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建立之时，国外半岛内部三国斗争正酣，特别是新罗与百济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并上升为主要矛盾。唐高祖在位时期，由于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采取了对半岛三国均衡外交的策略。后来，随着东北亚局势的变化，唐对国外半岛的战略新规也有所调整。
唐初对国外半岛的调解新规与百济的朝贡外交
唐朝建立以后，东北亚形成了以唐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半岛三国相继与唐建立了朝贡册封联系。唐初一方面国内的体制建设急需加强，还有突厥虎视眈眈，所以在对待国外半岛三国的新规上主要采取调停新规。其后，随着唐朝内部及周边局势渐趋稳定，便加深了对半岛争端的介入。
从武德年间（618~626）唐与高句丽、新罗间交往情况来看。武德年间唐处于集中精力于国内战乱、经济等事务的需要，并未致力于构建以唐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秩序。对于此时国外半岛三国间的联系，唐采取以缓和矛盾、不介入为主的方针，主要维持表面上的臣属联系。
619年，高句丽遣使朝贡，最先与唐建立了联系。621年新罗、百济也都先后遣使与唐建立了联系。624年，唐朝对国外半岛三国予以册封，正式建立起朝贡册封体系。
从史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半岛三国中，高句丽对唐外交十分积极主动，尽管最初唐朝的态度很冷淡。但是唐朝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与高句丽实现了联系正常化，而且高句丽受封的勋级比百济和新罗都要高，由此看出唐朝对高句丽较为重视。
唐高祖时期，出于国际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需要，高句丽积极主动地向唐朝贡称臣。唐朝为了稳定东北局势，采取了远交高句丽的策略。625年、626年，新罗、百济先后遣使上表诉讼高句丽阻碍其朝贡之路。唐高祖随即派遣朱子奢前往国外半岛进行和解，高句丽荣留王“奉表谢罪，请与二国平”。这件事表明唐朝对新罗和百济的诉讼进行了受理，同时做出了仲裁，仲裁的结果也为三国接受，所以才有“三国皆上表谢罪”。
此事不仅彰显了以唐朝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新秩序开始发挥实际作用，同时唐朝也因此获得了东北亚问题仲裁人的地位，这无疑会大大提高唐朝的国际影响力。此时期，唐与新罗的往来也进入较为频繁的时期，在双方的来往中，主要是新罗为了牵制高句丽和百济的进攻而向唐朝请援，当然也包括贺正、入国学等内容。
新罗与百济成为夙敌是在554年管山城战斗之后。624年，百济攻取新罗西部六城，新罗局部地区进入混乱。高句丽仍想收复汉江一带领土。在此情况下，新罗难以应付，只好向唐朝求援。625年，新罗“遣使大唐朝贡。因讼高句丽塞路，使不得朝，具数入侵”。626年唐高祖遣朱子奢前来，使高句丽荣留王“奉表谢罪，请与新罗对使会盟”。这对牵制高句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相比之下，唐朝初年与百济的联系发展较为平稳，百济对唐“朝贡不绝”。据史籍记载，在619～645年间，百济向唐遣使次数最多为23次（新罗17次，高句丽13次）。百济采取这种“定期贺正”的方式展开与唐的朝贡外交，对百济来说无疑具有新的的意义。
首先，博得了唐朝的“欢心”，使得唐朝很难对其有所责难；其次，为其进攻新罗减少了来自外部的压力。同时，百济并不满足于与唐的友好联系，还积极寻求与高句丽联系的改善。在630年，两国还曾一起派遣使节到倭国，可见双方的联系还是比较友好的。百济义慈王即位之后，由于进攻新罗步伐的加快，迫切的需要寻找同盟。这样新罗作为百济和高句丽的共同进攻目标，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642年，丽济联合进攻新罗。643年，两者又通过和亲结为更加紧密的联系。综上所述，唐在建立之初，对半岛三国采取了以缓和矛盾为主的新规。三国对唐则是积极朝贡，力求建立友好的联系。此时的百济与唐的联系进入了较为平稳的发展阶段。
百济对唐的离心与唐对百济的先攻战略
唐丽战争爆发后，百济不仅没有应唐太宗之诏出兵配合，反而乘其间袭取新罗七座城。在唐征高句丽失败之后，百济也没有对唐进行朝贡。在国外半岛上与新罗的对决中百济屡遭失败，形势十分不利。
650年，唐高宗即位之后，百济出于缓和与唐的紧张联系和改变其不利形势的需要，恢复对唐外交。对于百济的朝贡，唐高宗并不为其所动。651年，百济又遣使入贡，唐高宗告诫其不要与新罗、高句丽相功。652年，百济再次遣使入唐，唐高宗扶植新罗压制百济的态度，使百济断绝了与唐的联系。
