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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读：
公元161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发动了对辽东地区的正面进攻，此战以明朝失去抚顺、清河一带的疆土而告终。在这之后，明金之间以停战为目的的一系列议和活动就此拉开了帷幕，但由于当时双方对于议和的“需求”截然相反，以至于直至萨尔浒战役爆发前夕，这一以“停战”为目的的议和都没能成功达成一致。在这整个过程中，明朝政府希望以议和为手段达到“不战而胜”（收复被攻克的疆土）或者赢得武力反击的时间这一终极目标；而当时后金方面则恰恰相反，对于议和的“需求”几乎为零，因此，这一阶段的议和没能成功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努尔哈赤驾崩之后才真正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公元1626（天启六）年，从“宁远之战”败下阵来的努尔哈赤没过多久便与世长辞，同年九月，四贝勒皇太极在诸贝勒的拥戴之下继承了后金大汗之位。次年八月，天启皇帝驾崩，崇祯皇帝继承大统，因此，从某种层面上讲当时明金双方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都处于最高统治者“新陈代谢”的阶段。也恰恰是如此，使得明金之间的议和活动有了新的转机。
努尔哈赤、崇祯皇帝画像
“宁远之战”后，后金的军事实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状态，从努尔哈赤生前亲率十三万八旗铁骑在宁远城下的惨败，再到皇太极在“宁锦战役”中的失利，使得后金在进攻辽西的军事活动中变得举步维艰。与此同时，后金内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严峻的莫过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危机。皇太极继位初期，由于努尔哈赤晚年在政策上的失误所导致的诸如粮食不足、资源匮乏等不良局面依旧存在，并且在短时间内还没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努尔哈赤生前所制定的一套“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体制使得皇太极在政治上颇受其余贝勒的牵制。因此，在这一系列的因素结合之下，迫使皇太极需要争取到一个喘息的时间，以此用来进行后金内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各方面的整治和调整。
袁崇焕画像
我们再将焦点转移到当时的明朝统治者身上。
崇祯帝朱由检上台之后，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首要难题便是整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常年专权所造成的困难局面，其次便是趁机稳住辽东地区的局势，保住辽西，日后再徐图恢复整个辽东。除此之外，其实明朝当局统治者还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即陕北地区农民起义的“大火”已呈燎原之势，并逐渐向全国蔓延开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倘若再不采取行动，明朝政府势必会陷入一种东面抵御后金势力的进攻、西面镇压农民起义的双线作战局面。而对于明朝统治者来说，想要彻底摆脱这种不利局面的唯一办法便是先稳住其中一方，再集中精力去解决掉另一方。
一开始，明朝政府是将辽东局势看作是“心腹之患”，而国内农民起义军的势力只能算是“疥癣之疾”，因此，常常将力量集中于辽东地区。而当明朝政府对于农民起义军的镇压和招抚不断遭到挫败且辽东局势有所好转之时，这一比喻也就全然反过来了。形势的扭转，使得集中兵力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军成为了当务之急，而辽东局势则尽可能的争取到时间缓上一缓才是上策。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明朝和后金双方自努尔哈赤死后其实都极度渴望着“议和”，虽然双方议和的目的都各不相同，甚至“心怀鬼胎”，但总而言之双方都是真心实意的想要议和。因此，在这种环境的烘托之下，明朝与后金之间开展了一场“史上”最有希望的议和“谈判”，但同时也是最没有成功可能的一次“谈判”。在该篇文章当中，笔者就围绕着这场特殊的“谈判”，来与读者朋友们做一番深入的探讨。
崇祯皇帝、李自成画像
本文的研究内容：
为何说这是一场没有成功可能的议和谈判？
据史料《清太宗实录》记载，公元1626（天迈十一）年九月，恰逢老汗王驾崩新汗王上位之际，时任宁远巡抚的袁崇焕委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崇尚喇嘛教的李喇嘛等34人的使团前往沈阳吊唁老汗王之丧，并借此贺喜皇太极继位。事实上，袁崇焕此番派遣使团出使沈阳之举，其实并没有征得朝廷的指示，而是出于侦察后金动态的目的，与此同时，也是用来试探后金新任大汗是否存在议和的意向。那么，袁崇焕想要与后金议和具体是为了什么呢？
参考图1
