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晋南朝时代，江东地区的文化冲突和融合，表现为侨、吴、士、庶之间的扞格互动，并最终形成了既体现汉魏中原文化精髓、又兼具吴地文化特色的江东文化。自隋唐以后，江东一直是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心。追溯其源，其滥觞就是东晋南朝时期形成的江东文化。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2005年6期
东晋南朝时代江东地区的文化冲突和融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讨论。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进一步探索。
一东晋南朝江东的主要文化类型
本文中的江东地区，大致为东晋南朝时代的三吴和会稽，因此常称为吴会地区。① 三吴的具体范围历来有争论。唐代《十道志》、《通典》、《元和郡县志》的解释是吴郡(唐苏州)、吴兴郡(唐湖州)和丹阳郡(唐润州)，或吴郡、吴兴郡与义兴郡(唐常州)。会稽的范围，则包括东晋南朝的会稽郡(唐越、明二州)。此外，位于吴郡以西、义兴郡以北、丹阳郡以东的晋陵郡(唐常州)，虽然在行政上属于南徐州(三吴和会稽则属于扬州)，但是实际上一向是吴地的主要部分之一。本文中的江东地区，大致相当唐代的浙西道及毗邻的越、明二州。
东晋南朝江东地区的居民，从来源上来说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土著居民，文献中称为吴姓或吴人(本文称之为吴人)；一是北方移民，文献中称为侨姓、侨人或北人(本文称之为侨人)。吴人和侨人双方都并未把对方视为异族，而居住在中原的胡人和汉人也都把江东的吴人和侨人一起视为汉人。但是在当时，吴人和侨人的确是两个在文化上有明显差异的群体，并在东晋南朝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这种差异使他们产生了各自的认同感。
(一)吴人与吴文化
江东地区的原始住民主要是越人。② 他们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中原华夏人的文化明显不同。自西周以来，华夏人不断南下，在将中原文化带到江东的同时，也与越人逐渐融合，建立了吴、越两国。吴、越两国王族祖先都来自中原，③ 因此王室使用中原华夏语；普通民众则使用越语。但吴、越两国在保留中原若干制度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顺从土俗。例如吴国建立者太伯、仲雍出于西周王室，《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载：“南奔荆蛮，文身断发……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左传》哀公七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荀子·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移入吴地的北人，也因而在许多方面被越化。因此在华夏人眼中，吴文化以躁劲轻扬、尚武好勇、长于舟战著称，明显异于中原华夏文化。④ 但是到了春秋后期，由于吸收了大量的华夏文化，吴国居民与周围地区的越人在文化上已有明显不同。⑤ 在越国统治下的会稽一带的越人也步吴人后尘，在文化上逐渐脱离其他越人。⑥ 正因为如此，吴、越两国统治者逐渐被中原所接受，两国也被视为华夏诸侯国。吴王夫差不仅发起和主持了华夏诸侯国的黄池会盟，还差点当上盟主。尔后，越王勾践也大会各国诸侯于徐州，周天王派人来“致胙”，表示承认。但尽管如此，吴、越普通民众在习俗与语言上仍保持着与中原不同的特色，⑦ 而且往往也因此被视为夷狄，而不被视为华夏人。《春秋穀梁传》哀公十三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范宁注：“祝，断也；文身，刻画其身以为文也”。《吕氏春秋·知化篇》载，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欲北伐齐国，伍子胥以为不可，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以后，这个融合过程加快了，特别是汉武帝时将大批越人强制迁移到江淮等地，更使得吴地居民成分发生了颇大改变。此时居民的主体吴人也被视为汉人。⑧
两汉及三国江东的吴文化，虽然已经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种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仍有相当大的差别。妹尾达彦认为汉代中原文化的核心，是浸透着华北农耕文化的儒教价值观。⑨ 而汉代吴地文化的特点则是好勇斗狠，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42“策权起事在吴”条，已注意秦末项梁、项羽，汉末孙策、孙权“起事之处，皆在吴”，在分析原因时指出：“盖自闔闾、夫差以来，吴兵甚强，汉魏时尚有遗风，非如今日吴人之柔脆，不足为用武地也”。但吴人在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等方面仍颇有不同于中原之处，如《宋书》卷82《周朗传》载周朗言：“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与此相对照的，则是《宋书》卷46《王懿传》所云：“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可见吴人的宗族组织比较松散，中原宗族组织却很紧密。因此东汉时梁鸿移居吴郡后，仍然把这里与中原对立起来。⑩
西晋时，虽然吴人早已不再被中原汉人视为夷狄，(11) 但他们与中原汉人在文化上的差异仍然很明显，存在颇大的隔阂。特别是在上层社会中，中原士大夫十分鄙视吴人，称之为“貉子”；吴人士大夫也看不起普通北人，称之为“伧”。(12)
在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后期)迁入江东的北人，有许多是举宗迁移而来的。(13) 他们很快就立住了脚，并积极推行一些适用于南方水田农业的中原农耕技术，促进了吴地农业的发展，并逐渐演化成势力强大的地方豪强。(14) 他们在生活习惯、语言上也逐渐“吴化”，后来更以“吴人”自居。孙吴政权主要就是以他们作为基础的，(15) 到东晋南朝时期，他们大多变成了吴姓士族。(16) 吴地普通民众则为吴姓庶族，其中大部分人是生活在士族荫庇下的农民，但也有一部分是地主，甚至是地方豪强。但不论其经济地位如何，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十分卑下，被士族轻视。
(二)侨人与侨文化
西晋末年，规模空前的移民大潮开始从中原涌向江东。《晋书·王导传》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资治通鉴》卷87“怀帝永嘉五年”曰：“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这次北人南迁，人数众多，延续时间长达百年，而江东地区则是最主要的移民接受者。(17) 这些移民被称为侨人，他们在江东地区的居住方式分为两种：第一，在首都建康周围，移民尤为集中，其中设在镇江、常州一带的南徐州有侨口22万余，东晋政府也因此而设置了二十多个侨州郡县来管理他们；(18) 第二，位于吴、吴兴、义兴与会稽诸郡，虽然也接受了相当数量的移民，这些移民却分散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吴人中，政府也未设置侨州郡县。(19)
东晋南朝时期的北人南迁除了规模大、时间长外，还有一个特点，即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南迁是由世家大族领导的。(20) 这些世家大族以曹魏和西晋的中原名门(如王、谢、袁、萧等高门名族)为首，南渡后形成了侨姓士族，掌握着政权，高居于社会的顶层。此外还有大量的普通北人也迁入江东，形成了侨姓庶族。侨姓庶族不像侨姓士族那样享有特权，其中大部分人地位卑下，只能当兵打仗，或者成为士族的佃客和私属。侨人数量虽然不小，但就南朝全境而言，主要居民仍然是土著。在江东，土著居民大部分是吴人，而吴人和侨人的主要差别在于文化与风俗习惯。(21)
(三)侨、吴、士、庶文化之别
东晋南朝的社会分为士(士族、世族、门阀、高门)与庶(庶族、寒门、寒人、寒族)两大等级。(22) 士族享有特权，庶族则没有特权。在这两大等级中，又分为侨姓和吴姓两大部分。这样，社会中的四个基本群体是侨姓士族、吴姓士族、侨姓庶族和吴姓庶族。这四大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因此在东晋南朝的江东地区，存在着侨姓士族、侨姓庶族、吴姓士族和吴姓庶族四种文化。
