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发展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加紧开发和开发海洋资源，海洋经济在这些国家中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各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们中华祖先对海洋的利用与开发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和越国，都是我国早期海洋文化的代表。
从徐福东渡寻药，孙权出兵台湾，到隋唐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以及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的繁荣，都是我们海洋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郑和下西洋，使我国的传统航海事业达到了顶峰，这是我国海洋传统文化发展的最好体现，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明珠。虽然郑和的航海船队比哥伦布的航海事业要大得多，可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却要小得多。
纵观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从未放弃对海洋的研究，对海洋的开发与利用，是中华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远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人类探寻海洋的踪迹，他们进行着原始的海上捕鱼。再到18000年以前，山顶洞人用海蜡做装饰。
沿海地区到处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他们和海洋有联系，他们依靠海洋来获取食物。关于炎帝之女的“精卫填海”传说，也是古代人征服大海的一种渴望。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发明，造船技术的进步，航行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秦汉时期，中国出现了统一国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秦始皇也曾游历天下，行江涉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动乱，航海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不过还是有所进展。孙权曾经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往台湾，朱应和康泰也曾远征南洋，东征印度洋，这都是当时海上贸易的重大里程碑。
隋唐五代是中国的盛世，也是海上贸易的兴旺之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使得航海足迹遍布东南亚，阿拉伯湾，波斯湾，红海，东非沿海，在亚非之间建立了一条超过一万公里的海上航道。广州、泉州、扬州，登州也借此成为了我国最有名的港口。
中国的海上贸易在宋元时期达到了鼎盛。为了增加经济来源，北宋政府大力鼓励海上的商业活动，以此来增加海上的收入，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海上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罗盘的导航、天文定位和航路计算等技术的应用，为海上航行打下了良好的科学依据。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宋代对外交往的发展和势力的扩张，根据史料记载，有十多个国家和区域通过海上途径到中国。
元朝海陆运输的发展，为明朝与外界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在元朝，海洋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外界的联系也是前所未有的。据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国与十二个以上的地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贸易。随着海上贸易的快速发展，各大港口都有了扩张，刺桐港成了当时全球最大的港口。
但中国的海上封锁实际上也是从元代开始的，这说明了中国的君主对海上的贸易越来越重视。这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信号，既保持正式的官方对外贸易，同时也让公民更加自由地发展外贸现状可能会改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宋元的海上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它的繁荣也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封建君主强化了专制的权力，自然也就强化了对外贸的控制力，进而限制了私人发展海上外贸的空间。
