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刘基传》有这样一段记载，说：
起初，明太祖因某事准备撤换丞相李善长。
刘基劝阻说：“别啊，怎么说李善长也是功臣元老啊，而且，他人望好，能调和各将领之间的关系。”
明太祖余怒未息地说：“他还曾多次想害你呢，亏你还为他说好话？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这次想要任你为丞相呢。”
刘基赶紧扑通跪下说：“国家换丞相就等于大屋换柱子，李善长是大木，我是小木，用小木去替换，皇上您觉得合适吗？”
明太祖不置可否，但不久，还是撤了李善长罢的相位。
回头，他问刘基：“我想起用杨宪为相，你觉得杨宪人怎么样？”
杨宪平时和刘基关系很好，刘基却极力摇头，说：“杨宪的确有宰相的才能，但却没有宰相的度量。合格的宰相，应该是持心如水，用义理为权衡，不能搀杂半点主观色彩的，他可不是这样人。”
明太祖转而征询汪广洋这个人怎么样，刘基说：“汪广洋？我觉得气量还不如杨宪。”
明太祖又问胡惟庸怎样，刘基回答说：“如果治理国事犹如车夫驾车，让胡惟庸来做车夫，车子八成会翻。”
明太祖皱了皱眉头，说：“我的这些宰相人选，实在没有一个超过你的，不如还是你来做丞相吧。”
刘基连连年摆手，说：“我这个人啊，过于疾恶如仇，又不耐烦繁杂事务，做了丞相会辜负圣恩的。天下怎愁没有大才？我主英明，用心去找，一定能找到的。刚才提到的那几个人嘛，实在不合适啊。”
后来，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任相，但都真的不足以托大任。
洪武三年，刘基被授予弘文馆学士。
同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授刘基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俸禄两百四十石。
次年，诏赐刘基归老家乡。
读这段记载，我们感觉到，刘基真的是高风亮节，只着眼于国事、公事，不拘节于私交、私人，包括自我。
现在我们说，刘基是“渡江策士第一，开国文臣无双”，胸有文韬武略，身负治国大才，应该是担任丞相的最佳人选，他为什么就把两次摆在自己面前入相的机会轻易推辞掉了呢？
想想，真让人遗憾。
看来，这事儿值得好好查查原因，分析分析。
我们知道，清朝人修撰《明史》，主要是参考《明实录》来的。
但是，比较《明太祖实录.刘基传》，就知道它是参考自据说是撰写于洪武十六年的《诚意伯刘公行状》而来。
那么，我们还是从源头《诚意伯刘公行状》分析起好了。
《诚意伯刘公行状》里对明太祖恼怒李善长而准备换相的原因交待得很清楚：
元朝户部尚书张昶于吴元年（公元367年）以奉使身份到江南朱元漳统治的吴国，朱元璋觉得他是个人才，就留归己用，累授参知政事。
张昶外示诚款，内怀计谋，与朱元璋的大臣杨宪、胡惟庸等打得火热。
当时，元朝大将扩廓帖术儿兵力还很强，元大都尚未被攻破，张昶与自己的心腹窃窃私语，说：“吾若得归元，仍不失富贵也。”
他暗中使人上书朱元璋，为朱元璋歌功颂德，力劝朱元璋应及时享乐。
朱元璋把张昶的表现跟刘基一说，刘基当即指出：“是欲为赵高也！”
朱元璋点头赞同。
张昶恼怒刘基察自己的阴私，便指使齐翼岩等人暗中侦察刘基的私事，准备找茬构陷。
但尚未来得及构陷，元平章长寿丑的等人来到应天，朱元璋拟放张昶归元朝，张昶暗托长寿丑的奉表于元。
此事被杨宪知悉，奏报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看到张昶所书“身在江南，心思塞北”之语，大怒，命人将之诛杀。
主谋张昶已死，齐翼岩等人仍按原定计划施行阴谋，上书中伤刘基。
朱元璋洞察其奸，将这些人拿下，穷加追问，不但牵扯出了张昶的阴谋，还与李善长有些牵连。
朱元璋因此厌恶李善长而有换相之意。
杨宪趁机搞事，指使手下凌悦弹劾李善长。
刘基不忍，替李善长求情，说：“李公旧勋，且能辑和诸将。”
朱元璋非常奇怪，说：“是数欲害汝，汝乃为之地耶！汝之忠勋，足以任此。”
刘基叩头说：“是如易柱，必须得大木然后可；若束小木为之，将速颠覆。以天下之广，宜求大才胜彼者，如臣驽钝，尤不可尔。”
洪武元年，朱元璋登上大宝后，准备拜杨宪为相。刘基与杨宪素来交厚，却以为不可，他说：“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焉者也。今宪不然，能无败乎? ”
朱元璋因此问：“汪广洋何如?”
刘基答：“此褊浅，观其人可知。”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何如?”