一般而言，士族文化体现了精英文化。余英时强调中国的精英文化(即“雅言”传统)不但起源很早，而且一脉相承，即使在政治分裂的时代，这种精英文化仍然维系着一种共同的文化意识。而汉魏中原儒家精英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文化的统一。(23) 这种统一性也清楚地表现在东晋南朝的侨、吴士族文化中。侨姓士族是汉魏中原精英文化的主要承继者，吴姓士族是吴地精英文化的负载者，而吴地的精英文化又源自两汉三国时代的中原精英文化。二者可以说是同源而异派，因此存在着差异。
侨姓士族是汉魏中原精英文化的主要承继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这些中原名门为主要基础的东晋政权，南渡时也把汉魏中原精英文化比较完整地搬迁到江东。如《隋书》卷49《牛弘传》所云：“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到江东之后，他们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因而这种文化特征也成了士族身份的主要标志之一。(24)
吴地的精英文化在汉代尚未能进入主流，江东士人因之在全国也没有地位。(25) 到三国时，中原精英文化发生了颇大变化，而江东精英文化则依然故我。王永平就吴地学术与中原学术进行了比较，认为清人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凡例》中的一段话很有识见：“三国之际，经学已成弩末。况值马(融)、郑(玄)之后，多变今从古。然此风于曹魏尤甚。若蜀、吴地偏，今学尚未尽漓，故虞氏之《易》出于孟、杨，仲通之《书》本于欧、夏，余亦多出今文。惟《诗》一派，蜀、吴多从毛、郑，而魏尚存鲁说，此又不可不知者也。”王氏强调这段文字指出在汉魏之际经学“变今从古”的大趋势下，吴地“今学尚未尽漓”、“多出今文”的特点，这是很深刻的。(26) 周一良指出：“三吴人士之政事文学俱有可观，而中原人犹以化外视之”。(27) 此外，吴姓士族也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在他们使用的原始吴语与中原汉语有很大差距上，(28) 而且也体现在礼俗、书法等其他方面，因此与中原精英文化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自成一系。(29)
在庶族方面，无论是侨、吴，都自有其文化特征。侨姓庶族文化以尚武、好斗为重要特征，如《南史》卷22《王昙首传附王俭传》载，王敬则出身侨姓庶族，名位显达后仍然不失本色，甚至在宫廷宴乐中也“脱朝服，以绛纠髻，奋臂拍张，叫动左右。上(齐高帝)不悦曰：‘岂闻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张，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张’。时以为名答”。张自烈《正字通》卯集手部“拍”字：“拍，张手搏捽，胡之戏也”，并举王敬则事为例。侨姓来自北方，与胡人接触较多，故善胡戏。而吴姓庶族文化则以“妖而浮”的吴歌等著称。(30) 较之侨、吴士族文化之间的差距，侨、吴庶族文化之间的差距可能大一些，但二者在许多方面也颇有一致之处。
由于这四大群体都自有其文化特征，因此东晋南朝的文化融合，就是这四种文化的融合。
二东晋南朝侨、吴、士、庶文化的融合
东晋南朝江东侨姓士族、吴姓士族、侨姓庶族、吴姓庶族四种文化的融合，始于东晋建立，一直持续到陈朝灭亡。这种融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带有明显的等级性。换言之，这种融合首先发生在同一等级之间，亦即侨、吴士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以及侨、吴庶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从而使得侨、吴文化的差异，逐渐演化为士、庶文化的差异。尔后，这种体现等级差异的士、庶文化，又逐渐融合，最后形成一种体现江东社会整体特点的新文化——江东文化。因此，这里我们先看侨、吴文化，然后再看士、庶文化的融合情况。
(一)侨、吴文化的融合
北人大批南渡后，不可避免地与原住民吴人发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主要发生在士族之间。经过一段时间后，侨、吴士族之间达成一定的妥协，王、谢等侨姓士族避开吴姓士族集中的吴郡、吴兴等地，开发会稽等地。(31) 但是政权仍然主要把持在侨姓士族手中。
侨、吴士族的冲突也表现在文化上，甚至影响到侨、吴士族之间的通婚。晋室南渡之初，出身于侨姓头等高门的王导为笼络吴姓士族，曾向吴地名门陆玩求婚，却遭到拒绝，理由是不能“乱伦”。(32) 可见侨、吴之间隔阂之深。甚至到了南齐时，吴姓士族对侨、吴之别仍然耿耿于怀。《南齐书》卷52《文学丘灵鞠传》载，吴兴乌程文人丘灵鞠说：“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辜”。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北人把持政权而言，但是从中亦可见文化冲突。然而，随着侨、吴士族之间妥协的达成，两种文化的融合加速了。(33)
在上层社会中，文化融合的主要趋势是吴姓士族“北化”。在东晋南朝大部分时间内，侨姓士族不仅把持了中央政权，而且高居于社会顶层，成为吴姓士族人士仿效的榜样。东晋初年，王导还不得不强作吴语，以笼络不愿说北语的吴地士大夫。《世说新语》卷6“排调第二十五”：“刘真长始见王丞相(导)……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刘注引《语林》曰：“‘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这表明即使在东晋江东的上层社会士人中，吴语仍然是本地人与北人之间一个重要的差异。由此也可知许多北人(如刘真长)听不懂吴语。但是到了刘宋时，吴地士大夫在正式场合(如朝廷议论、社会交际时)说吴语者反而成了少数。如《宋书》卷81《顾琛传》载：“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换言之，仅有少数人尚坚持在正式场合说吴语。吴姓士族在正式场合都不操吴语，在咏诗作赋时当然更不用土音。(34) 除语言外，吴姓士族还积极学习侨姓士族带来的中原精英文化。《抱朴子》外篇之26《讥惑篇》载，东晋初年，吴地士人葛洪深有感触地说：“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谓违本邦之他国，不改其桑梓之法也，况于在其父母之乡，亦何为当事弃旧而强更学乎？”并举例说：“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州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有古体，俱足周事”，因此“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他看不惯吴姓士人在文化上一味慕效侨姓士族，用讽刺的笔调写道：“(吴人)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犹其小者耳。乃有遭丧而学中国哭者，令忽然无复念之情……曰：‘此京洛之法也’”。葛氏的这些话，正是吴姓士族在文化上力求模仿侨姓士族的生动写照。
在下层社会主要趋势则刚好相反，是侨姓庶族的“吴化”。三吴地区的侨姓庶族分散于吴人之中，社会、经济地位不高，其中许多人甚至沦为吴姓豪族的佃客。(35) 因此他们与吴姓庶族接触较为密切，彼此通婚，大多不同程度地采用吴语。《颜氏家训》卷7《音辞篇》在谈到南北语言时说：“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陈登原在解释这段话时指出：“南变于越云云，则北来之人，受南方土著之影响也”。南方侨姓士族以讲洛阳话相尚，而讲吴语的北人主要是侨姓庶族。(36) 典型的例子是陈霸先，《南史》卷12《陈武宣章皇后传》载，陈霸先先娶吴兴钱氏女，续娶吴兴章氏(钮氏女)，因与土著通婚，说吴语，久已同化于吴人。另一个例子是萧齐大将王敬则，《南齐书》卷26《王敬则传》载，王氏系侨姓寒人，居晋陵南沙县，母为女巫，年轻时“屠狗商贩于三吴”，终生不识字。显达后，“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傍遑，略不尝坐，接士庶皆吴语”。其世子仲雄更作吴歌。王氏父子显然已经相当“吴化”。由此可见，侨姓庶族的“吴化”殆成趋势。
东晋南朝江东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也为侨、吴庶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南史·循吏列传》记宋文帝元嘉时，“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齐武帝永明时，“都市之盛，士女昌逸，歌舞声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这对于生活在大小城市里的侨、吴庶族来说，意义尤大。因为城市生活使他们之间接触更为密切，从而也使文化融合更为迅速。
