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毫无疑义是中华民族英雄
文丨张希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宋徽宗（1100—1125在位）崇宁二年二月十五日（1103年3月24日），岳飞出生于相州汤阴县（今属河南）永和乡孝悌里的一个农民家里。今年是岳飞（1103—1142）诞辰920周年。今天，北京市岳飞文化研究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第一届岳飞文化学术论坛”，对于纪念岳飞，继承和发扬他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英雄气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岳飞研究，学术界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二十年前，在杭州举办的“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暨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朱瑞熙教授发表了《岳飞研究一百年（1901—2000）》的长文，对近百年来岳飞研究的成就做了很好的概述和总结，并对岳飞研究中争论的问题做了一些梳理。学术界几乎一致地认为，岳飞是中华民族英雄，但也有个别人持有不同意见。下面，谨就“岳飞能不能称为中华民族英雄”这一问题，谈一下我的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
1979年，全国上百家广播电台先后播出著名曲艺家刘兰芳的长篇评书《岳飞传》，引起极大轰动，广大听众纷纷叫好，给以充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有一些人提出了异议，担心会不利于民族团结。我的岳父罗扬时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主席，他知道我当时正在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1907—1998）读宋辽金史的研究生，就提出能否请邓先生写一篇关于岳飞的文章。于是，1981年5月，邓广铭先生在《曲艺》杂志1981年第5期上发表了《关于岳飞的几个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是由我整理的。（见《邓广铭全集》第八卷）1981年12月8日，我和导师邓广铭先生在《人民日报》联名发表了《略论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一文，《新华文摘》1982年第一期予以全文转载。（见《邓广铭全集》第七卷）1984年2月1日，我又和导师邓广铭先生在《光明日报》联名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一文。（见《邓广铭全集》第七卷）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和论述都是邓先生口授的，我只不过是加以整理成文而已。邓先生已经于1998年1月仙逝，我这里则是对40多年前邓先生和我的观点的重加申述。
现在之所以重申岳飞是中华民族英雄，是因为这一问题在某些人的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例如，1983年9月3日，陈益在《北京晚报》发表《岳飞能称民族英雄吗？》一文，提出“民族英雄一词是不能滥用的”，只能“指在反对外国入侵中战功卓著者”。宋与辽、金“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今天我们把岳飞、文天祥（1236—1283）称为民族英雄，不等于把金、元置于敌对外国的地位了吗”？所以，他认为：岳飞、文天祥“只能说他们是代表当时所在国家人民利益的抗战将领或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又如，1996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供实验用），2000年又颁布了试验修订版，同时组织编写了《学习指导》作为教学参考，收集了部分专家、学者对涉及历史教学一些问题的看法。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余桂元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民族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不宜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提法。……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1528—1588）、郑成功（1624—1662）等称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2002年12月10日《中国青年报》）于是在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不称岳飞为民族英雄，而是称为“抗金将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负责人解释说：“早在50年代后期的学术界，就有学者提出称岳飞为民族英雄是否会影响某些民族的情感。由于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有分歧，因此不宜把这一类的学术讨论引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材。”（2002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2015年3月，辽宁省原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岳福洪提出《关于在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恢复岳飞民族英雄地位的建议》，于是此后在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岳飞的“问题思考”中才说：“岳飞的抗金事迹，数百年来一直被民众传颂，人们将他视为民族英雄。”而在有关岳飞的“人物扫描”中则没有称岳飞为民族英雄。至今，还有一些人对岳飞能不能称为中华民族英雄仍存有疑惑。
二
