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名声不错的帝王，一般到了晚年，都开始变得昏庸，这好像就是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定律。无上的权威和无边的享乐，世间没有什么人能不为其所动，不为其腐蚀，再贤德的人也难免骄奢淫逸，而骄奢淫逸，又大权在握，又有谁人能够制止？《孝经》有言：“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孙伏伽曾说：“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诤子，虽无道不陷于不义。故云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不诤于君。”而唐太宗李世民的身边，诤臣可是不少，其纳谏如流的例子可谓是史不绝书。李世民如果像李隆基那样活个70多岁，搞不好晚年真的会很昏庸；只可惜他只有51年的寿命，故而终其一生都是比较上进的，跟昏庸俩字沾不上边。
李世民晚年所谓推翻魏征墓碑，远征高句丽，劳民伤财修建宫殿，追求长生之道这四项是人们诟病比较严重的，但是说实在的，这些对于一个皇帝而言并不算什么。
人们对耿直的魏征自带好感，但他难道就不会犯错吗？
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日（643年2月11日），魏征病故，李世民命令九品以上官员都为其送丧，自己则亲手为他书写碑文、让其陪葬昭陵，这种待遇，称得上是极尽哀荣。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李世民就让人“踣所撰碑”。这就代表着他推翻了自己当初对魏征高度评价，究其原因，与一个人有关：侯君集。
侯君集是陪着李世民打天下的亲信之一。贞观十四年（640年），他率精兵奔袭数千里、灭掉西域的高昌国，颇具名将风范。因此，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初，他也被列为凌烟阁24功臣之一。
侯君集
但是，当初在打下高昌国后，侯君集本人及手下将士都曾大肆掠夺财宝，有关部门一纸弹劾，让他们的战功都打了水漂；此外，当时侯君集在朝廷里的职务是吏部尚书，而他认为自己有资格当宰相，却多次遭到李世民的拒绝。
两件事累加在一起，让这位名将心怀怨气。贞观十七年（643年），他与太子李承乾勾结、意图发起宫廷政变，但被李世民识破，随后落得了身首异处的下场。
实际上，朝廷里早有人预测侯君集会出大问题。
其一是宗室名将李道宗。“时侯君集立功于高昌，自负其才，潜有异志。道宗尝因侍宴，从容言曰：‘君集智小言大，举止不伦，以臣观之，必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对曰：‘见其恃有微功，深怀矜伐，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非毁时贤，常有不平之语。’”当时的李世民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侯君集的资质距离宰相之位还差得远，应当有自知之明。
其二是名将李靖。“侯君集得幸于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将反，至隐微之际，辄不以示臣。’太宗以让靖，靖对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时靖为左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俱自朝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而不觉，靖谓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
事实证明了李道宗、李靖的先见之明。但魏征对侯君集的评价，则与此完全相反。
魏征
当初，魏征曾经向李世民大力推荐杜正伦、侯君集两人，称他们有宰相之才。尤其是侯君集，魏征认为不仅应该任命其为仆射，而且还要将禁兵的指挥权悉数交给他：“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李世民认为侯君集喜欢自我夸耀，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后来，杜正伦因泄露国家机密被贬职，而侯君集则因参与谋反被处死。李世民对魏征当初的建议越想越不对劲：“按理说以魏征的为人和眼光，不应该犯这种原则性的错误啊？那只有一种可能，他这是在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话说回来，如果真的让侯君集掌握禁军，那极有可能将会再度上演一次“玄武门事变”。
结党，是封建时代所有帝王最忌讳的行为。再加上有人此时上书告状声称，当初魏征经常把自己递交的谏书拿给起居郎褚遂良看。起居郎，任务是记载皇帝言行、为今后编写史书提供素材；魏征这一举动若属实，无疑是想以犯颜直谏为自己博取好名声。这让李世民越发愤怒，于是下令停止公主与魏征之子的婚约，并让人推倒了自己当初为其所写的墓碑。“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不过到了贞观十九年（645年），在远征高句丽后回师的路上，李世民又想起了当初魏征的好，不禁心生悔意，又把那个碑立了起来。
这就说到李世民晚年的另一项举动：亲征高句丽。但他为这一行动感到后悔，并不意味着这是错的。