然而，上层和下层社会的侨、吴融合在速度上颇不相同。大体而言，侨、吴融合在上层社会比较缓慢，而在下层社会则比较迅速。周振鹤、游汝杰在分析一个地区双语并行的原因时认为，一是移民有较强的族系意识，有意识地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二是移民聚居，自成社区。(37) 这两种情况明显地存在于东晋南朝时代的江东。事实上，东晋南朝(特别是东晋)的士族，无论侨、吴(特别是侨姓)，都具有相当强的封闭性。他们的族系意识十分牢固，宗族成员对本宗族有强烈的依附关系，生活在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里。正如谢灵运在《山居赋》里说的那样“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谢工商与衡牧”。除盐、铁和赋税外，士族庄园基本上不存在与外界的产品交流。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他们自然可以脱离外界的影响。与此相反，庶族的宗族组织和族系意识都较弱，居住也往往很分散，难以自成社区，因此无法与外界隔绝。同时，由于彼此接触较多，社会地位较为接近，畛域之见比较淡薄，相互关系也比较密切。特别是在土断之后，侨、吴普通民众都处于同一行政管理之下，身份差异日渐消失，在认同方面的差距也随之缩小，因此融合也更为迅速。(38) 总而言之，庶族之间侨、吴融合的完成，比士族之间侨、吴融合的完成，要来得更早。(39)
上层社会的侨、吴融合以侨人带来的汉魏中原文化占主导地位，而下层社会的侨、吴融合则以吴地原有的吴文化占主导地位。从此意义上来说，侨、吴文化的差异，逐渐演化为一种等级的差异。这种情况最明显地表现在双语并行上，即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东晋南朝士人讲北语，庶人讲吴语。这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可以得到印证。据颜之推本人的直接感受，“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而“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陈寅恪对此解释说：“南北所以有如此不同者，盖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而河北则社会阶级虽殊，而语音无别故也”。换言之，在北方上下层社会所使用的语言差别不大，而在南方则差异明显，以至仅听“数言”即可辨“士庶”。在此意义上，“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40) 当然，这种语言差异既然体现了士庶的等级差异，也会随着士庶关系的变化而改变。
(二)士、庶文化的融合
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东晋南朝时期的侨、吴文化融合中，也存在着与上述趋势相反的倾向，即在士族方面，侨姓士族越来越多地受到吴姓庶族文化的影响；而在庶族方面，吴姓庶族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侨姓士族的文化。
在士族方面，周一良指出：“(到了南朝时)，渡江已百余年，侨人虽高自标置，不自觉中亦受南人影响”。(41) 唐长孺指出南朝宫廷文学的产生及其特点与吴姓寒人(特别是商人)有很大关系，而同时反映城市生活并以爱情为主题的吴歌、西曲等，也在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中传播开来。(42) 甚至在语言方面，虽然士族以洛阳话为正式语言，但是如陈寅恪所言，东晋以来士族以吴语接庶族。(43) 换言之，侨姓士族也逐渐学会了吴语，因而才能对庶族使用吴语。一个典型例子是连王、谢这样的最高门第的侨姓士族也常讲吴语，甚至在对侨姓人士讲话的场合也是如此。如《世说新语》下卷《排调第二十五》：“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顶鸟，但闻唤哑哑声’。”甚至皇室也因为受到周围吴姓寒人的影响而使用吴语。
到南朝时期，最高统治集团基本上出身于庶族。宋、齐、梁三朝皇室是侨姓庶族，而陈朝皇室则来自吴姓庶族。在他们身上，仍然保持着浓重的庶族色彩，并未受到儒家礼教的熏陶，(44) 在文化上也明显地保留着下层社会的文化特征。例如《南史·齐本纪废帝郁林王》载，齐郁林王喜欢“微服游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与群小共作诸鄙亵，掷途赌跳，放鹰走狗”；《齐本纪废帝东昏侯》载，齐东昏侯(后废帝)则“于苑中立店肆……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帝小有得失，潘则与杖……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于时百姓歌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因此之故，下层庶人的文化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宫廷，《南齐书·萧惠基传》称：“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南史·王昙首传附王僧虔传》载，到了宋末，齐高帝辅政，王僧虔上表请正声乐，说：“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成为南朝上层社会文化的一个来源。如《宋书·乐志》所云：“孝武大明中，以鼙、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由于宫廷的特殊地位，使得这些源自下层社会的庶族文化也逐渐为士族所接受。(45)
可见，在东晋南朝特别是南朝时期，出自庶族的俗文化逐渐变成士族文化的一个部分，殆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士族文化也在“庶族化”。
在庶族方面，无论吴姓还是侨姓，都受到士族的重大影响。因为士族在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是庶族仿效的榜样。例如《宋书·徐湛之传》载，徐湛之系侨姓士族，“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这些门生投靠徐湛之，当然也会仿效他的士族文化。庶族中的许多人逐渐接受了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原文化。(46) 经过东晋南朝，“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47) 庶族中受过教育者，其受汉魏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更深。例如他们在做诗撰文时，“必依仿胜流，同用北音，以冒充士族，则更宜力避吴音而不敢用”。(48) 典型的例子如东晋南朝江东著名地方豪强武康沈氏。两《唐书·沈法兴传》载，族人沈法兴在隋末率宗族数千人起兵，占据了江东十余郡，企图割据。沈氏是吴姓庶族，具有反对侨姓统治的倾向，但是在东晋与南朝各朝，沈氏都有人在朝廷任职。沈氏出仕者，在东晋和刘宋时代以武人著称(如沈充、沈田子、沈林子兄弟等)，而到了齐、梁、陈时则以文人闻名(如沈麟士、沈约、沈旋、沈众、沈文阿、沈沫、沈不害等)。这表明侨人带来的汉魏中原文化已在吴兴土著沈氏家族生根，并已成为该家族的特征。即使在江东的边缘地区，如斯波义信所言，原有的土著文化在以儒家、佛教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渗透下，也发生了很大改变。(49) 例如吴兴郡故障县，侨人不多，文风亦不盛，但到了南朝时代，本地人向学者渐多。《南史》卷72《文学吴均传》载，故障县青山人吴均，“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成为梁朝著名文士和学者，并深受梁朝临川王和武帝赏识。像这样的吴姓庶族，在文学和学术乃至意识形态上与侨姓文士和学者已无二致，所用语言也是一种“北化”了的吴语。如后所述，到了梁、陈时代，士庶之分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文化的差异，而庶族在文化上竭力仿效士族的结果，是家世谱系逐渐不被重视。唐人薛谦说：“晋、宋祗重门资，有梁雅爱属词，陈氏特珍赋咏”。(50) 换言之，寒人倘若受了一定的精英文化的教育(如能诗词歌咏)，就有可能成为士人。同时，这样就使得士庶界限越来越不易区别，社会等级的文化特征也在逐渐缩小之中。
总体来说，虽然在东晋时期，士族和庶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很明显，而且士族竭力保持自己高不可攀的地位，但是到了南朝，士族代表的精英文化和庶族代表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异开始缩小。这种缩小，主要原因如余英时所言，是由于大众文化的发展演变往往并非独立进行，而是从上层文化中渗透下来的，只不过是经过了一番“俗化”而已。(52) 庶族在文化上竭力摹仿士族，士族代表的精英文化当然“渗透”到了庶族中。如上所述，在东晋南朝时期，吴地俗文化(实际上也就是庶族文化)的一些内容(如吴歌、白苎舞等)也逐渐向上进入了士族文化。(53) 虽然士族中的保守人士(如王僧虔等)对此深感不满，并且公开反对，(54) 但是这种俗文化不仅受到宫廷和庶族出身的高官显贵的喜爱，而且逐渐为许多出身士族高门的人士接受。