到了明朝的时候郑和航海的规模之大，“宝船”之大，航迹之远，航海技术之高超，都是当时的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次航行，使中国人对印度洋海岸的了解更深了，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也使中国人的航海意识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郑和舰队在大体上维持了平静，期间动用了军事力量，对斯里兰卡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进行了打击，铲除了苏门答腊国王苏干剌，惩罚了陈祖义，并在东南亚扶持了一个施氏侨民统治的旧港。郑和出洋，使得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华夷政权得以完全确立，而这一制度因其“王者无外”“怀远以德”的思想，所以整体上不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和侵略性。
那么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本以为是开端却没想到是最后的辉煌呢？郑和出海偃旗息鼓的根源在于明代早期航海的做法与思想上的冲突。其中有：海上开放与禁止，海上权力的行使与海上权力的冲突，官方航行与平民航行的冲突，政治、外交与经济上的冲突，沿海居民对移民的需求与明朝政府对移民的严格控制和大规模的打压。
明朝开国之初面临东南海岸的一个大问题，正是倭寇频频出海，掠夺沿海居民。明太祖忌惮海边居民与海盗勾结，所以下令不允许沿海居民私自外出。然而，中国实行海禁令的元朝皇帝却不是罪魁祸首。元代也有几次短暂的海上禁令，但都是名义上的，而不是海上的禁令，而事实上，朱元璋和他的继承者才是长期实行海上禁令的人。
明代颁布了大量的海上禁令，其中有关于船舶尺寸的限定。由于出海的时候，往往要大一些，所以命令船上的船只都换成了不能在海底航行的扁平帆船。对于违反规则建造大帆船的人，有严格的惩罚，凡是生产两桅杆或更高的船只，以及非法航行的人，都要处以死刑，把他们的家人发配到边境去。
而且严禁当地的贵族参加，也不允许他们私自出海。违背誓言的人，将会受到严惩。在实施的时候，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域，施行不同的法律。在福建浙江一带，走私活动最为严重。所以沿海一带出海捕捞鱼虾都均属禁止行为。在福建城，只要看见海上有船，凡有武器者，不论有没有货物，一律算违法者，而且还禁止了沿海区域内的贸易。
明朝对走私船舶的严惩可谓是惨无人道。特别是那些假扮朝臣出海做生意的人，和被士兵追着不肯投降的人，都会受到严惩。比如福建的丘弘敏，在成化七年伪装为使者与满刺加国王交易，收了满次加的货物，回来后被俘虏，大部分人员被杀死，其余的流放。
明朝初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急需出国经商，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琉球、朝鲜等国家的手工艺水平都还很落后，对我们的手工艺品的需求也很大，按照道理应该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好时期。明朝却开始实行海禁，不但打破了传统的外贸自由发展模式，而且还让许多靠着海上为生的人丧失了谋生之道。
在这种困境中，海岸地区的人民自然会反抗。不过，由于严厉的打压，他们的反抗只能是自寻死路。为了能活下去，他们只能铤而走险私自出海，尽管戒律森严，但非法捕捞违禁的私船却是层出不穷，而且越来越多。甚至有了“片板不准下海，锰炮巨舰反蔽河而来；寸物不准入番号，玉帛恒满载而归”的异状。严令禁止，不但对私人的海上交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一些从事和经营国外生意的豪门大族也造成了影响。为了赚取大量的利益，他们经常违反国家的法规从事偷渡好走私活动。
海禁和自由贸易的冲突，体现了封建君主强化中央集权，与民争利，捆绑民于地，防范盗贼，对商人阶级势力的壮大感到不安的思想。郑和下西洋，是一种临时的成功，所以郑和的航行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专制统治的成功。这也反映出中国封建制度发展过程中，君主专制权力扩张的总体趋向。强化人民的统治和控制，切断一切外贸，这是一种在海上的独裁统治。
不仅封锁了沿岸居民的商业活动，切断了商人和外国的商业往来，还切断了长期以来的中国和外国的经济关系，尽管这一禁令仅限在沿海地区。郑和下西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在更大范围的范围里实施海上禁令，打击海上的移民以确保贡道的安全。这种做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逆历史潮流的，虽然它暂时达到了海禁的目的，但是从长久来看，这种政策很难维持下去。
更重要的点在于，同时期的大航海行动，明明是我朝先开展的，却没有获得什么很大的收获。而比我们晚几十年才开展的西方国家却找到了新大陆。这是因为西方航海者为了探索新的土地，新的岛屿，新航线，黄金，香料，猎获战利品。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他们必须克服一切障碍，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新的土地。
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帮助皇帝树立自己的地位和声望，虽然他七次出海，但是他的航程大多都限在前代的中国海上的范围之内，所以在对陌生的世界的研究方面并没有太大的进展。七次出海，不过是沿着原有的路线前进，或者稍稍延长了一些距离。但是，西方人却是完全出于对陌生的地方的好奇，他们不但在美洲和好望角之间找到了新航路，而且还在海上突出了一条新的航线，更是不断地寻找和掌握着新的土地，使之成为原始的殖民主义者。
在那些地方移民或者是掠夺那些地区的财富，可以说，西部的航海家获得的是一本万利，但是中国的航海却使明朝政府的经济出现了赤字，所以是不同的航行目标导致了不同的航行收获。
郑和下西洋也是专制统治的短暂成功。郑和的海上活动为中国赢得了政治和外交的成功，显示出了对海上的认识，但其背后的统治仍然是封建的，保守的。郑和的航行，只是为了将封建“先安内再平天下”的统治方法应用到海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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