什么是民族英雄？1990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汉语大词典》解释说：“【民族英雄】捍卫本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利益，对外来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作出贡献，令人钦敬的人。”从196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到2016年出版的第7版均解释说：“【民族英雄】捍卫本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利益，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表现无比英勇的人。”“试印本”还举例说：“如我国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等。”按照这一解释，岳飞毫无疑义是民族英雄。余桂元等人关于不能称岳飞为民族英雄的种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余桂元等人认为不能称岳飞为民族英雄的主要理由是，宋金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民族英雄只能“指在反对外国入侵中战功卓著者”。余桂元等人说这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其实，这恰恰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把历史现象、事件、人物置于特定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理解。中华民族，是包括从古到今所有曾经生活在和仍然生活在我国疆土上的各民族的总称。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1910—2005）在其大作《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在中华民族长时期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族间的友好往来、互相依存、彼此影响和逐步接近，这是相互关系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各族之间也出现过互相压迫和互相征战的事情，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另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还遭受过外国民族的侵略，特别是在近现代的一百多年之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更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其沉重的灾难。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捍卫本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利益，对外来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作出贡献，令人钦敬”的民族英雄。这里所说的“外来侵略者”，具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指中华民族内各族之间，在其对立斗争的历史时期内，其侵犯、压迫一方对于被侵犯、压迫一方来说，即为“外来侵略者”；另一种是指中华民族之外的外国民族，不论是来自东洋的还是西洋的侵略者，都是“外来侵略者”。抵御上述两种“外来侵略者”的侵犯，反抗上述两种“外来侵略者”的压迫的杰出人物，都是全中华民族的英雄。
十至十三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宋、辽、西夏以及宋、金、西夏三国鼎立的局面。它们分别是汉族、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都具备了领土、人民和主权这三项要素，所以，把这些同时出现的割据政权都称之为国家，是科学的、合乎实际的。他们之间则互为“外国”和“外来民族”。在宋、金、西夏三国鼎立时期，金朝统治者女真贵族为了掠夺中原和江南的土地、人口和财富，发动了侵略宋朝的战争。金朝统治者女真贵族即是“外来侵略者”。岳飞所投入的抗金战争完全是一场反抗外来侵略、捍卫本民族利益的正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岳飞始终坚决反对妥协投降，积极坚持抗战，他提出“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多次上书要求挥师北伐，收复中原，直捣黄龙。他先后率领岳家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北伐：1134年，岳飞率军从伪齐和金国的联军手中收复了襄阳、郢（今湖北钟祥县）、随、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信阳六个州郡。1136年，岳家军前锋长驱北上，深入敌境，收复了虢州的卢氏、栾川、伊阳（今河南嵩县西）、长水（今河南洛宁县西）诸县和商州（今陕西商县），大军抵达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城下。1140年，金兀朮（完颜宗弼，？—1148）大军南侵，岳飞率领全军北上迎击。在颍昌府（今河南许昌）、郾城县（今属河南）和临颍县（今属河南），岳家军与金军主力数次激战，都大败金军，歼灭和重创了金兀朮的王牌军“铁浮图”，给金军以十分沉重的打击；岳家军先锋部队还收复了郑州和河南府（今河南洛阳）。金兀朮被迫准备撤出开封，渡河北返。由于宋高宗（1127—1162在位）和秦桧（1090—1155）的破坏，岳飞才被迫班师，功败垂成。这是南宋抗金战争中所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战绩。岳飞为了捍卫本民族的利益，对女真贵族的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做出了重大贡献，令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无比钦佩与敬仰，称岳飞为民族英雄是当之无愧的。如果说岳飞这样的在“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中，抵御“外来侵略者”的侵犯、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压迫的杰出人物不能称之为民族英雄，那么就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割断了，把中国古代的民族英雄都一笔抹煞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虚无主义。
其二，余桂元等人还说，宋与辽、金“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今天我们把岳飞、文天祥称为民族英雄，不等于把金、元置于敌对外国的地位了吗”？这也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事实的。
诚然，宋与辽、金“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如前所述，在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确实是汉族、契丹族、女真族分别建立的南北对峙的独立国家。它们虽然都立国于中国疆域之内，但彼此之间却互相视为“外国”和“外来民族”。在宋辽、宋金战争期间，彼此则是“敌对外国”。岳飞所投入的抗金战争，虽然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但确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所以应该称岳飞为民族英雄。
