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木兰辞》是北朝民歌，宋朝郭茂倩在编纂《乐府诗集》时归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中，是一首长篇叙事诗。
以史实考据，《木兰辞》的创作年代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前后。这一时期北魏国力鼎盛，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度强，所以“可汗”才可以点选兵将。木兰从军后的军资还需要自己购置，从马匹、马鞍、盔甲等等，都要自己买。这可能让现代人觉得有点奇怪，豁出去性命为皇帝打仗，皇帝连武器装备都不配给？木兰家更大可能是迁入了关内的鲜卑人家庭，是军户出身，有为皇帝打仗的义务。当然，皇帝也不会白白让军户们打仗，在税收和职位晋升上都会向这些军户倾斜，所谓“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当时华夏版图内诸国并立，战事频兴，因此整个社会都形成了尚武的风气，军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可能游牧民族都是这样的“战士文化”，后世的忽必烈在看到南朝的士兵都要在脸上刻字以防止他们逃跑，大感困惑，立刻就废除了宋朝执行的苛待士兵的“黥刑”。忽必烈体会不到中原王朝自大同八年（542年）至建隆二年（961年），长达400多年的政治制度的探索历程，自然也不会理解宋朝实行的一系列制度了。
大同八年（542年），权臣宇文泰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人编为六军，首创府兵制。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折冲府无兵可交，遂停上下鱼书，府兵制废止。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举措失当，以至于唐朝中央再难形成中央集权。此后唐朝首都长安凡有九陷，唐朝中央政府威信已失，实际上成了春秋战国时的“周天子”一样的存在。直到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右文抑武行政军事经济体系全盘改革为止，中华帝国在新一轮的治乱交替中摸索了400多年，天下才重新底定。因此，唐朝虽然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但如果从经济、政治制度等方向去看待，唐朝30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两段：武德元年（618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后隋朝与天宝十四载（755年）至建隆元年（960年）的前宋朝。
杨坚
隋朝是一个在政治制度方面颇有建树的一个王朝，隋文帝杨坚对中华帝国的贡献及影响之大，可能仅在秦始皇之后。隋朝的兵役制度直接继承自西魏-北周，而西魏-北周的政治制度直接继承自北魏。
北魏末年，六镇鲜卑民众起义，连绵数年，终于导致北魏政权的崩溃。北魏时的军镇，原是“坊”，同“防”，是建立边境地带拱卫国都的军事重镇。随着北魏帝国汉化改革，将国都迁往洛阳，民众多南迁。可是这些军镇为了要防范柔然、高句丽，还必须要维持。因此中央政府设置了很多限制当地军镇人口南迁的政策，逐渐形成了军户制度。随着帝国汉化改革的持续深入，北方边镇的军户“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多逃胡乡。乃竣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者，皆听流兵捉之，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由此造成士众离心，继而兵变。尔朱荣本是契胡（杂胡）酋长，却乘机而起，窃据中央，建立霸府后却又在北魏孝庄帝的绝地反击中被杀。尔朱氏兵众虽多，却再无牛人掌控全局。自此，北朝大乱。高欢、宇文泰分别瓜分了六镇之兵，建立起东魏、西魏，常年互相攻打。
然而，高欢的起点要比宇文泰高得多，六镇之民跟随高欢的有20万之众，跟随宇文泰的仅有万余。因此，高欢与宇文泰这对绝代双骄的实力，其实是很不平衡的。宇文泰虽然开基立朝，但是毕竟兵微将寡，因此宇文泰相比高欢更需要汉族地主的支持。因此西魏-北周的军制继续发展了北魏末年的坊镇制度，除了鲜卑人之外，汉族武装也被编组入伍，只是都被赐了鲜卑名，看起来都成了部落武装。宇文泰和苏绰改革了鲜卑旧法，兵民合一，这才在与高欢的对决中生存了下来，并且在梁朝内乱中趁乱夺取了荆州、益州，实力变得更为强大，最终北周灭亡了北齐，一统北方。
隋文帝杨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南征，灭亡了陈朝，海内再次一统。在这个过程中，府兵制功不可没。“军人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隋朝又进行整理工作，把府兵制度的根本条件，重新订定，在中央设置军府，府中的士官从老百姓中挑选而来，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召集到一起。府兵制最大的好处是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还保障了农业经济建设。
