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朱高炽:在位10个月,立起“仁宗”之名,他是怎么做到的?

朱高炽:在位10个月,立起“仁宗”之名,他是怎么做到的?

1424年,朱棣去世。当了20年太子的朱高炽,终于登上了皇位。

一般来说,皇帝的登基流程是:宗室或文武百官,军队百姓,上表请求太子登基为帝。这叫做“劝进”,以示此人登基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而太子则要谦虚地表示:不行,我无才无德,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这是要表示自己对权力没有野心,对皇位毫无渴望。

百官和百姓当然不可能答应换人继位。他们继续上表罗列太子的品德和登基的必要性,请求太子登基。太子再拒绝。众人再请求。

到第3次的时候,太子终于不拒绝了,“勉为其难”地同意登基当皇帝。

这套流程,叫做“三请三辞”。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既矫情,又虚伪,但是古人就是很看重这些虚礼。

但是根据《明仁宗实录》记载,朱高炽在走这套流程的时候,却有点没按说明书来,而是横生了一点枝节:

他没有按照惯例,在第3次被请求登基的时候,就点头同意,而是让大臣们足足请求了5次,才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当上了皇帝。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朱高炽为父皇朱棣守孝期间,又出了一件不符合常理的事情。

古人在父母去世之后,需要守孝3年,准确来说,是27个月。守孝期间,不能娱乐,不能办喜事,也不工作。

可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如果皇帝守孝27个月不上朝,不管事,天下岂不是要乱套?

于是,能屈能伸的古人,又发明了一个服务于皇帝的守孝规矩:以日易月。意思是,皇帝守孝一天,相当于一个月,只需要守孝27天就够了。

当朱高炽守满27天孝期的时候,礼部尚书吕震便按照惯例,请求朱高炽脱掉孝服,换回常服,结束孝期。

朱高炽没有说话。

精明的大臣,要从皇帝的沉默之中,读懂皇帝的言外之意:他不答应。

但是吕震并没有把皇帝的暗示当回事,而是直接告诉群臣:陛下要结束孝期了,你们也把丧服脱了吧,穿正常的官服上朝就行。

有大臣提出异议:陛下还没说话呢,这样不好吧。

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无需再穿那种最高级别的丧服了,换成次一级的吧。

不料,第二天上朝,大臣们惊讶地发现,无论是朱高炽本人,还是朱高炽的心腹重臣,依然穿着最高级别的丧服出现在了朝堂之上。而大批的官员,都降低了丧服的等级。

一时之间,场面尴尬无比。

朱高炽当了20年太子,6次监国,精明无比。他这两个不符合惯例的举动,当然不会是一时脾气上来了,执拗地要为难大臣。

他这些行动的背后,自有他的深意。

朱高炽的父亲朱棣,是一个热爱折腾的皇帝。朱棣在位22年,组织编撰永乐大典,疏通大运河,六下西洋,五征漠北,迁都北京。这些东西写在史书上,后人看了会觉得非常了不起,但是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却是沉重的负担。

朱棣在位后期,百姓苦不堪言,明朝各地爆发了多次暴动,民间甚至出现了“厌多男子,生辄弃之不育”的情形,意思是,很多百姓为了逃避沉重的劳役,纷纷弃养男婴。

朱高炽接手的,就是这么一个国库空虚、民怨四起的局面。他知道,他不能再继续延续朱棣的政策了,他的任务是停止朱棣的这些大工程,开始休养生息。

要进行这么巨大的转变,就必须要有所铺垫。所以,才会出现上文所说的这两件反常的事情。

让臣民5次劝进才肯登基,

是因为劝进表里,会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他优秀的品德、出众的能力、合法的继承权。他要不断地加深这些印象,树立自己的权威,强调自己是民心所向,为后面要做的事情减少障碍。

丧服事件,

是因为那个无视他意见的礼部尚书吕震,是朱棣非常重视的重臣,在朝中影响力很大。他要借助这个事件,打压老臣的同时,也向百官施压,现在是他当家做主了,他们都得听他的。

这只是和先帝旧臣较量的开端,后面他们还有不少博弈,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而做完这些立威的铺垫工作,朱高炽就开始着手发布他的新政了。

01、减轻百姓负担

朱高炽新政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减轻百姓负担。

为此,朱高炽切切实实做了几件大实事。

其一,减免拖欠

在朱棣年间,几项大工程同时进行,开支庞大。这些压力,自然就转移到了百姓身上。当百姓负担不起越来越繁重的赋税和劳役,便只能纷纷逃离故乡。

人一走,朝廷就收不上这部分税了。这对国库,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流民多了,也会引起动荡。

于是,朱高炽下令,让逃亡的人重归故里,朝廷不再要求他们补齐此前拖欠的税款和应征收物品。除此之外,他们回家登记之后,还能再免掉2年的税和劳役。

这么一来,百姓的负担就降低了很多。而逃亡的百姓回到家乡,恢复正常的生活之后,可以给朝廷正常上税,也能保证国库的稳定收入。

其二,降低赋税

朱高炽深知,民间之所以会出现大规模的逃亡和欠税状况,是因为朱棣年间,百姓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他们承担不起。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百姓的生活,依然会难以为继。

于是,朱高炽也下令,降低多项赋税的征收标准。除了缴纳的钱财变少之外,关于征收的实物方面,更是做了重要的更改。

比如说,各地缴纳的芦柴,每年减免3/10。这这生下的7/10里,还只有2/7需要交实物,剩下的只需要交钞币。

在朱高炽之前,明朝规定,养马户必须每年交纳一匹马,如果交不上来,就要巨额赔偿。要知道,养马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成本很高,很多穷人甚至被逼到卖妻卖子,都交不上朝廷要求的马匹和赔偿。