我们虽然认为宋金战争时期，双方互为“敌对外国”，但是把岳飞称为民族英雄，并不意味着把金国排斥在中国之外。首先，宋、金都以中国自居，并不自外于中国，也不把对方排斥在中国之外。宋朝自不必说，金朝也是如此。金海陵王完颜亮（1150—1161在位）准备伐宋时曾说：“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金史》卷八十四《耨碗温敦思忠传》）同时，他还赋《题临安山水》诗说：“万里车书已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张棣《正隆事迹记》）可见，金朝也是以中国自居的。另外，宋朝、金朝也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宋太祖（960—976在位）乾德初年下诏：“其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夏禹、成汤，周文王、武王，汉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宋史》卷一〇五《礼志》八）金辽东宣抚司参议官王浍曾说：“本朝绍高辛（即黄帝曾孙帝喾，因出生并兴起于高辛[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故史称高辛氏），黄帝之后也。”（《金史》卷一〇七《张行信传》）金朝也下诏三年一祭三皇、五帝、禹、汤、文、武等“诸前代帝王”。（《金史》卷三十五《礼志》八）还有，宋、金之后，历朝历代，也都没有把金朝当作中国之外的外国。元朝的史官把宋、辽、金三朝的历史分为三史，分写为三书。明、清、民国都把宋、辽、金三史并列于所谓的正史之内。至于今天，更没有人把金朝当作中国之外的外国了。
其三，余桂元等人反对称岳飞为民族英雄的第三个理由是，岳飞只是“代表当时所在国家人民利益”，而不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至多是汉族的英雄，而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这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看待“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中的反抗外族侵略的杰出人物。
我们认为，在发生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战争中，凡是站在正义战争一面，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军事掠夺上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就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因为，他们的正义行动，不仅符合本族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民的利益，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岳飞正是如此。
根据当时的史书记载，金朝统治者女真贵族所发动的侵宋战争，凡是铁骑所到之处，“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舍屋产业”。（《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六引《赵子崧家传》）例如，1128年十一月，金军攻占开德府（即澶州，今河南濮阳），“金人入城，怒其拒战，杀戮无孑遗”，杀得连一个婴儿也没有留下。1139年，宋朝“复得河南地，唯开德府城中无一户旧居土人”，在全城之中竟然找不到一户旧有的居民。（《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九）又如，金军攻破北宋京城开封，搜刮金银财帛均以千万计；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皇女及宗室贵戚等三千余人北去；北宋朝廷上的舆服、法物、礼器、乐器、祭器等，所藏的书籍、舆图，以及技艺工匠和倡优等都搜罗一空，满载而去。
金朝统治者占领华北之后，任意霸占这一地区的土地、人口和财富。例如，1130年十二月，女真贵族粘罕（完颜宗翰，1080—1137）曾下令大肆掳掠中原的壮丁和士大夫，或役为奴隶，或驱往鞑靼、西夏去换战马。某一次，掳掠到云中（今山西大同市）的人数太多了，既苦于没有用场，又难于供应其饮食，金军统帅粘罕竟下令“驱三千余人，坑之城外”，将三千多人统统活埋在大同城的郊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建炎四年十二月辛未记事）又如，女真贵族为了加强对华北地区的统治，多次下令把女真的猛安、谋克从东北迁到华北地区，为屯田军；大肆掠夺数十万顷良田，分配给各猛安、谋克。这些猛安、谋克或者强迫汉族农民无偿地为其耕种，使之成为奴隶；或者或者以苛刻的剥削条件强迫汉族农民租种，而且常常向佃户预借两三年的租课。广大汉族农民无法忍受这种残酷剥削和压迫，只能逃亡，使猛安、谋克霸占的土地大片荒芜。
女真贵族的侵略战争和残暴统治，不但使华北地区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给汉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和痛苦，而且也阻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岳飞所投身的抗金战争，既是“捍卫本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利益”，也是保卫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阻止历史的倒退，因而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进程中具有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这固然符合了汉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女真族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所以说，岳飞不仅“代表当时所在国家人民利益”，而且“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称他为中华民族英雄，是理所当然的。