三东晋南朝江东文化融合的社会背景
无论在什么社会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都存在距离，但同时也具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彼此发生影响。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差异的大小，往往取决于社会流动性的强弱。社会流动性越强，这种差异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在大多数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等级结构僵化，导致社会流动性很小，因此上下层文化差异不仅很大，而且持久，成为等级差异的一种表现。(55) 只有当着原有的社会等级结构被打破、社会流动加强后，这种差异才会消失，从而出现一种全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
余英时指出在传统的中国，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交流比较畅通。(56) 弗里德曼则说传统中国的“精英文化和农民文化不是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后者的另一版本，而后者也是前者的另一版本”。(57) 尽管弗氏所言可能失之简略，但是较之与中世纪欧洲那种精英文化自成一个“封闭的传统”(closed tradition)的情况，(58) 中国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和互动确实比较显著。由于这个特点，两种文化也比较容易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整体的文化，而不像欧洲那样两种文化彼此隔绝。(59) 但是在东晋南朝时代的江东，也出现了与中世纪欧洲相类似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个时期的江东社会是一种僵化的等级社会。其主要特征，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士庶悬绝”。士、庶两大等级具有世袭性，变动非常困难。(60) 在晋、宋之际，士庶区别“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61) 由于士族在文化上日益“北化”而庶族在文化上不断“吴化”，因此原来的侨、吴文化差异已转化为一种社会的等级差异，即士、庶差异。在此情况下，为何会出现士、庶文化融合呢？
由于长期的相互影响，侨、吴、士、庶文化越来越相互接近。从技术上来说，这使得彼此的进一步融合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作为它们基础的等级壁垒不打破的话，融合仍然是很困难的。因此关键在于导致这种文化差异的社会等级界限是否能消除。如果社会等级界限逐渐消除，这两种新的文化就有可能融合为一种朝野士庶都接受的共同文化。
士族衰落和庶族兴起，是南朝时代江东社会的重大变化，意义十分深远。作为这一变化的主要表现，政权先由侨姓士族手中转移到侨姓庶族手中，然后再转移到吴姓庶族手中。(62)
自刘裕建立宋朝开始，侨姓庶族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最高政权，但是士族在社会上还有很大的影响，(63) 庶族仍然在文化上竭力仿效士族。不过随着庶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地位的上升，他们自己的文化也逐渐挤入了以往一向由士族垄断的上层社会，成为上层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在此背景下，“梁武帝时南北区别渐泯，不惟南人日以兴起，荒伧亦复进用”。(64) 侯景之乱后，以陈霸先为代表的吴姓庶族取得政权，士族对政权的支配基本结束。士族的衰落和庶族的胜利也加快了体现社会等级差异的文化鸿沟的缩小。但是，这需要一定的具体场合。否则，如果还是侨、吴、士、庶隔绝的话，文化鸿沟仍然无法缩小。
东晋和宋、齐、梁朝虽然是侨人掌握政权，但吴人在国家机构中也具有重要地位。东晋是侨姓士族控制政权，但是南渡侨姓士族，连同司马睿本人在内，实际上如《晋书·周处传孙勰附传》载江东大族代表义兴周勰语，不过是一批“亡官失守之士”。《世说新语》上卷《言语第二》载，司马睿自己也承认“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他们把持政权，“驾御吴人”，当然会招致吴人、特别是吴姓士族的不满，甚至举兵叛乱。《晋书·周处传子玘附传》载，周勰之父周玘就因谋叛不成而忧愤而死，临死前对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我子也”。周勰秉承父志，纠集江东地方势力，起兵叛乱。为此，东晋最高统治集团不得不大力笼络吴姓士族，让他们在政权中分一杯羹。尔后宋、齐、梁三朝，侨姓庶族掌握了最高权力，侨、吴士族在政权中的地位都有所下降，而侨、吴庶族的地位则明显上升。到了陈朝，政权转移到吴姓庶族手中，而其他势力(侨、吴士族和侨姓庶族)的作用仍然很重要。因此东晋南朝政权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各种社会集团共同参与的政权。由于这种性质，东晋南朝的官僚机构和军队都是各种势力的集合点。
在官僚机构中，虽然朝廷中的高官重位多为士族垄断，但并非绝对。特别是到了南朝，朝廷的机要官位多为寒人(庶族)所专，(65) 士族则大多任“清要”之官，地位虽高，实权却小。至于中下级官位，则以庶族任官者为多。如《梁书》卷3《高祖纪》载，宋、齐朝规定：“甲族(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寒门)以过立(三十岁以上)试吏”。在军队中，侨人(特别是侨姓庶族)占了绝对优势，但是其他社会阶层人士也参与其中。例如东晋时握有重兵的王敦，本人出身侨姓士族高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基本上是侨姓庶族，但其幕府中也有像沈充那样的吴姓大族。到了南朝，寒门出身的军阀有很多位至三公，任总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很大，因此也有一些士族和他们结亲。(66) 这种情况尽管不普遍，但是也表现了政治权力在破除社会阶层界限方面的作用。
在东晋南朝，宫廷是社会精英最重要的社交场所。这种社交作用，在唐宋以后已不很重要，但在贵族社会色彩尚浓的东晋南朝(特别是东晋)却不容忽视。通过宫廷的社交活动，使得具有各种背景的人物得以聚集在一起，从而加强统治集团的凝聚力。这些宫廷社交活动为侨、吴、士、庶文化的接触和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场所。
萧齐时代的一次宫廷盛宴，就生动地显示了这种情况。据《南史·王俭传》，齐高帝萧道成曾设宴于华林园，令参加宴会的文武群臣“各效伎艺”。于是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秀歌《子夜来》，张敬儿舞，王俭则说：“臣无所解，唯知颂书”，于是“跪上前颂相如《封禅书》”。高帝说：“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后又令陆澄颂《孝经》。接着王敬则“脱朝服袒，以绛纠发，奋臂拍张，叫动左右”。在这些大臣中，王僧虔、王俭、褚彦回、柳世隆是侨姓士族，其中王僧虔和王俭叔侄更出于一等高门的琅邪王氏，陆澄是吴姓士族，而沈文秀是吴姓庶族，张敬儿、王敬则是侨姓庶族。在这次宴会上，陆澄敬颂儒家经典，王俭朗诵汉代中原文学名篇，王僧虔和柳世隆用古琴进行演奏，褚彦回则用北方传来的胡人乐器，沈文秀唱吴地民歌，张敬儿跳的大约是军中舞蹈，而王敬则拍张则充分体现了吴地下层侨姓的文化，(67) 在宫廷的宴会上，侨、吴、士、庶文化共聚一堂，可见彼此开始相互接受。
因此，东晋南朝的主要社会集团，围绕国家权力机构这个中心，密切了彼此之间的接触，从而大大促进了彼此文化的融合。
四江东文化的形成
杜佑在谈到江东社会风气变化时说：“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据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为之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68) 这段话，可以视为对东晋南朝江东文化融合的一个总结。(69) 由于江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历，自永嘉之乱起，经过几个世纪的融合，在江东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已非汉魏中原文化，亦非原有的吴文化，而是兼具二者特点的新文化，我们称之为江东文化。随着这种江东文化在从“闾阎贱品”到士大夫的各社会等级中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原先的侨、吴文化的界限也最后趋于消失。(70)