高句丽不是后来的高丽，而是从西汉一直到隋唐时期存在于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数时期都向中原称臣。
高句丽形势图
在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强势崛起，既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又兼具中原汉人的技术和文明：据史书称，高句丽人擅长骑射，而且作风彪悍，他们每年都举行全国性的校猎活动，甚至连执政官“大对卢”的产生，都是通过比较武力高下来决定。这种尚武风格，跟突厥、匈奴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在另一方面，高句丽也具有中原政权的特征。他们的耕织、冶炼技术都来自中原，依山建城定居；文化水平高，《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广为流传；法制完善，“用法严峻，少有犯者，乃至路不拾遗”，跟当初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有些相似。
这样的政权，比后世的辽国、后金更具威胁，也由此被中原王朝统治者视为眼中钉。早在隋朝前期，高句丽就因扰乱中原的朝贡秩序被隋文帝发兵攻击，但受制于后勤、天气问题，还未交战隋军就损失严重；到了隋炀帝在位期间，隋王朝三次远征高句丽，但由于战略战术不当，不仅没给对方造成致命打击，反而间接成了压垮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唐朝建立后，高句丽虽派使者称臣，但屡屡阳奉阴违。到了贞观十七年（643年），高句丽、百济联手攻打新罗，并阻断后者的朝贡中原之路。李世民亲派使者前去警戒，但竟被对方拒绝。
这无疑是对唐朝威严、利益的现实挑衅。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帅军十余万远征高句丽。虽然夺取了十座城池、纳降七万、斩首四万，但最终因后勤问题不得不退兵，没有实现当初的战略目标。兴师动众却未能成功，打破了李世民年轻时战无不胜的记录，因此他心生悔意：“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李世民
但即使如此，接下来的唐王朝也没改变对高句丽的政策，终李世民余生，大唐都对这一敌人保持不间断打压；到了总章元年（668年）高宗李治在位期间，名将李世勣攻下平壤，隋唐两朝持续数十年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来自东北地区的潜在威胁被中原铲除。相比较后世的宋、明，唐王朝灭敌于萌芽之中的战略何其英明。
至于指责李世民大兴土木，也许是指他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修建翠微宫。但真实情况是这样：李世民患有家族遗传的“风疾”（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类似于今天的中风)，而且他天生怕热，年纪大了尤其严重，每逢夏天都要离开长安避暑。为此，他命人修整终南山上原本被废弃的太和宫，命名为“翠微宫”，作为自己的避暑地。
封建时代至高无上的帝王干这项工程，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劳民伤财、昏庸无道”吧。
至于李世民食用丹药，一是为了治病，二是为了延年益寿。
李世民
年轻时候的他曾耻笑过秦始皇求长生不老。唐太宗讽刺秦皇汉武道：“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这很可能就是病魔和死亡带来的恐惧和对权力的贪欲，让李世民想抓住一切可能让他继续活下去的可能，为此他宁愿相信曾经不肯相信的东西。但他不知道的是，服食长生不老药反而加速了他的驾崩。
《旧唐书》的作者含着骨头露着肉在《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娑婆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在《郝处俊传》里引郝处俊的谏文又说了一句，“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在《宪宗纪》里额外补充地说了一句，“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
在绝对的权力面前，要求一个人保持自控力是极其不易的。而在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在理论上而言，帝王拥有对天下所有人和资源的完全支配权，这就是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昏君、暴君层出不穷的体制性原因。
相比较之下，拥有至高无上的生杀予夺大权，却能压制人性本能的驱使，既有为、又有所不为，则显得尤为难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朱勃曾说：“王德圣政，不忘人之功，采其一美，不求备于众。”称赞这些优秀帝王，不代表拥护封建制度；在一定的时代局限下，凡是能保家卫国、维持秩序、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家，都应受到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