其四，还有一些人反对称岳飞为民族英雄，其理由是称岳飞为民族英雄，可能“会影响某些民族的情感”，应该加以“避讳”。这里涉及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如何讲述历史的问题。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长时期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也出现过互相压迫和互相征战的事情，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对于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不应该“避讳”，而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坦然面对，根据战争的起因、性质、作用、后果等，判定哪一方是压迫者，哪一方是被压迫者；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对于非正义的、压迫者的一方，必须指出其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烧杀掳掠”的野心和罪行而予以谴责；对于正义的、被压迫者的一方的内部，又必须区分哪些人是投降主义者而加以痛斥，哪些人是抵抗主义者而加以赞扬，树为楷模。这一原则，不但适用于汉族，而且理所当然地也适用于中华民族内部任何一族中的人。例如，我们称岳飞是中华民族英雄；而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872—926）统一了长城以北的许多民族，建立了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契丹（辽）国，对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开发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1068—1123）率领女真族起兵反抗辽朝的民族压迫和剥削，推翻了辽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金国，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也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他们也就不仅仅是契丹族或女真族的英雄，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
但是在民族战争中，凡属于非正义战争方面的人物，不论他立了怎样的战功，都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也不是本民族的英雄。这是因为，他们不仅给被压迫民族带来灾难，而且使本民族的广大人民和社会生产也深受其害。他们所代表的，仅仅是压迫民族的统治者的私利，而不是本民族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实际上只能起消极作用，这与其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当然是不相符合的。例如金朝的军事贵族兀朮（完颜宗弼），就属于这一类。
对于非正义的、压迫者的一方，还要把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开，把该民族的贵族与平民分开。实施民族压迫、发动非正义民族战争的，是其统治者，应该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其广大的被统治者，他们也是被压迫的受害者。例如在宋金战争中，“穷兵黩武”“烧杀掳掠”者是金朝的统治者女真贵族，应该对他们予以严厉谴责；广大女真族的平民则是被统治者，民族战争也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如金朝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女真氏族的所有成年男子，除病残者外，都有当兵作战的义务，作战时要自备马匹、武器和粮食，兄死弟补，父死子继，甚至父子兄弟一起被迫走上战场。这对于女真族平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既然女真族的平民也是被统治的受害者，女真贵族发动非正义民族战争的历史责任不应该由女真族的平民来承担。当然，更不应该由女真族平民的后裔来承担。这样，在今天也就不会“影响某些民族的情感”。
我们回顾发生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称那些“捍卫本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利益，对外来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作出贡献，令人钦敬”的杰出人物为民族英雄，其用意不是要翻历史旧账，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既不要陷入大汉族主义的泥坑，也不要陷入地方民族主义的泥坑，直面历史，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将民族压迫、民族战争的历史事件引为前车之鉴，不再重蹈覆辙。这样不但不会“影响某些民族的情感”，而且反而会消除历史上的民族隔阂，真正促进各民族情感的融洽，彼此和睦相处，实现和发展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以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三
郁达夫（1896—1945）在悼念鲁迅（1881—1936）逝世时指出：“没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怀鲁迅》）也可以说，一个没有英雄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民族；有了英雄，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幸运的，在其长时期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民族英雄。汉族的岳飞是中华民族英雄，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也是中华民族英雄。我们的时代是需要英雄的时代，对岳飞等中华民族英雄要倍加“拥护、爱戴、崇仰”。岳飞等中华民族英雄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人格魅力、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一定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抗日战争时期，岳飞等中华民族英雄曾经极大地激励鼓舞了全国广大军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八年抗战、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一定要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岳飞等中华民族英雄的人格魅力、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繁荣和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2023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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