这种情况，非常明显地表现在语言的变化方面。在士族方面，虽然坚持以洛阳话为标准语，但天长日久，在吴语的影响下，士族使用的洛阳话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一种“音杂夷夏”的北语。(71) 余嘉锡指出：“自西晋以前之语言，必以洛阳语为准。南渡以后，更以建康为归。但中原士大夫，居吴已久，既为忘其土风，亦渐效为吴语……于是建武以后之建康，自成一种南北相参之音调，如后世之所谓官话然者。士人如不解此，则无以应对周旋……大抵晋宋以后，凡南人而不能操建康语者，则皆目之为楚云”。(72) 周一良也认为：“南境诸州中，扬州人口最多，而侨人最少，占全州人口一百四十五万余人之百分一点五。故扬州虽为侨人之政治中心，而此州之少数侨人实最易为绝大多数之吴人所同化。颜之推已言‘南杂吴越’，吴越即南朝扬州之境。盖扬州之侨人不自觉中受吴人熏染，于中原与吴人语音以外，渐形成一种混和之语音。同时扬州土著士大夫求与侨人沆瀣一气，竞弃吴语而效中原语音。然未必能得其似，中原语音反而因吴人之模拟施用，益糅入南方成分。此种特殊语音视扬州闾里之纯粹吴语固异，视百年未变之楚言亦自不同”。(73) 唐长孺则指出：在东晋南朝，“吴士虽然学说洛阳话，终究带着吴音。《颜氏家训·音辞篇》便说‘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颜之推所说的‘南染吴越’的音辞，包括南渡侨姓与吴士。葛洪所谓‘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的语言就是这种吴人口中的北语。隔了多少年之后，连侨人也受到同化，一样的说那种不南不北的吴化洛阳语了。简单地说，这种吴化洛阳语相当于蓝青官话，因为是官话，所以只行于士族间”。(74) 这种吴化洛阳语当然已非原来以汉魏洛阳方言为标准音的北语。因此操北语者，如刘裕虽“累叶将相，楚言未变”，反被说是“雅道风流”。(75) 这种情况不仅对于武夫如此，对文士亦然。“其时(南朝时经学家)自北来者，崔灵恩、宋怀方、戚衮外，尚有孙祥、蒋显等，并讲学而音辞鄙拙，唯卢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76) 可见即使是学者操“正宗”北语者，亦被轻视。周一良对此发问说：“渡江以后，侨人既以中原为尚，一切皆北胜于南。保存百年未变之楚音，自当为侨人所贵，何以……对楚音表示轻视？此其一。侨人语音即来自中原，虽晋宋以后中原语音渐杂胡语，亦不致相悬已甚，何以梁时对伧人语音如是之厌恶？此其二”。其答案是：“窃谓一言以蔽，侨人同化于吴人耳”。(77) 与此相类，如果说南朝士族讲的是一种“不南不北的吴化洛阳语”，那么我们可以说南朝庶族讲的是一种“不南不北的北化吴语”。
随着士族的衰落和庶族的兴起，士族讲的“不南不北的吴化洛阳语”进入了下层社会，而庶族讲的“不南不北的北化吴语”也进入了上层社会。这种相互渗透更促进了两种“不南不北”的语言的融合，最后导致一种朝野及士庶通用新语言(本文称之为新吴语)的出现。(78) 到了陈朝，这种新吴语成了宫廷使用的语言。它同时具有汉魏中原汉语的基本语法和丰富词汇，(79) 以及原始吴语的婉转发音和生动习语，是一种非常优雅和富于表现能力的新汉语方言。因此之故，自此以后不仅不再有北人像过去那样说吴语是“鸟声禽呼”，相反中原语音倒被视为“鄙拙”。(80)
在音乐舞蹈方面，代表汉魏精英文化的清商乐在永嘉之乱后，大部分丧失，《晋书·乐志》说：“永嘉之乱，伶官既减，曲台宣榭，咸变污莱。虽复象舞歌工，自胡归晋，至于孤竹之管，云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滨之磐，其能备者，百不一焉”。一部分随东晋政权传入江东。但是正是这部分中原精英阶层的乐舞，南渡后与江东的民间乐舞结合，形成新的乐舞。故《旧唐书》卷28《音乐志》说：“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这种“新声”，就是侨、吴乐舞融合的产物。
在文化融合的其他方面(如学术风气、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由此可见，到了南朝时代，江东已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即江东文化。
五江东文化对后代汉文化的影响
这种新形成的江东文化，由于继承了汉魏中原文化和原有吴文化的精华，不仅优于汉魏中原文化和原有吴文化，也优于北朝时期形成的新的中原文化。特别是其精英文化，更是如此，成为后世中国精英文化的基础。这里简略地把南朝的江东文化和北朝的中原文化作一比较。
在江东侨、吴文化融合的同时，中原也经历了一个胡、汉文化融合的过程。这两种融合都是汉魏中原文化与不同的文化之间的融合，因此彼此有相同之处。例如陈登原已指出：在南北朝时期，江东和中原在语言和文字方面都各自发生了相当的变化。(81) 在语言方面，早在南北朝末年，颜之推就已指出当时的汉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82) 亦即南朝江东形成的新吴语，与北朝中原受到“五胡”各族语言影响的新中原汉语，都与汉魏中原汉语有很大差异。但是二者相较，则似乎前者所保留的汉魏中原汉语的成分还多一些。(83) 在文字方面，则亦如《颜氏家训》卷7《音辞篇》所载颜之推语：“晋宋已来，多能书者，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大同之末，讹替滋生；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盖文字之不同，人心之好异，莫甚于魏、齐、周、隋之世”。据此，倘若把江东与中原相比较，则似乎中原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变化甚至更大。
在精英文化方面，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差异似乎更为明显。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向来以经学为核心，并以诗(歌)书(法)为表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5“南朝经学”条指出：“南朝经学，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次为重，故习业益少”；但是到了“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诸儒充习经学，而北人之深于经者亦闻风而来，此南朝经学之极盛也”。在诗、书方面，东晋以前，著名骚人书家均出于中原，江东罕有其人，但是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风衰颓，而江东则欣欣向荣。在诗歌方面，陶渊明、谢灵运成为中国诗坛的领袖。他们开创的田园诗、山水诗，对后世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书法方面，行书是一种较新的书体，可能很早就流传于民间，但是到了曹魏时才流行于中原士大夫间。江南民间虽或流行，而士大夫尚未接受。吴灭后行书传入江南，到了东晋，王羲之、献之父子将其发展至完美，从此书艺重心亦移到了建康。(84)
这种江东文化，比起北朝时期加入了许多胡人文化成分的新中原文化，(85) 显然保留了更多的汉魏中原精英文化的内容，即如王通《中说·述文篇》所说：“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也正是因为如此，占有汉魏时代中原文化核心地区——山东的高欢，也大发感慨说：“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86)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江东文化可以视为汉魏中原精英文化的直系传承者。
由于江东文化体现了汉魏中原文化的精髓，因此即使在北朝，江东也被视为正统华夏文化之所在。唐长孺认为，吴亡之后，江南士人羡慕中原风尚，“一到晋室东迁，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便转移到了建康，改变了江南所固有的较保守的文化、风俗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说东晋以后所谓江南的风尚，有一部分实际上乃是发源于洛阳而以侨人为代表，并非江南所固有”。(87) 陈寅恪则从更长远的历史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此三源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及其他二源之重要”。(88) 由此可见，南朝后期创造的江左新制，与东晋和南朝前期保留下来而又传回北方的汉魏旧制，一同构成了后日隋唐制度的基础。陈氏在此所说的制度，不仅包括职官、刑律、兵制和财政，而且也包括礼仪和音乐。礼乐向来是华夏正统精英文化的核心，因此也可见东晋南朝形成的江东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
