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刘宋时期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谢灵运在后代诗歌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诗人与批评家都对其诗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接受，其中明代谢灵运诗歌的接受颇具特色。与有明一代文学复古思潮相始终，明代谢灵运诗歌的接受不论是在文本方面还是在理论批评方面都较前代有了质的飞跃。
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的历史分期
洪武至成化年间谢诗接受的沉寂。明代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总体上是随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相起伏的。在明代前期，以实用为主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占据主流，这一时期谢灵运的诗歌并不为明人所特别关注，只是依托经典传世文献和官方颁布的科举考试教材以零散的形态流布，而在文学批评领域较少被提及。
可以说自明开国后的约百年时间里，谢灵运及其诗歌的接受一直处于沉寂的状态，而这一蛰伏时期为明中后期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弘治、正德年间谢诗接受的大规模兴起。至弘治、正德年间，明代第一次文学复古运动正式兴起，谢灵运的诗歌才作为先唐古体诗至近体诗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大规模进入明人诗歌批评的视野。
前七子倡导文学复古，标举“古体宗汉魏”的诗学背景之下，谢灵运诗歌由于处在魏晋与齐梁之间这一特殊时期，其自身所携带的鲜明过渡性使得前七子对其的态度颇为暧昧。他们往往在理论上对谢灵运诗歌提出批评，如何景明就将谢灵运的诗歌坚决地排除出作诗可师法的范围。
但是，尽管前七子在理论上对谢诗普遍不甚推崇，但其创作实践与这种理论主张之间却存在着鲜明的错位：他们在诗歌创作中不仅多使用谢诗中的典型意象，而且多化用谢诗成句，在诗歌结构的安排上也有意仿照谢灵运山水诗的典型结构，甚至在诗题中明确表示对谢诗的模仿。
这种现象似乎充满了矛盾，而在前七子的中这种矛盾却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上，前七子“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的诗学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就诗歌学习者的首要学习目标来谈的，只有理论上近乎偏激的强调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明初诗坛的不良风气。
同时，一位卓有见识的诗人不可能对诗歌史上不同时期不同诗人诗歌具有的优长视而不见，在个人创作中转益多师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对于前七子而言，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对六朝诗歌、对谢诗并不十分认可，但谢诗艺术上客观展现出的优越性却无法因理论的偏颇而被完全抹煞。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前七子在理论上不崇六朝、谢诗而在实际创作实践中却对其多有师法。
嘉靖及其后谢诗的被推崇。与前七子同时或稍后，出于对前七子复古论调的反拨，一股崇六朝的诗学力量逐渐兴起，他们被称为六朝派。
六朝派对谢灵运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为纠正前七子蹈袭模拟、取法狭隘之弊，他们为六朝诗歌张目，在诗歌理论方面将谢诗接受推向一个高峰，不仅对谢灵运诗歌的源流及特质有较为深入的思考，更在个人的诗歌创作里对谢诗进行了全方位的学习。六朝派诗人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达到了诗歌写作实践与理论倡导的统一，这较前七子而言更进一步。
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中的若干问题
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十分突出的一个特征便是这一时期其诗歌文本的大量辑录。谢灵运别集已于宋代散佚，据现存文献，其后辽金元各代少有人进行谢集的辑佚工作，这一阶段谢灵运诗歌的接受只能依托《文选》《乐府诗集》这类传世的经典总集来进行，这其中保存的谢灵运诗歌数量较《隋志》所著录的谢灵运集已大大减少。
至于明代，刻书业空前发达，统治者对刻书的管制也极为宽松，私刻图书十分便利，图书出版达到了相当繁盛的局面。这一时期谢灵运诗歌得到了重新辑录，这为明代以来的谢灵运诗歌接受提供了坚实的文本支撑。