根据袁崇焕当时在辽东所制定的战略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答案：与后金“议和”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争取到一个缓冲的时间，用来构筑一道抵御金兵的“锦宁防线”，以此作为反击后金的军事基地。而当时的后金方面也正在计划出兵李氏朝鲜，以彻底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如此一来，在这种双方都“各取所需”的环境下，议和之举一拍即合，因此，出使于沈阳的袁崇焕使团受到了后金方面热情的接待。大约过了一个月后，袁崇焕收到了后金方面的回信，在信中皇太极除了表示对吊唁和祝贺继位的谢意之外，还明确的提出了双方议和的夙愿，并希望议和活动可以早日进行。但袁崇焕并没有给出一个积极的回应，而是以后金方面在信中将“大明国、大满洲国”等字样并写为由，不给予回书。但毫无疑问的是，袁崇焕此次试探性的议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目的，即了解到了后金方面也极度渴望与明朝议和的信号。
袁崇焕、皇太极画像
袁崇焕的“不予回信”之举并没有使皇太极停止寻求与明朝议和的机会，反而显得更加主动。公元1627（天聪元）年正月，皇太极派出后金使团将拟定的议和书交给了袁崇焕。信上表明：第一，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双方战争的责任在于明朝，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明方恃强凌弱，后金方面是出于不得已而反击，并在信中再一次重申了“七大恨”；其二，明朝承认正义是站在后金一方；其三，明方倘若想要议和，则先送给后金黄金10万两，白银100万两，缎匹100匹，布1000匹，以此作为“和好之礼”。和好之后，后金每年送给明朝一定数量的人参、貂皮等等，而明朝则需要给予后金经济上的回赠，如是而已。
收到后金方面拟定的议和书后，袁崇焕也给予了回信，大致内容如下：
往事七宗（即“七大恨”），汗家抱为长恨者，不佞（袁崇焕自称）宁忍听之漠之？……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若书中所开诸物，以中国之大，皇上恩养四夷，宁少此物？亦宁靳此物？然往牒不载，多取违天，恐亦汗所当自裁也。
皇太极、袁崇焕所在位置
两个月后，皇太极再次回信袁崇焕，内容如下：
来书乃云：“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夫理直在我，蒙天垂佑，赐与城池官民，今日退还，是不愿讲和，有意激我之怒也！……又云：“先开诸物，所当酌减”。夫讲信修睦，藉金帛等物，以成礼耳！我岂多而利此者？设尔国力有不支，则初和之礼，可酌减其半。
当然，以上仅是史料上所记载的一部分，囿于篇幅有限，笔者不能通篇都写上来，但从这些内容也足以窥见得出其中的“猫腻”。首先，袁崇焕主要是想恢复已经被后金所侵占的辽东和辽西的失地，同时要求归还被强制掳掠过去的辽东黎民，所谓“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便是如此。另一方面，明方在刻意淡化皇太极所提出的“七大恨”，并表示“七恨”已成往事，况且后金已由被压迫者转为了实行压迫者，以身份的转变迫使皇太极将此事暂且抛开。除此以外，袁崇焕还将皇太极索要的钱财当作成明朝皇帝“恩夷四方”的“羁縻银”，以此“偷梁换柱”，将其本质改变，并要求自裁（即减少所要的钱财）。
参考图2
而皇太极在回信中则表示：“夫理直在我，蒙天垂佑，赐与城池官民，今日退还，是不愿讲和，有意激我之怒也！”，说白了，退还已经被攻克了的土地和黎民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明确表示，明金双方应当划定边界，各自统治各自领土内的百姓，此举无疑是在变相的要求明朝统治者承认金国的政治地位，要知道明方一旦承认了金国政治地位的话，自然也就再也无权收回被掳掠过去的黎民百姓了，也可看作是承认了明方乃是“战败国”。除此之外，诸如“和好之礼”等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则可以“酌减其半”。
从双方的交涉中可以看出，明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回辽东失地以及黎民百姓，其余则一切好说。而后金方面的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住已经被攻克的土地，而且还要明方承认金国的政治地位，显然，此举与明朝之间产生了根本上的冲突，即失地的管辖权。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冲突根本是不可化解的，因为明方想要后金方面“吐出”已经吞在肚子里的“食物”，则等于让其前功尽弃，可想而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以上所述，就是笔者为何要说这是明金双方最有希望而又没有成功可能的一场议和活动了。
参考图3
结语：
毫不夸张的说，皇太极继位初期明金双方之间的议和活动是两国历史上最有希望的一次议和，但同时由于双方在根本上产生了冲突而导致这又是一场没有成功可能的议和。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从本国的战略需求出发，都极度渴望达成一个暂时的“和解”，以求争取到一定的时间去解决各自所遭遇到的矛盾，但无奈议和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双方都不可能妥协的难题，也恰恰是这一难题导致这一系列的议和活动失去了成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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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明太宗实录》
《明通鉴》，卷80
张帅：《清太宗时期的明清议和》
李鸿彬：《清朝开国对明议和的策略》
王燕杰：《朝鲜光海君时期对明、后金“两端外交”政策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