐朝往往会派出各种使者。这些使者或为册封，或为吊祭，或为安抚，或为宣慰，或为招抚，或为宣谕，或为和亲，都具有“宣王灵、达君命”的使命。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唐朝的形象，也代表了宗主国的权威。唐王朝向南诏派遣的使者主要有册封使者、吊祭使者、吊祭册立使者和告哀使。南诏向唐派遣的使者主要有朝贡使者、朝见使者、谢恩使者、谢罪使者和告哀使者。
唐王朝与南诏互派使者都有告哀使者，但按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仪，其性质完全不同：唐王朝派遣的告哀使者，其主要的职责和任务是向边疆各民族宣告唐王朝老皇帝已死，和新皇帝即位的消息；南诏派遣的告哀使者，其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向唐王朝上报边疆民族首领的死讯，目的是请求唐王朝册封新首领。
无论是唐王朝的告哀使者还是南诏的告哀使者，他们都是作为传递信息的使者身份存在，而传递的主要信息就是关于皇帝或者首领的死亡信息。祭使者是唐王朝派往边疆或藩属地区吊祭其死亡首领的使者。
接受唐王朝为宗主的边疆民族政权或民族部落在其最高统治者死后，一般都要派遣使者向唐王朝告哀，唐王朝接到告哀信息后，向边疆民族地区或藩属地派遣吊祭使者，代表唐王朝统治者吊祭其死亡的首领。
由于边疆民族在首领死后，唐王朝正式册封新首领前，多以首领之子、孙或兄弟或其他人暂行其职，之后再遣使者向唐王朝请求册封。但边疆路途与中央之间的路途遥远，一来一回，耗时耗力。
唐王朝为了节省费用和时间，派出的吊祭使者往往也肩负着册封新首领的使命，
以此同时，有些时候册封使者也肩负着吊祭的使命。册封、吊祭两种使命合一，此类使者史书多称之为“吊祭册立使者”或“册立吊祭使者”。
吊册类使者
吊册类使者出使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吊祭故去的边疆民族政权或藩属地的首领，并册封新首领。对新首领的册封以及新首领接受册封，都表示藩属地对唐王朝的宗主国地位的承认，对维护唐朝与称臣纳贡的边疆民族政权和藩属地之间的臣属关系有积极意义。
唐向南诏派出的这位中使仅仅是告哀使者，其主要任务就是向边疆民族宣告老皇帝，唐宣宗的死讯，同时传达新皇帝唐懿宗即位的消息，并要求南诏派遣使者前往唐都吊祭，但该唐王朝的使者没有吊唁劝丰佑、册封世隆的任务与权力。按照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仪，世隆的父亲丰佑死亡，世隆应先派遣使者向唐告哀，唐再派遣使者吊唁劝丰佑、册封世隆。
因此，世隆对唐王朝使者的轻视也就意味着不尊崇唐王朝，引起唐王朝不满，称帝后急于攻击唐播州、嶲州，也加深了唐王朝对他的猜忌，他对待唐王朝使者有处置失当的地方。唐王朝自寻阁劝后，对南诏的重视度不断降低。丰佑以前的南诏王均册封为“南诏王”，而丰佑则册封为“滇王”，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南诏作为牵制、防御吐蕃的力量，地位下降。
吐蕃强盛时，唐王朝不得不主动与南诏联合，“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唐与吐蕃长庆会盟后，双方处于和平关系，此后吐蕃内部斗争激烈，国力亦衰，无力侵扰唐边镇，所以，唐无西边之忧便怠慢、轻视了南诏；二是，南诏内部动荡。第七世王寻阁劝即位后一年即亡；第八世王劝龙晟，其“南诏”爵号是唐朝追授的。
南诏王或弱或幼而接二连三地短促更迭，其政权在唐王朝眼中不够稳重。从此，唐王朝就对南诏不再看重了。这可以从唐王朝所派遣的册封使者的职官品级较低中证明此点。对于南诏而言，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在王族与统治阶级中。唐王朝为了在思想上扩大对南诏的影响，通过赐予南诏儒家典籍、推行儒家礼仪，使之接受儒家思想，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使之服从于唐王朝的统治。
高骈的《回云南牒》亦说：“云南顷者求合六诏，并为一藩，与开道途，赐书习读，降使交欢，礼待情深，招延意厚，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读书，片言既知，大恩合报。”归唐后，“请以大臣之子质之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让南诏子弟“习书算，就业辄去，复以他继续，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子蜀者不啻千百”以及“许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丰佑，“丰佑勇敢，善用其众。
结语
唐王朝政府会根据边疆民族政权或藩属地实力的强弱来派出相应品级的官员充使。对于那些与唐朝保持着密切交往，但是相对弱小的边疆民族政权来说，唐朝政府所派使者的职官品级都比较低。
如派往南诏的吊册类使者的最高品级只有正四品上，而从五品上的官员占到了四成。南诏王的地位、威望逐年降低。阁罗凤反唐时，吐蕃约其为兄弟之国，号“东帝”，在吐蕃、南诏联军被唐打败时，吐蕃把罪责归于南诏，又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其地位从兄弟之邦降为藩属之国，由兄弟之国的平等关系转变为臣属关系；后异牟寻归唐，唐册封为“南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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