正是由于江东文化的这种特点，在隋统一中国后，它也受到北方精英阶层的认同和羡慕。出身关陇胡汉军人集团的隋文帝、炀帝父子，一旦接触吴文化之后，即表现出了深深的爱慕和眷恋。《隋书·音乐志》载，隋灭陈后，陈朝乐工被送到长安，文帝听了他们演奏的“清乐”后，大为赞赏，说这才是“华夏正声”。炀帝更甚，在伐陈时“殆已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学的新空气”，因为“染到了南方文学风尚”，遂“看不起前人(即北朝)的简陋”。(89)“陈平后，广为扬州总管，前后十年，以北方朴俭之资，熏染于江南奢靡之俗”。(90) 他对北方权贵窦威等“以吴人为东夷”的说法深感不悦，驳斥说：“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已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91) 炀帝不仅仰慕江东精英文化，而且也非常喜爱江东大众文化。他好吴俗，好吴语。因此天下大乱开始后，炀帝居然用吴语对萧后说：“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92) 颇有乐不思蜀的意思。这与西晋时中原士人鄙视吴人、称之为“貉子”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隋亡后，唐太宗更“能够把南方的文学和北方的吏治、武力绾合，造成更高、更合理的政权”。(93) 出身于中原、自命为华夏正统文化的代表者的隋唐皇帝对江东文化的这种崇拜，在汉魏西晋时代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新的统一帝国内，虽然北人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但在文化上，东晋南朝形成的江东文化却已被大多数人视为华夏正统文化的传承者。
江东文化在隋唐和北宋时期保持着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到了以后战乱时，虽有北人再次大量涌入江东，却不见侨、吴文化对立。例如，安史之乱时北人南迁至吴地的人数，可能不逊于永嘉之乱时北人南迁至吴地的人数，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振鹤引用时人的估计，在吴郡(苏州)治所所在的吴县，移民占到了当地户口的三分之一。不但吴县一县如此，苏州一州(包括后世的苏州、松江、嘉兴三府)的移民恐怕也占有相去不远的比例，而在常州、润州、杭州、越州等地也有大量的移民。(94) 到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北人又一次大量涌入这一地区。乍看上去似乎东晋南朝的历史又在重演，但事实非如此。以杭州为例，由于是行在，迁入的北人在杭州居民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以至连本地方言也因受北语影响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①而在迁入杭州的北人中，上层社会人士和文化精英又占很大比重，②可以说把汴梁的文化(特别是精英文化)搬到了这里。但奇怪的是在南宋的杭州，却未出现一种新的侨人文化。相反，北来人士很快就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以致北人也乐不思蜀，“直把杭州作汴州”。造成南宋情况与东晋情况强烈反差的一个关键原因，乃是早在宋室南渡前很久，江东地区在文化上就已十分发达，成为中国其他地区仿效的榜样。③而在晋室南渡时，吴文化还是被中原文化精英视为比较落后、甚至有些异类的文化。
江东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地位，并未随着南宋的灭亡而消失。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对江东文化的倾慕依然不减，使得江东(明清称为江南)成为了全国公认的文化上的领导者。④在上千年的时期内，江东一直是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心。追溯其源，其滥觞就是在东晋南朝时期形成的江东文化。
注释：
①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31，“吴会”条。
②古代的吴人和越人是否同族，史学界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吴、越同族。参见蒋炳钊：《吴、越是否同族？》，收于《国际百越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从先秦文献来看，当时的人(特别是生活在吴、越两地的人)都很清楚地指出吴、越同族。如《吕氏春秋·知化篇》载伍子胥对吴王夫差说：“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
③参见张荫麟：《中国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25页。
④参见《汉书》卷28《地理志下》。斯波义信认为当时吴国文化未必是以农业为背景的，而中原文化则是一种农业文化。参见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經済史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第366页。
⑤与此相对照的是，越国国君的先世虽然也来自北方，但其民众却依然保持着原有的语言文化。参见张荫麟：《中国史纲》，第73页；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9页。
⑥越国在灭吴之后，与齐、晋、楚并列成为当时天下四强，将首都从会稽迁至山东半岛南端的琅邪，以后近一个世纪一直定都在此，促进了其境内的华、越融合。参见钱林书：《越国迁都琅邪析》，《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⑦参见倪士毅：《浙江古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页；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174—175页。
⑧此时江东地区还存在许多仍然保持原有文化的越人，被称为山越。关于山越，普遍的看法是居住在山区的越人。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42，“山越”条；陈登原：《国史旧闻》卷20，“六朝时东南开启”条，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569页。唐长孺认为山越是南方土著，其中固有古代越人的后裔，但与汉人已很少差别，而更多则是逃避赋役与避罪入山的民众。参见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此处采纳普遍看法。
⑨参见妹尾达彦：《中華の分裂と再生》，收于岩波讲座《世界歷史》第9卷《中華の分裂と再生，3—13世纪》，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
⑩参见许倬云：《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11)晋室南渡后，以江东吴语地区为统治中心。在东晋，北人与吴人虽然有隔阂，但并未相互视为异族。相反，其他的越人却未被东晋政权有效地统治，而且仍然被北人视为蛮夷。这种情况在《魏书·僭晋司马睿传》中有清楚的表述：“巴、蜀、蛮、僚、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江山辽阔，将数千里，睿羁縻而已”。
(12)参见《魏书》卷96《僭晋司马睿传》；《资治通鉴》卷131“泰始二年”胡三省注；《晋书》卷58《周处传》；余嘉锡：《释伧楚》，《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13)关于北方宗族迁入江东的情况，参见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經済史の研究》，第368—371页。
(14)东晋吴姓士族中地位最高的顾、陆、朱、张四姓中，只有顾氏为土著，其他三姓则为汉代移民。参见何启民：《中古南方门第——吴郡朱张顾陆四姓之比较研究》，《中古门第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第79—120页。