对谢灵运诗歌文本的重视是其诗歌接受的基础，而明人对谢灵运诗歌的接受又反过来推动了谢诗文本面貌的渐趋完善。明代谢灵运诗歌文本收集整理的盛况在前代谢灵运诗歌接受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可谓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之一十分突出的现象。
严羽的《沧浪诗话》作为宋代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对明代诗歌理论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其最为突出的论诗方式是“以禅喻诗”，在严羽的诗学体系中，汉、魏、晋与盛唐诗为最上乘，在严羽的诗学体系中，谢灵运诗歌是作为“透彻之悟”的起始而存在的，严羽对谢灵运诗歌的具体评价影响到明人对谢诗的接受。
明人在对待先唐古体诗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不同时代的古体诗进行了品第高低的评价，而谢诗在诗歌发展史中究竟应当处于何种地位这一问题在何景明提出“古诗之法亡于谢”的论断后引发了时人更为广泛的论争。
通过明代围绕“古诗之法亡于谢”的论争情况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何景明及其同调认为谢诗大量使用排偶，这与他们推崇的古体诗自然浑融而不矫饰的特征是相违背的，“古诗之法亡于谢”，因此谢诗不可学。
而六朝派与其他诗学思想较为开阔的理论家则认为不能够仅以“俳”或“不俳”作为评价诗歌的标准，作为唐诗先导的谢诗应当被纳入诗歌创作的师法对象之中。
处在晋宋这一过渡阶段的谢诗本身具备的双重特性。使得明代各理论流派能够对其进行符合自身诗学思想的理论阐释，这种论争本无是非之分，而更多的是出于各自立场的差异。
明代后期谢灵运接受个案研究
明后期，诗学批评逐渐进入总结阶段，这一时期的理论家开始打破有明以来各流派间的诗学壁垒，以极为开阔的眼光将历代的诗学思想融会贯通起来。明代后期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三位在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史上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评论家。
王世贞是明朝后期的文坛领袖，其《艺苑卮言》所反映出的文学思想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后七子的理论倾向。在理论上肯定谢诗的同时，王世贞对谢灵运诗歌本身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他认为谢诗亦影响了后代“典正可采，酷不入情”一脉的诗歌。关于谢灵运诗歌的特质，王世贞认为其中之一重要方面即为自然。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诗论家，王世贞认为谢诗的自然是琢磨到极致后的产物，他指出汉魏诗歌朴质天成，通过苦思难以习得，而三谢诗歌却由“琢磨”而得，但琢磨到极致也能达到与自然相合的境界。
胡应麟的诗学思想基本继承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诗学观念，认为诗歌愈古愈优，格调代降，他主张诗学汉魏，但同时并不贬斥六朝诗歌，而认为其亦有可取之处，对于处在六朝的谢灵运诗歌胡应麟甚至多有肯定。
胡应麟在论谢灵运诗歌时特标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依照“诗歌代降”的观念，胡应麟以时代先后依次列出汉魏六朝诸诗人以定其品第优劣，其中谢灵运列于十六中之第八位，又延续了前代以“初盛中晚”划分历朝诗歌的做法，指出谢灵运等属“六代之盛”。
许学夷在总体上依然继承了复古派古体崇汉魏的思想，但对六朝诗歌并不像前七子那般在理论上对其一味地贬斥，而是从较为客观的诗歌发展角度出发，虽亦言至元嘉“古体遂亡”，这其中却未见鲜明的好恶倾向，而认为这是诗歌发展演变的自然过程。
许学夷对前人评谢诗也有个人独到的见解。如其对于苏轼、杜甫等将陶谢并称便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苏轼并称“陶谢”只是就二人诗歌意趣超远而言的，东坡所言不差；而杜甫则以“陶谢”并为苦于作诗者。
总之，文学复古运动是明代文学史上极为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明代中后期以来，“古优于今”几乎成为时人论诗之主流，其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要复古，复何时之古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复古等问题上。
在这一过程中，谢灵运及其诗歌以其所处时代在诗歌发展史上的独特性与其自身卓越的艺术性成为明人论诗难以绕开的一个关键节点。而明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及不同个体间诗学观念的差异又造成明人对谢诗认识的分歧，这共同构成了明代谢灵运诗歌接受的总体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