而朱高炽下令,养马户交纳的马匹,从一年一匹,改为两年一匹,如果交不上来,或者马养死了,赔偿的金额,也大幅度降低。

而之前因为养马而被卖掉的人,官府也必须帮助养马户出钱把人赎回来。

此前朝廷经常向民间征用木柴和金银等物品,朱高炽也下令,改为朝廷用钱财购买。

对于古代百姓来说,由于交通不便、人口流通少、生产力不便,实物的赋税,负担远远比钱财的赋税要大。

比如说朝廷向一个地方征收丝绢,而这个地方未必出产丝绢,他们就得长途跋涉,花费不少钱财,先从外地把丝绢买回来,可能还得做进一步的加工制作,再运到朝廷指定地方,而路上的损耗,也由他们承担。这一番折腾下来,百姓缴纳丝绢的负担,远远重于缴纳丝绢同等金额的钱财。

所以,朱高炽在实物方面的诸多减免,对于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大的意义。

朱高炽年间赋税减免的力度,在明朝200多年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其三,停止多项大工程

朱棣是在五征漠北回程的途中去世的,而朱高炽登基之后,就下令停止北征,对北方的蒙古不再主动出击,而是采取守势。

他告诉北方的边将,若蒙古犯边,只需把他们赶跑,把边镇守住,不要再大举出塞追击。毕竟,朱棣年间,五征漠北,除了前2次战果尚可,后年3次,都是劳师动众,却几乎找不到狡猾的敌人,军队消耗极大,却没有实质性的战果。明朝已经负担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他还准备从安南撤军,减少军费开支。

朱棣时代,郑和6次下西洋,开销大,收益却不能用之于民。朱高炽一登基,就下令停止下西洋。

他还打算把首都从北京迁回南京,减少漕运之需。

这些措施,在后世争议颇大,但是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确实减轻了不少负担。

02、减少严刑峻法

朱棣是靖难上位的,加上本人性情苛刻,于是屡兴大狱。

比如说,朱棣迁都北京之后才3个月,三大殿就被一把火烧了。古人相信,这是上天的示警,于是朱棣赶紧让群臣上书讨论自己的过失。可是群臣讨论一激烈,朱棣又不高兴,把上书的官员杀了一批,下狱了一批。

朱高炽登基之后,便释放了一批被朱棣以各种理由关押的大臣,还从政策上减少了这种冤案的发生。

其一,

朱高炽下令,若他出于一时愤怒,随意处罚大臣或手下,官员必须三次、五次地上奏,普通大臣不行,就由三公重臣上奏,奏到皇帝改变主意为止。

其二,

他规定,除非是谋逆的大罪,否则,一律只许处罚本人,不许株连家属。

其三,

审判重囚犯的时候,必须有司法部门之外的重臣参与进去,若判死刑,需要四、五次的复审,以最大程度减少冤假错案。

平心而论,这些措施,就连朱高炽本人,都未必能时时刻刻严格遵守。他也曾经因为李时勉上书戳中了他的痛点,直接把李时勉无罪下狱。

但是大部分时候,他都谨慎地对待司法案件,减少了不少冤假错案,以及无辜获罪的情况。

释放建文时期被无辜连累忠臣亲属,在某些范围内开始逐步客观地承认朱允炆,也是从朱高炽开始的。

03、缓和君臣关系

朱棣晚年,君臣关系相当紧张。

仅仅因为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执意亲征,朱棣就把自己最信赖、最重用的大臣之一,户部尚书夏原吉,关进了监狱。

而朱高炽登基之后的一大任务,就是缓和君臣关系,让官员们得以安心地、尽心地为朝廷服务。

他深知,长期依靠皇帝一个人的智慧,是不能好好治国的。于是,他首先要提高辅政团体的地位。

朱高炽的辅政班底,由大名鼎鼎的“三杨”,曾被朱棣下狱的户部尚书夏原吉,以及多个昔日东宫幕僚组成。早在受到朱棣去世消息的当天,朱高炽就已经对杨士奇等人说:今后我就要仰仗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啊。

登基之后,朱高炽果然兑现自己的承诺,

给了内阁更大的自主权。

除此之外,朱高炽还全面提升了朝中文臣武将的待遇。

朱棣是在北征班师回朝的路上去世的。为了安抚北征大军,大军还没回到京城,朱高炽就开始准备犒赏事宜。

等他正式登基,局势稳定之后,他又提拔了一批跟随朱棣多年的锦衣卫官员,笼络了一波人心。

按照明朝的惯例,逢年过节的时候,皇帝都会给大臣奖赏钱钞。可是如果有大臣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参加朝廷的宴会,就拿不到这些奖赏了。

朱高炽特地下令,今后凡是不能参加宴会的官员,也能根据各自的级别,拿到500或1000贯奖赏。

他还给任职较久的官员放探亲假,考虑到官员回乡探亲需要花钱,他还会奖赏额外的费用。

在北京的文武官员,每月的口粮,也翻了一番。

在朱元璋和朱棣年间,皇帝和大臣的关系,都是相当紧张的。到了朱高炽年间,君臣的关系,终于在朱高炽的努力和宽仁之下,变得和谐起来。

04、写在最后

朱高炽在位短短10个月,就猝然去世。可是他的历史评价却很高。

《明史》称赞他:

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由他开启的“仁宣之治”,也是历史上有名的盛世。

这和他高超的权术手段,以及一系列矫除积弊、利国利民的政策,都是分不开的。

也难怪他可以拥有“仁宗”这个庙号了。

你觉得是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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