(15)许倬云曾对吴国的大族进行过统计，发现江南土著大族共28家，压倒多数集中在吴郡、会稽、丹阳三地。这或可解释为东吴政权以吴、会、丹的已开发地区为基地。参见许倬云：《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
(16)关于孙吴门阀的形成过程，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指出，从孙吴中期开始，地方大族逐步掌握了军政大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了门阀士族的特征，到孙吴后期，已成为地位非常优越和稳定的上层统治集团。转引自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东京，2001年。
(17)参见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谭其骧指出：从西晋永嘉之乱到刘宋末年为止，南迁人口总数多达90万，约占当时刘宋全境户口总数的六分之一。这些侨人户口的分布按照今日的省区计算，江苏接受的移民最多，约26万，占全部移民总数的29％。参见谭其骧：《晋永嘉丧乱之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参见谭其骧：《晋永嘉丧乱之后之民族迁徙》。
(19)参见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0)关于世家大族和士族两个概念的区别，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0页。但在此对二者不作严格区分。
(21)据周一良估计，“侨人对全境人口之比数，自远在百分之十七以下”。参见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43页。
(22)过去学界多把魏晋南北朝史料中的“庶族”、“素族”作为士族高门的对立面来理解。1984年陈琳国和祝总斌发表《庶族、素族和寒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素族、庶族解》(《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两篇文章，对此成说提出异议。陈氏认为庶族的概念由庶姓发展而来，包括士族在当中，绝无专指寒门的意思。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所用的“庶族”一词不是史籍的原义，应摒弃而代之以“寒门”或“寒族”。祝氏进一步指出：两晋南北朝史料所见“庶族”、“庶姓”，与这一时期经常出现的士庶之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南朝以前一直使用庶族、庶姓这些词作非宗室大臣解。刘宋末年，二者开始混用。东晋以后由于门阀制度高度发展，非宗室大臣绝大多数出身高门，庶族、庶姓特别是含有褒义的素族、素姓也就被用来同时指高级士族。此外，唐长孺在《读史释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中分析了“素族”、“素门”、“寒士”的概念，认为它们或是对宗室而言，或是对家族显贵受封爵者而言，而最一般的用法是士族间的互称。详见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本文为简化讨论，仍然采用传统的说法。
(23)参见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
(24)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48页。
(25)按照卫聚贤的统计，西汉的23个著名学者中，出自山东者为15人，河北3人，河南2人，江苏2人，陕西1人。转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卷20，“六朝时东南开启”条，第569页。其中出于江苏者是否来自本文所说的江东尚不得而知。
(26)参见王永平：《孙吴江东地区经学风尚考论》，《史学集刊》2003年第6期。
(27)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57页。
(28)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8、90页。
(29)例如在书法方面，东晋初年吴地士人葛洪曰：“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州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有古体，俱足周事”(《抱朴子》外篇之26《讥惑篇》)。唐长孺指出：三国时代南北书法确实有颇大差别，以致王僧虔在《论书》中说：“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较其多少”。参见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53页。
(30)关于吴歌的问题，参见王运熙：《吴声歌曲的产生时代》、《吴声西曲的产生地域》以及王氏自述《研究乐府诗的一些情况和体会》，均收于王氏《乐府诗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31)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9页。
(32)《世说新语》“方正”条：“王丞相(导)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玩)。对曰：‘培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33)参见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34)参见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35)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41页。
(36)参见陈登原：《国史旧闻》卷20，“南北朝语文变化”条，第633页。
(37)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26页。他们指出三个原因，我认为正文中所谈的两个原因，对东晋南朝江东的族群融合的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38)刘宋皇室出自侨姓庶族，因此较多受到吴地俗文化的影响。宋少帝是第一个拟作民歌(吴歌)的皇帝，宋孝武帝更把江东民间“淫声”作为正式的音乐，并将吴舞等民间舞蹈也搬到宫廷。宫廷中流行吴歌、西曲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宫廷中聚集了大批“市里小人”，而这些人，大多数是吴姓庶族。参见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
(39)事实上，即使在士族内部，等第越高，融合也就越困难。上层士族保持“南北不婚”的传统，固守自己的郡望，并远离南方土著社会；而中下层士族虽然也保持其地域和婚姻集团，但却通过土断改变籍贯，融入南方社会。参见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由此可见，庶族的融合确实比士族更为容易。
(40)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05—306页。
(41)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57页。
(42)例如司马道子就好吴歌。参见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43)参见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
(44)宋武帝在登上相位之后，虽然也想效慕士族风习，谈辩论理，但郑鲜之不予宽假，每至辞穷理屈，也不得不承认“我本无学术，言义尤浅”。见《宋书·郑鲜之传》。从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5“南朝经学”条及“宋齐多荒主”条中所列举的大量事实中，可以看到宋、齐皇室并未受到儒家礼教的熏陶。
(45)刘师培指出在南朝文学中占有显要地位的宫体诗，即出自江东民歌。参见氏著：《中国中古文学史》，台北：育民出版社，1979年，第91页。
(46)东晋南朝时代的侨姓士族对儒家伦理的态度颇为复杂，相关论述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57—360、309—310页；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转引自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51页；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51页。