李渊父子起兵时，隋末战乱已经把一个号称海内富庶的隋朝折腾得七零八落，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过2000多万。国家财力薄弱，地方反唐势力时有反复，还同时勾连北方突厥帝国，以至于李世民倾府库以求和，初唐几乎因此而亡国。国家财力如此薄弱，因此李世民在隋朝府兵制的基础继续发展和完善了兵役制度。通常情况下，府兵到长安宿卫，由十二卫将军分领。出兵征防则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了。在贞观初年，还曾进行过府兵制和募兵制的廷议。最终，初生的唐帝国坚持了隋朝府兵制的全部制度，力行中央集权。为了将府兵制度坐实，唐朝还对府兵在租庸调制度上做了倾斜，并且执行了“狭乡迁宽乡”的移民政策，其主旨则是要满足府兵制的经济条件。
租庸调
唐初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唐王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对每一男丁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在这基础上实施了租庸调税法：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 。若因事增加派役 ，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为了施行继承隋代的二级地方行政制度，巩固统治，将天下按照山川形势、交通便利分为十个“道”，按需要设监察性的官吏协助中央监管州级行政区。唐朝前期，由于君主能力很强，因此国家性格也相当自信，与元朝设置行省制度时将全国地理拆得乱七八糟，以利于各地互相掣肘不同，唐朝的“道”完全是因势利导，方便管理和征伐所设置的。这些道的最高首领，称“总管”或“都督”，由朝廷临时委派出征大将充任，便于就地协调物资、兵力，进行征战。
其时的唐朝疆域面积不大，仅限于汉地，府兵征调轮戍基本能够在3个月内完成。府兵返乡还不误农时，因此可算是打仗种地两不误，而且还不易形成将领拥兵自重，发生司马懿高平陵政变的事情。这样一来，初唐时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的过程就相当平稳，中央政府调集全国资源的能力就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起来。这才有了“渭水之盟”后仅过了4年，李世民就能够一雪前耻，派遣李靖雪夜袭阴山，一战而亡之前的霸主国家——东突厥帝国。
东突厥帝国亡国后，唐朝的北部边境出阴山向北600里。后来随着唐朝不断向西北用兵，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等相继建立，唐王朝的疆域快速扩大。唐王朝的府兵制度受到了极大挑战。内地的府兵被派往极西之地，看起来恢弘壮阔，却因为战事频兴，往往数年不能返乡。府兵家庭常年缺少劳动力，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已经完成不了《木兰辞》所描述的购置武器装备的事了。府兵变穷了，很多人不愿意被征发当兵，纷纷逃避兵役，即使政府强行征发，府兵的战斗力也是聊胜于无。
同时，因为普遍的经济规律，隋代开始普及定制的均田制在正常发展中逐渐衰落，富二代、官二代们开始置办物业、田庄，唐帝国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制受到破坏。府兵既无经济基础，又再无土地。由此，唐帝国向外扩张机制受阻，由攻转守。这段时间发生在武则天称制时期，因为唐朝的疆域在龙朔二年（662年）达到最大，向西扩张到了咸海以西，也正是在这时，府兵制也已经走向没落。因此武则天时期的外战，输多胜少。以后突厥帝国复国为标志，唐朝的单于都护府、松漠都督府形同虚设。边疆少数民族纷纷袭扰唐朝边境，突厥勾连契丹，曾攻打至于河北中部，唐朝中央震动。
李隆基
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军事挑战，唐睿宗景云年间，开始了节度使制度，在边境地方军镇设置全权军政长官，并且改府兵制为募兵制，由国家提供军资配给。随着唐朝强盛的国力，唐朝在执行募兵制的初期，获得了战斗力的飞速上升。唐玄宗时，唐朝四面开战，多处报捷，国威大涨。唐玄宗也被唐人称之为“汉武”一样的皇帝，“武皇开边意未已”。
职业化的士兵，带来了战斗力的提升；节度使的设置，又激励了边疆武将的求战欲望。节度一词出现甚早，意为节制调度。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而得名。唐代节度使渊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北周及隋改称总管。唐代称都督。贞观以后，内地都督府并多省罢，唯军事活动频繁的地区尚存，以统州、县、镇戍。镇戍是经常性的防御据点，比较分散，兵力单弱，故每遇战事发生，必须由朝廷派遣行军总管统率出征或备御。规模较大的战役，又设置行军元帅或行军大总管统领诸总管。
唐玄宗在其父的基础上设置著名的天宝十节度，加上虚职最高级道，道下有大小节度军镇，大节度使辖数州，小防御使、团练使辖个别州。真正的州（郡）县二级地方行政结构松懈，开始演变成虚三级地方行政，最后地方权力集中在节度军镇上，藩镇节度使再经安史之乱突破朝廷轮流更换属地﹑不得兼任、不可在原籍任职的控制传统。
可见，唐朝中央政府对节度使和募兵制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设立藩镇，节度一方军务，快速高效的处理战争的需要，如同军分区。唐玄宗和他的朝臣们对这些是势力计算的非常精确，唐朝政府在各个藩镇中掺沙子、使绊子，使得各个节度之间的山头互有矛盾，不可能产生勾连。同时，唐玄宗也担心他的宰相们专权，他施展权谋之术，拉一派、打一派，甚至唐玄宗担心东宫的太子权势过大而影响了他的权威，哪怕唐玄宗本人已近古稀了。