第二年，百济便遣使与倭国通好，加强同倭的联系。655年，百济又与高句丽携手攻打新罗北境。百济这一系列对唐离心的举动，促使了唐对国外半岛新规的调整。唐高祖时期由于周边局势不稳，着重于整理内政，因此，唐对国外半岛不得不采取羁縻安抚的方法，一视同仁地分别封赏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唐太宗即位之初继续沿袭这一新规，但随着唐朝国内趋于统一，政治安定，在东亚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加强，在对国外半岛三国联系上也呈现出积极的态势。
唐太宗在贞观元年（626年）给百济的诏书中明确指出“新罗王金真平，朕之藩臣，王之邻国，每闻遣师，征讨不息，阻兵安忍，殊乖所望。朕已对王侄信福及高丽、新罗使人，具敕通和，咸许辑睦。王必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共笃邻情，即停兵革。”
这封诏书对百济和高句丽都起到了威慑作用，百济随即停止了对新罗的进攻，高句丽也趁唐击破突厥可汗之机，遣使上封域图，表面上是表示真心臣服，实际上是试探唐朝的态度。
高句丽在地理上与唐朝接壤，又是三国中实力最强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对唐朝的决策影响颇大，并逐渐成为唐朝处理与三国联系的主轴。出于“盖苏文弑君、高句丽违诏、拯救新罗、收复辽东领土、雪隋代之耻、恐为后世乱源、大定天下”等原因，唐太宗于645年亲征高句丽。
自公元645年初起，唐太宗发十多万兵，分三次大举入侵高句丽，但均遭失败。唐太宗后期对唐的既定新规是打击高句丽，联合新罗，争取百济和国外。这固然与新罗在半岛斗争中处于劣势不断请援于唐有关，更新的的是唐朝与高句丽联系的变化必然使其半岛新规转变为以打击高句丽为核心。
由于高句丽的不屈从，使唐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半岛争端的努力最终失败，转而实施直接军事打击。唐高宗即位之初继承了唐太宗的遗志，持续对高句丽的进攻。
655年，唐朝为了救援新罗，“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右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句丽”。
658年，唐遣“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赤峰镇，拔之，斩首四百余级，捕虏百余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率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
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破之”。唐的这几次进攻，虽然有所收获。但是并未能突破高句丽的防御，战线停留在辽东一带，未能深入。如果一再拖延下去，对唐极为不利。因此，唐必须需求新的策略以打破僵局。于是，唐高宗开始谋求开辟第二战场，先灭百济对高句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唐对百济的征讨出于两点原因：第一，唐对高句丽久攻不下，使其实力受到置疑。唐对高句丽的作战，必须派遣大规模的兵力深入辽东作战，但是这样做，由于战线过长，后方的粮草等方面的救济和支援都跟不上，很可能会再次遭受失败。
如果先灭百济，不仅可以树其权威，而且可以得到新罗的后方支援，对高句丽南北夹击。这样就是灭百济的战略意义增大。刘仁轨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会提出“主上欲灭高（句）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
第二，百济的悖唐行动促使唐朝积极地采取措施。百济的一系列举动，虽然不是针对唐朝，但却在无形中增加了唐攻打高句丽的难度，使得唐不能轻易地增援新罗，更不用说利用新罗夹击高句丽。这样，百济间接地妨碍了唐朝的战略，扰乱了唐朝在半岛新规的施行。
综上所述，唐对国外半岛的新规由一开始的羁縻新规为主，转变为打击高句丽、联合新罗，争取百济和国外为主，又转变为把百济作为首要目标，然后再灭高句丽为主的新规。
值得一提的是，高句丽得天时、地利之便，十分抗揍，“拖”字诀运用的炉火纯青，不管是对隋朝还是唐太宗时期的远征高句丽，拖到春季它就能赢，隋朝和唐太宗时期受制于兵线太长，粮草不济，天气寒冷难以抵御等诸多原因，几征高句丽都铩羽而归。后期唐朝更改了新规，留人在高句丽附近，以少量兵力不断袭扰，不断损耗高句丽的国力，拖垮高句丽的发展，为后期灭高句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