(47)《隋书·地理志下》。《隋书》十志(包括《地理志》)本为《五代史志》，因此所述并非仅是隋代情况，而是南朝与隋时的情况。
(48)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09页。
(49)参见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經済史の研究》，第371、375页。
(50)转引自钱穆：《国史大纲》，第385—386页。
(51)参见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13页。
(52)参见余英时：《从史学看传统》，《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
(53)例如白苎舞本是吴地民间乐舞，但是到了梁朝时，已经逐渐“雅化”，变成宫廷乐舞。参见彭松：《中国舞蹈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99—100页。
(54)《南史·王昙首传附僧虔传》载，出身高门的王僧虔，“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人间竞造新声……上表请正声乐”。冯尔康认为这表明王氏“强调庙堂音乐的正统性与传统性，反对新乐曲和民间乐曲”。参见冯尔康：《古人生活剪影》，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第312—313页。联系到前面所引唐长孺所谈到的东晋司马道子、刘宋孝武帝把原来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江东民间“淫声”作为正式的音乐，并把吴舞等民间舞蹈也搬到了宫廷，我们可知王氏所反对的确实是这种吴地民间音乐。
(55)这一点，在语言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许多国家，上层社会使用拉丁语，下层社会使用土语。而在莫卧儿帝国，上层社会使用波斯语和突厥语，下层社会则使用各种印度原有的语言。
(56)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57)G.William Skinner( ed.)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355.
(58)欧洲精英文化成为“封闭的传统”(closed tradition)之说，参见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59)在中世纪的欧洲，精英文化的代表是拉丁文文化。对于本地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是一种完全的外国文化，与他们的土著文化无涉。因此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十分隔阂。而中国的“雅言”文化则是本国语文的雅化，普通民众也可以理解其中的若干内容。见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6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2“江左世族无功臣”条指出：“六朝最重世族……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此江左风会习尚之极敝也”。
(61)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94页。
(62)宋、齐、梁三朝的皇室，都出身于侨姓平民。宋武帝系晋陵郡丹徒县人，齐高帝与梁武帝俱为晋陵郡武进县人，而陈武帝则为吴兴长城县人，系吴姓寒人。
(63)唐长孺指出：“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到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94页。
(64)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57页。
(65)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
(66)如王锡(王导七世孙)以女妻沈庆之子沈文季，谢超宗(谢玄玄孙)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谢朓妻王敬则女等。王、谢均为头等侨姓士族，沈为吴姓庶族，而张敬儿、王敬则则为侨姓庶族中之寒微者。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第271页。
(67)详见《南史》本传。并参见冯尔康：《古人生活剪影》，第312—313页。
(68)《通典》卷182《州郡十一》。
(69)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见氏著：《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70)当然，正如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一样，在这种江东文化中，依然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分。不过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差异不再表现为一种“外来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差异，或者一种相互隔绝的僵化的等级文化的差异。两者之间是一种比较容易交流和互动的关系。
(71)《魏书》卷59《刘昶传》载，魏收说刘昶“诃詈童仆，音杂夷夏”。而其所说的“夷”，乃指吴音而言。参见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09页。
(72)余嘉锡：《释伧楚》。
(73)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88页。
(74)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57页。
(75)《宋书·虞悦等传论》。
(76)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5，“南朝经学”条。
(77)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87—88页。
(78)周一良认为：“窃疑亦惟在扬州，此种侨吴混和之语音最为盛行”。见氏著：《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88页。
(79)经现代汉语方言学研究，在北方汉语(即“官话”)之外的六大方言中，吴方言与普通话(即标准汉语)最为接近，而且吴语还保留了大量古代北方汉语的成分，这些成分在现代北方汉语中已消失。推其源，自应归功于六朝时期的大融合。
(80)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87页。
(81)陈登原：《国史旧闻》卷20，“南北朝语文变化”条，第631—633页。
(82)《颜氏家训》卷7《音辞篇》。
(83)顾炎武：《音论》卷1说：“说者谓自五胡乱华，驱中原之人入于江右，而河、淮南北，夹杂胡言，声音之变，当自此始”。
(84)参见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51—381页。
(85)北朝时，甚至连祭孔也不用雅乐而用巫。《魏书·高祖纪》载，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曾下诏，禁这种“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牲歌舞，倡优媟狎”的祭孔方式。
(86)《资治通鉴》卷157，“梁武帝大同三年”。
(87)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61页。
(8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第1—2页。
(89)钱穆：《国史大纲》，第385—386页。他还指出：“炀帝之设进士科，虽非专考辞赋，然要为沿袭南朝尚文之风气”。
(90)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9页。
(91)隋炀帝：《敕窦威、崔祖濬》，收于《全隋文》卷5。
(92)《资治通鉴》卷185，“唐高祖武德元年三月”条。
(93)钱穆：《国史大纲》，第385—386页。他还指出：甚至“炀帝之设进士科，虽非专考辞赋，然要为沿袭南朝尚文之风气”。
(94)参见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3期合刊。