至于唐玄宗时的节度使，他也计算过他们的势力，以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为例，所掌握的兵将最多时也只有唐朝的1/3，而且唐朝中央能够动用的财富、盟友非常多。唐玄宗礼遇安禄山，朝堂上各方势力对安禄山也多有掣肘。所以，如果以一个理智的人的心智，安禄山不至于要反。因为反了，安禄山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安史之乱形势图
然而，唐玄宗过于精明的算计，却偏偏没有算到安禄山敢于铤而走险。至于安禄山为什么会反，有很多种说法，在此不一一列举。然而，唐玄宗却在关键时刻举措失当，终于导致局面崩毁不可收拾，最后唐朝不得不借回纥之兵平叛。安史之乱绵延8年之久，唐帝国一片废墟。由于边疆军镇士兵内调平叛，众多边疆地区都沦入吐蕃、回纥之手。唐朝中央最大的损失是“天可汗”威信的损失，唐朝从此失去了征发周边各个部族打仗的权力。
安史之乱还有更大的后遗症，即叛乱并没有被彻底平息，唐朝封了安史乱兵的4个节度使在河北，形同国中之国。唐朝已经无力平叛，因此与之妥协。在安史之乱中，为了应对越来越不利的战事，唐朝不断在内地也设置节度使，军镇节度使制度由边缘渗透到内地普及。到唐朝被朱温灭掉，这期间有四十多个藩镇或互殴攻击混战，或联合对抗唐廷。藩镇自京畿长安洛阳，自内而外有唐廷直属控制藩镇，亲近唐廷藩镇，外交中立藩镇，死敌对抗藩镇（河北三镇）。唐朝开始由大一统集权体制被迫发展成权力下放：朝廷下放给地方，地方再下放给下级地方个人。权力一级级下放，集权逆行，体制大乱。
东西方对权力下放的观点截然不同。对于西方来说，社会公平与正义来自于国家之间的制衡，而对于东方来说，社会大一统则体现的是民众“畏乱”的心理诉求。所以，当唐朝由于战争需要不得不将权力下放时，类似于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的情形就再次上演了。
为了监视那些意图不轨的藩镇，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扶植一些亲藩，树立对立藩镇关系来玩平衡跷跷板。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持内外兵力的平衡，另一方面是不能解决平乱后大量散兵游勇不能安置。地主所有制的不稳定性和分散性，封建庄园与社会经济的广泛联系和依赖，农民人身依附关系一定程度上的减弱等原因，使得藩镇军队根深蒂固，成为了藩镇立身的社会基础——大唐天下彻底被藩镇分割了。
后来的唐朝皇帝也曾中兴过，出现过几次能解决藩镇的问题的机会，然而唐王朝的天下已经逐渐形成了宦官-朝臣-藩镇三方制衡的机制。皇权处于微妙的地位，任何一方势力的涨跌，都会造成其他势力的反弹。所以，当唐宪宗收拾完藩镇，准备清理家奴时反而被宦官给害死；唐文宗欲借文官集团铲除宦官时，宦官们又发动甘露政变，杀死了朝臣1000多人。此后，宦官掌握了禁卫军，朝政大事皆出北司。而藩镇们互相牵制，彼此争斗，谁也没有绝对优势，也纷纷在唐朝中央寻找内援。唐朝皇帝则还控制着关中、江南等几个亲藩，相对拥有一些实力。因此，虽然朝廷暗弱，但是恰在此时形成了势力平衡。
唐朝疆域图
唐朝中央政府与藩镇们达成了共治天下的默契。曾有几个皇帝，热衷于大一统，厉行削藩，结果都是瞎折腾一通。每次削藩之后的反弹，都让唐朝中央政府的威望和实力都下降了。唐朝后期的几个皇帝的心志其实都不算小，哪怕是唐昭宗，也曾经试图振作，编练新军，试图攻灭关中和中原的藩镇，再次强化中央集权。只是此时藩镇已彻底坐大，他们不会容许皇帝的势力重新崛起，所以唐昭宗折腾完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最后一点实力。朱温毁掉了长安，杀尽了宦官，迁都洛阳。唐王朝后期的统治支柱，宦官、文官、藩镇相互牵制、制衡的局面，一朝尽失，唐王朝随即寿终正寝。
晚唐时，由于中央政府势力羸弱，唐朝很少再发动对外战争，基本都是各地的藩镇为了保境安民发动的自卫反击作战。如此，当地的参战热情相对高涨，在中唐、晚唐时也取得了很多大捷，虽然与初唐时经常以少胜多，一战灭国的战例不能相比，但是唐王朝也因此实现了边疆清靖。这在王朝势力走向衰弱时取得的成绩，殊为不易。直到唐朝灭亡，河套一带依然掌握在唐朝手中，而当初与唐朝为敌的吐蕃、回纥等政权，都纷纷灭亡了。
唐朝灭亡后并没有立刻进入治世，因为还没有出现一个拥有绝对实力的藩镇来掌控局面，所以接下来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行最为混乱的时期。连续200多年的战乱，使得道德滑坡，以至于出现了与封建士大夫精神截然不同的冯道这样的官场不老翁。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背后，即是这200多年不断上演的“黄袍加身”的戏码如此深入人心的体现。同时，宋朝几乎在借鉴了唐朝藩镇之祸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执行了一整套新的政治制度，这以宋太祖留给后代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中可以一窥端倪：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的文官政治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大一统集权的政治风向开始变得保守了起来。这都与盛唐之后200多年藩镇之祸形成的民众整体性的“畏乱”心理有关，其影响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