刘基答：“此小犊，将偾辕而破犁矣。”
朱元璋因此说：“吾之相无逾于先生。”
刘基却拒绝说：“臣非不知，但臣疾恶太深，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无才?愿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诸人，臣诚来见其可也。”
三年七月，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进封诚意伯。四年正月，赐老归乡里。
《明史.刘基传》和《诚意伯刘公行状》两份材料粗粗对比，好象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从《诚意伯刘公行状》多记载的张昶被杀事，再结合《明太祖实录》卷二四的记载，就不难推知李善长触怒朱元璋的时间是吴元年六月。
理由很简单：张昶就是在这年六月被杀的。
而也是《明太祖实录》卷二四，里面还记载有相国李善长在七月间“劝上即帝位”，朱元璋虽然答以“无庸汲汲”，但吴元年的整个下半年都在为开国登基做准备。
从朱元璋和李善长的君臣对话来看，朱元璋还是极其信任李善长，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找人替换他呢？
刘辰《国初事迹》记载有这段时间的一件事：“杨宪、凌说(悦)、高见贤、夏煜尝言李善长无宰相材，太祖曰：‘善长虽无相材，与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历艰险，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君，善长当为相，盖用勋旧也。今后弗言。”
结合《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和刘辰《国初事迹》来看，在吴元年，朱元璋根本不可能会想到要撤换李善长，所谓以刘基为相，只能是《诚意伯刘公行状》自说自话。
再有，《诚意伯刘公行状》记载朱元璋向刘基征询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人才能的时间背景，似乎是说洪武二年的事。
但查《明史》卷三百八《胡惟庸传》可知：胡惟庸洪武三年才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从二品)，此前为太常寺卿(正三品)。
朱元璋怎么可能考虑把一个太常寺卿一下子提为中书丞相？！
而《实录)卷一二八《汪广洋传》又记：“（洪武）三年，丞相李善长病，上以中书无官，召广洋为左丞，时杨宪以山西参政，先被召入为右丞。”
两相对比，即朱元璋考虑在杨宪、江广洋、胡惟庸三人中选拔中书丞相的事，应该发生在洪武三年上半年，毕竟，当时三人均在中书。
但无论是发生在洪武二年还是洪武三年，朱元璋都不可能提刘基为相而说出“吾之相无逾于先生”之类的话的。
原因只要想想洪武三年刘基为什么被免去御史中丞就知道了。
刘基为什么会在洪武三年被免去御史中丞？
洪武三年六月十五日，朝廷收到左副将军李文忠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发回的北征捷报，捷报中说，元顺帝安欢贴睦尔已于这年四月末就病死在应昌，而元嗣主爱猷识里达腊在大明王师到达前也已经仓皇出走。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记：(洪武三年六月)壬申(十五日)，左副将军李文忠捷奏至。时百官奏事奉天门，闻元主殂，遂相率拜贺。
元顺帝死，大明群臣皆大欢喜。
朱元璋本人也喜形于色地说：“元主守位三十余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
但是，就在群臣交口称贺过程中，朱元璋突然把目光投向治书侍御史刘炳身上，斥责说：“尔本元臣，今日之捷，尔不当贺也。”
朱元璋此话一出，朝臣不看刘炳而看刘基——刘基是朝廷中任职最高的曾食元禄者！
此后，朱元璋不但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任元者不许称贺。
而且在朝堂之上和朝臣大谈特谈起“忠君”之道起来。
朱元璋本来是反元精英，虽然他没有元朝为臣，但他是元朝之民，元民反元，理不正、言不顺。所以，朱元璋先是摇头晃脑说了一通“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然后语锋一转，指责“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声称自己是“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最后的结论是：“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洗白了自己的造反“罪行”，朱元璋开始评定起曾经在元朝担任过官职的“忠臣”与“不忠之臣”来。
在朱元璋的口中，曾经在元朝为官的元朝进士余阙，在至正十八年守安庆抵抗陈友谅时自刎身死，是大大的忠臣；另一元朝进士李黼，于在至正十二年任江州总管抵抗徐寿辉的进时殉国，也是大大的忠臣。
朱元璋称赞说：“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盖以励风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祠之。”
而曾在元朝短暂出仕，入明后得授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的危素，成了“不忠”问题人士，朱元璋以“亡国之臣，不宜用”之由，把他发往和州(今安徽和县)守为元朝殉节的余阙之庙，以此相羞辱。
刘基所遭受的情形，《明史》、《明实录》和《诚意伯刘公行状》都讳莫如深，没有详写，但仔细查一下朱元璋在该年七月下的《弘文馆学士诰》还提到刘基“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馆学士”，但八月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一写《庚戌京畿乡闱纪序》，已称刘基为“前御史中丞”。
可知，刘基在七八月间已被免去御史中丞之职。
还有，朱元璋是在六月掀起的“忠君”风波处理“不忠”问题人士，但他称颂余阙、李黼的时间却是在吴元年十月。
也就是说，“忠君”风波虽然没有暴发，刘基却早已是他心目中的“不忠”问题人士，怎么可能意属之为相？
所以，所谓朱元璋两次意欲起用刘基为相，其实是有心吹捧刘基的《诚意伯刘公行状》的镶金粉饰之举，不足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